均衡适配与协同发展: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政策工具选择和优化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在地方层面的有效落地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对政策工具的合理选择。本文基于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和工具编码,利用层次聚类得到工具选择偏好地方类组,进而解析政策工具的整体分布和内部选择特征;同时采用共现分析将各类组内的政策工具组合关系可视化,揭示地方政府的核心工具和组合结构;最后,归纳出当前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政策工具的选择类型,并从“均衡、适配、协同、发展”四个角度提出不同类型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优化策略。图8。表6。参考文献49。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研究综述

[目的/意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日趋完善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政策扶植,本文旨在分析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工具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方法/过程]基于政策工具理论,立足国内外政策工具及其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研究现状展开述评。[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国外对政策工具定义研究的成熟度和影响力较高,聚焦公共文化政策工具属性、应用及效用提升;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相关的政策演进、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实践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研究内容、主题、方法维度仍然存在不足与缺陷。提出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优化策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地方政府公共社会支出的扩张及差异(2000—2020年)

公共社会支出是衡量区域福利发展的关键概念,本研究界定我国公共社会支出的范畴并进行测量,同时采用时间序列聚类分析揭示省级政府2000—2020年公共社会支出的变化特征。研究发现:公共社会支出的内在结构决定了我国福利扩张的变化特征,从分类支出的结果来看,社会保护支出决定了我国公共社会支出具有典型的阶段性扩张特征;不同省级政府间的公共社会支出存在系统差异,与我国经济增长态势相悖,即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公共社会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反而更高,呈现“西北东北高、东南低”的空间特征;我国地方政府公共社会支出变化特征主要分为4种类型:平稳增长型、阶梯上升型、剧烈波折型和波动增长型。要理解中国的福利扩张,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地方公共社会支出的结构变迁。

基于公共治理范式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政策执行力弱化的成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中的自利性、机制缺损、人员素质欠佳、监督乏力等。基于善治范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创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机制应注重优化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动力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以及完善利益均衡机制等。

地方政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新政策研究

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法研究2012年以来我国典型的地方政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新政策,探讨地方新政策制定的背景、政策工具的使用与政策着力点的布局情况。构建新的政策支撑体系,指出地方新政在实现巨大突破的同时也存在上下级政策联动不足、特定行政区域内的效力限制、相关配套政策改革不足、专项政策综合作用力不强的风险。最后提出政策改进的建议。

地方青少年体育合作治理何以可能——基于上海市、浙江省深化体教融合实践的探索式案例分析

在深化体教融合背景下,地方青少年体育正在由部门一元治理向跨部门、跨层级和跨领域的合作治理转变。以上海市与浙江省深化体教融合实践为案例,系统探索地方青少年体育合作治理的动力、构成要素、实现路径与演化机制。发现:①地方青少年体育治理目标融合、结构变化及政策缺位所形成的动力影响其治理变革;②青少年体育合作治理作为地方探索深化体教融合的实践成果,其核心要素包括纵横共生的治理主体、层级递进的治理内容和强基固本的治理方式;③沿着探索政策创新方式、构建政策执行体系和释放国家政策红利的路径,地方青少年体育治理由内生型、行政性、线性化治理向外生型、自发性、网络化的合作治理转型。

发展型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制度-机制-行动的三维视角

在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型公共政策取得可观经济增长成绩,同时发展型公共政策又脱嵌于地方治理体系和过程。这种正负效应叠加的现状深刻影响地方治理体系变迁过程。在不改变地方治理格局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公共政策转型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总的思路是:发展型公共政策最终要服务于地方治理体系;只有通过地方治理体系重塑才能最终纠正发展型公共政策的负面效应。首先要树立从速度效率到均衡并进的国家与社会良性发展格局;其次是要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完善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评价体系;再次是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从管制走向服务,让公民参与决策过程,最终建立地方治理的协商性基础。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指地方政府贯彻执行政策、实现政策目标时所具备或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和力量,它是地方政府内在品质与外在张力相结合的一种合力。优化执行主体、扩大公民参与、强化利益整合、完善执行机制、改善执行环境,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路径。

公共政策影响中国地区工业集聚了吗？--来自省级数据的证据

既有研究表明,政府政策对产业集聚存在显著影响。而在转轨期中国,政府政策行为涉及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公共服务政策,以及部分地区政府直接参与地方经济的投资活动等多样化内容形式。通过考察中国现阶段地区工业集聚呈现的新特点,即地区工业集聚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地区工业集聚程度降低态势;探讨政府差异化的政策行为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内在影响,并基于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予以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政府政策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不同;对外开放政策、产业政策、公共服务政策有利于地区工业集聚;财政政策对地区工业集聚存在负向作用;而土地政策以及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和直辖市虚拟变量,对地区工业集聚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探赜——以A市N镇新农合政策实施为例

基于A市N镇的实地调研,以新农合政策的具体实施为例,对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力进行探究,发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存在执行不力、执行扭曲以及执行低效等问题。其原因包括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时具有自利性倾向、政策执行主体的机构设置不健全、公共政策自身的缺陷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价值判断偏向等。因此,要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就需要整合央地利益诉求,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度设计,建立专业化的政策执行机构,提高政策目标群体的政策认同度,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整合力。

企业集群中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企业集群强大的竞争优势 ,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管理学的高度重视。集群战略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同时集群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本文首先介绍企业集群现象 ,然后探讨公共政策的含义和必要性 ,及其与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主要区别 ,再分析公共政策的治理内容 :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区域营销、公共和私营企业合作发展、区域产业组织有关问题和加强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五个方面。

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政策创新——温州地方政府政策的演变与分析

地方政府作为正式制度供给的主体之一,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为背景,实证描述和分析了地方政府政策在突破旧制度约束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显著跃迁性的特征。温州地方政府适时的政策创新,促使民营企业的非正式制度创新逐步转变为正式制度安排,为民营企业从非法走向合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温州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过程中,既符合了温州民营企业的利益和制度知识,又符合了政策者的既得利益和意识目标,政策供给兼备了社会可行性和组织可行性,从而使得政策效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转型期地方政府信用资源流失的制度分析

信用资源不断流失、信用能力不断下降是转型期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它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权威 ,提高了政府运作成本 ,并使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受到侵蚀。从公共管理的制度层分析政府信用资源流失的主要根源 ,并探讨如何通过优化公共管理的政治制度架构 ,改革公共政策制订实施的相关制度 ,建立政府信用责任机制和制约机制 ,不失为一种提升地方政府信用能力的对策思路。

服务型公共政策中的合作机制:以城市安全政策为例

当前中国服务型公共政策相对低效,需要开发有效的政策贯彻机制。国家、社会和市场多方合作机制,成为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安全治理,除了要依靠以正式体制性权力和组织为基础的合作关系,还应当研究如何巩固和拓展更多类型的政策网络。应当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主体,如何从目前被动式的政治动员机制,发展出内在激励、共识培养、互惠互利的现代合作策略。从单一的权力依赖型和政治动员型的网络结构,发展出可持续的资源依赖型以及共识型的政策网络。

地方政府全民健身政策执行力指标构建及其应用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特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对地方政府全民健身政策执行力进行了探讨。根据米特-霍恩公共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确定了地方政府全民健身政策执行力的基本构成因素,并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构建了地方政府全民健身政策执行力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以及27个三级指标,运用AHP方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最后,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对评价体系进行了实际运用。结果显示,昆山市全民健身政策执行力水平总体上处于良好等级,但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多元渠道,提升配套政策的完整度与灵活度,强化政策执行主体的沟通与协作,创新全民健身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评估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政策扩散路径与行动策略

基于政策扩散理论,以国内60个地方政府出台的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政策文本为对象,分析探讨了政策扩散的路径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购买体育服务政策扩散效应还不显著,尚处于S型曲线的第一阶段;政策扩散的空间邻近效应明显,先行地方对周边政府具有示范效应,周边地区在政策内容上兼具模仿和创新双重特征。政策扩散路径上,地市级政府政策扩散的意愿较强;在扩散动机上,外部性(尤其是上级部门和地区经济实力)对地方政府政策扩散影响较大,民众的需求和社会共同价值理念是政府供给的动力,而规范是执行的基础和保障。

乡镇权威、奥尔森困境与地方治理秩序——一个桂北乡镇的政治生态与治理逻辑

乡镇权威是地方治理函数中的重要变量。毫无疑问,良好的或递增的乡镇权威对于基层公共政策动员和执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乡镇权威的递减或丧失,则容易导致地方公共政策执行的困难,进而导致地方治理秩序陷于奥尔森困境的泥潭。通过以桂北调查中的乡镇案例叙事,探讨乡镇权威和基层公共政策运作的相关性,从而展现地方治理秩序中的政策遭遇以及非合作博弈过程中的集体行动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框架下,重塑乡镇权威和开展有效的地方治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模糊的属地化管理: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以流动人口服务供给为例

地方政府为何会出现政策执行偏差呢?已有研究从压力论和激励论两个方面分析强压力和强激励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弱压力和弱激励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差,这为我们理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是,为何一项国家三令五申重视和强调的政策难以落地呢?压力理论和激励理论忽略了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该组织结构对压力与激励的影响。国家组织内部呈现模糊的属地化管理的实然特征。 模糊的属地化管理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差,形成压力和激励无效传导机制。S市流动人口服务供给的个案研究,验证了模糊的属地化管理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机制。该机制的理论贡献在于,在压力论和激励论的基础上提出压力和激励的传导过程,建构“模糊的属地化管理导致压力和激励无效传导”的理论框架,为政策执行偏差提供另外一种解释。

公众参与实践差异性研究——以珠三角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公众评议活动为例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主导的公众参与实践蓬勃兴起,吸引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地区的公众参与实践呈现出各异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效果。形态各异的公众参与实践引发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主导的公众参与实践存在着什么差别;第二,为什么地方政府部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吸纳公众参与。在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下,广东一些城市开展了公共服务政策公众评议活动。根据公众参与的程度和参与水平,这些城市的公众参与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模式:咨询式、点评式、商议式、协商式。根据价值取向、行动目标与组织结构的三维分析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社工委领导对于参与价值的认可程度决定了他们对公众评议的接纳程度,各地社工委设定的公众评议活动的行动目标影响了公众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社工委所处的组织环境是影响公众评议活动能否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途径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作为一种诉诸市场理性和效率的新型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方式,对其购买途径的研究可以通过描述当前中国的具体现状,以更好地回应公民的多元公共法律服务需求。通过建立描述型框架和采用跨案例聚类分析方法对购买途径进行分析,指出,购买途径中存在购买内容界限模糊、购买范围狭窄、规定型购买缺乏统筹、裁量型购买不足、购买途径失衡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制度以厘清购买内容界限、考量"公共性"以拓宽购买范围、构建工作机制以统筹规定型购买、培育民众信任以引导裁量型购买、规范公开招标及政府补贴和加强监督公开以规范私人关系的购买途径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