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与王乃昂、黄银洲、何彤慧三同志商榷

针对唐前期"六胡州"及其后继管理机构治城位置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学术认识的分歧,有必要再次进行学术讨论。透过对《定位问题》所举论据的剖析,可以看出窨子梁出土的唐人墓志及其他资料并无法证明唐前期鲁州城即今兴武营故城,与"六胡州"相关城址的"考定"纯属画蛇添足,对什贲故城、兰池都督府城的推断也是误判。因目前关于唐前期"六胡州"治城的证据欠缺,其治城位置研究尚无定论,仍需同行继续向前推进。剖析相关论文出现诸多舛误的根源乃在于失当的研究方法、浮躁的学风。学术界须提倡审慎严谨、求真求实、淡泊名利、稳步推进的健康学风。

山西考古断想

综合山西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材料,对晋国史一些重要问题作出断想:一是叔虞封唐,称唐伯,封邑为鄂,鄂在汾水以西;燮父迁翼,在汾水以东,改称晋。二是晋都历经三迁均在唐地,从鄂到翼(晋)为一迁,从翼到绛为二迁,从绛到新田为三迁。三是梳理了与晋关系密切的姬姓封国,如霍、魏、杨、栾、韩、荀、中行、智、祁、羊舌等及异姓如范、先、赵等的族属渊源。四是简述晋国疆域范围的空间分布、发展和变化。五是辨析晋国与赤狄、白狄、姬姓之戎、姞姓之戎等的关系,如怀姓九宗是赤狄媿姓的九个分支、白狄是姬姓之狄等。六是认为湖北之随、唐、鄂均与山西有密切关联。凡此种种联系与推断,对山西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试论唐代诗人的城市情结及精神地图——以“双都八州”为中心

本文是呼应《文学地理学原理》(梅新林、葛永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三原说"而开展的关于文学地理研究路径的一种探索,通过唐代诗歌作品分析,完成局部层面的"场景还原",到全时代、全空间层面的"版图复原",进而探讨一个时代文人的"精神地图"。本文重在从诗歌作品的客体空间出发,以文本空间为依据,探讨主体空间的情感特质,基本思路在于:首先通过数据检索选取相关的城市,以检索统计的方法,筛选出在唐代诗歌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城市,在此基础上结合关于唐代城市的整体认知、城市方位、类型特色等因素,最终筛选出一定数量的研究对象。然后是将所研究的城市加以分类。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通过对相关城市歌咏的分析,探讨唐代诗人的城市情结,最终探索推演唐代诗人的精神地图。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解析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是探索国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方面 ,亦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从总体上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竞争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也是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 ,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和举措 ,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最终需要通过政资分开 ,政企分离 ,建立和健全国有资产管理、营运。

唐北都中城地理环境略考

太原自春秋时期建城,在唐代,其政治地位达到顶峰,称为北都.武后时期,并州长史崔神庆跨城连堞,修建了北都中城.自宋初太原城被毁灭之后,中城的详细情况已不可考,历代学者根据文献对中城的位置与规模进行了考证,但对其内部结构与构造却没有涉足.通过对唐代北都中城研究,探寻其位置和布局结构,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太原的历史.

越国都城规划思想的当代意义

越国都城"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的选址思想,"天地人生,和谐合一"的规划理念,西城东郭、城郭连结的空间结构和"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的都城模式,不仅蕴含了越都城规划建设中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同时也为古都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证研究途径。特别是对"象天法地""坐西朝东为尊"和"筑城造郭"等一些重大问题的破解,显示了2500多年前越国古城规划思想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生命力。越都规划思想的深入挖掘和探讨,对当代城市规划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模数控制方法试探——从明中都设计尺度复原谈起

针对明中都的"建成状态"与"方案状态"在城墙长度、城门数量、坛庙建筑等方面的差异,讨论了明中都原初规划的设计模数与设计思路。将明中都与《考工记》所载周王城、周代曲阜鲁城、东魏北齐邺城、隋唐长安的推测设计方案进行对比,重新梳理了古代都城模数控制规律的研究线索,并籍此分析了纪念碑式都城空间的实现与传承路径。

新郑唐代张昭训墓发掘简报

2013年4月,在郑韩故城发现唐代张昭训墓葬。墓中出土墓志记载了墓主人是死后特意埋葬在黄帝故里风水宝地上。墓志中还出现了关于郑国都城标志性的地名。此墓的发现对研究古代新郑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晚唐博州城、坊、乡、村考补——以聊城新出唐代墓志为中心

晚唐博州为魏博节度使治下腹地,然关于当时博州史料记载无多。今聊城绳张墓地新出唐代墓志,其于晚唐博州城之位置、内外聚落及官道、河流与湖泊等历史地理信息记载颇多。本篇译释志文,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对博州城地理位置,城、坊、乡、村分布及相关信息作考证、补充,并纠正史料记载之讹谬。

觉公簋、晋侯尊与唐都地望

觉公簋的公布,确立了唐、晋异地的事实,天马—曲村遗址即燮父所迁之都,其名可通过晋侯尊铭文确定为"向",寻找唐都地望则成为当前重要的考古工作。一般认为,因周晋灭唐,后迁唐于晋,唐都遗址应表现为殷墟文化、早期周文化共存且先后相继的考古现象。但这一思路所本的《史记·索隐》语源混乱,对历史沿革、国别、国都这一从大到小的范畴区别不清,以致对《世本》、《括地志》及《左传》杜预注误读。通过语源梳理及参照相关考古资料,本文提出叔虞鄂都与古唐旧都或是两邑,在考古探寻上更有可能表现为遗存级别与唐子相吻合的殷墟文化、与叔虞封地相吻合的早期周文化遗址分居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