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及峰值预测研究

随着我国对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意愿的逐渐增强,首先,利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模型对我国2011—2019年人均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以明确各影响因素的贡献量、贡献率,并得出2011—2019年我国人均碳排放累积增长约为1.09 t。其中,经济发展起主要促进作用,累积贡献值约为5.61 t;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强度降低起抑制作用,累积贡献值分别约为-0.66 t和-3.86 t。其次,依据相关政策公布的经济社会发展预定目标,设定3种模拟情景下的指标变动量,并预测2022—2030年的CO_(2)排放量。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CO_(2)排放量在2027年达到峰值,约为110.87亿t,人均CO_(2)排放量为7.69 t;低减排情景下CO_(2)排放量在2029年达到峰值,约为112.04亿t,人均CO_(2)排放量为7.75 t;高减排情景下CO_(2)排放量峰值出现在2023年,约为110.00亿t,人均CO_(2)排放量为7.74 t。

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时空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子

人类对陆地生态系统的改变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探索土地利用变化与碳排放的动态关系,有助于区域土地低碳可持续利用。研究基于土地利用转移视角,采用重心-标准差椭圆方法揭示了京津冀地区土地利用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化特征,评估了碳排放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并借助改进的Kaya模型和LMDI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建设用地的转入是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引起碳排放量增加15844.36万t;耕地、草地向林地、水域的转变促进了地区固碳能力的提升。(2)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北-西南方向向中心进一步聚集的趋势,并且东-西向聚集趋势大于南-北向。(3)京津冀地区整体碳排放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呈向好趋势发展,但大部分地区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失衡现象,地区间碳生产力差异逐渐增大。(4)经济水平是促进碳排放增加的最显著因素,单位GDP用地强度是抑制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是促进低碳土地利用的基础,低碳经济发展是促进地区减碳的重要途径。

“双碳”背景下福建省物流业运行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物流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产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对物流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行业低碳化发展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运用碳排放系数法测度福建省2012—2021年物流业碳排放总规模,在此基础上利用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模型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人口因素对福建省物流业运行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能源效率和人口因素对福建省物流业碳排放总量增加起促进作用,其中经济增长因素的促进作用最大;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因素对福建省物流业碳排放增加起抑制作用。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推动福建省物流业低碳化发展建议。

福建省旅游业碳排放脱钩关系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厘清福建省旅游业碳排放、探讨旅游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及其驱动因素,是实现低碳旅游的关键。研究用“自上而下”法估算了2000—2021年福建省旅游业碳排放量,用Tapio脱钩指数模型分析了旅游收入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并用LMDI法分解了脱钩关系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2000—2021年,福建省旅游碳排放量从0.343百万t增至4.375百万t,增长显著,其中旅游交通碳排放占比最大,达82.32%。(2)旅游收入与碳排放的脱钩演变特征为扩张性负脱钩-弱脱钩-扩张性负脱钩,距强脱钩仍有较大差距。(3)旅游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和旅游消费水平效应是脱钩的正向因素,其中能源强度效应波动较大,是未来减排的重点方向;游客规模效应和区域经济发展效应是脱钩的负向因素。

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解

综合运用碳排放系数估算法与旅游剥离系数法,估算2011-2021年中国省级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零售邮电业与旅游活动的碳排放量,并运用对数平均迪式指数(LMDI)分解模型解析旅游碳排放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旅游业碳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南多、西北少的特征;旅游交通碳排放与旅游活动碳排放是旅游碳排放主要来源;旅游消费水平与游客规模是旅游碳排放产生的主要因素;旅游能源结构与旅游能源强度对旅游碳排放起抑制作用。

应用LMDI模型的江西省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驱动力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江西省2011-2020年公路运输、水路运输、铁路运输和民航运输总的能源消耗数据,确定了江西省交通运输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利用对数平均权重(LMDI)法,分析了模式分担、能源结构、规模效应、能源强度、经济效应对江西省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变化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0年,江西省能源使用最多的是汽油和柴油;公路运输部门是江西省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最多的部门;对碳排放的增长起推动作用的是模式分担与经济效应,起抑制作用的是能源结构与规模效应,而能源强度波动较大。

北京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时期,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重要阶段。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and Technology,STIRPAT)模型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增加自变量,更好地分析相关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北京市为研究区,通过构建扩展的STIRPAT模型,分析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人均汽车保有量、城市化率、第三产业GDP占比、能源消费强度与人均碳排放量的关系,并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分解法分解能源消费强度。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强度对人均碳排放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来看,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可再生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

中国钢铁产业碳排放脱钩弹性及驱动因素——基于Tapio脱钩模型与LMDI分析

新发展阶段,明晰钢铁碳排放与产业增长的关联,厘清钢铁碳减排路径,将助力实现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钢铁领域“双碳”进程。基于2000—2019年中国钢铁碳排放测算数据,运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中国钢铁产业碳排放与产业增长的关系,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对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研究表明,2000—2019年中国钢铁产业碳排放与产业增长的脱钩状态较为稳定,基本上呈现弱脱钩状态。生产规模效应和资源效率效应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能源结构强度效应和能源消耗强度效应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建议从大幅增加钢铁行业科研投入、调整钢铁行业能源结构、创新工艺流程、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模等方面开展钢铁产业碳减排工作,助力低碳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LMDI模型的深圳市铁路客运站运维阶段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

自“双碳”政策提出以来,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节能减排措施。铁路客运站发展至今已经由简单的候车站房发展成综合性交通枢纽,但其对应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尚不明确。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以深圳市铁路客运站碳排放为研究背景,收集了深圳市铁路客运站碳排放数据,结合铁路客运站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数据特点构建了基于LMDI的铁路客运站碳排放驱动模型和计算方法,并对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逐年分解,结果表明碳排放系数效应、客运结构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对铁路客运站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能耗强度效应和客运运输强度效应对铁路客运站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可以为深圳地区碳排放政策和节能减排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长江中下游典型区域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以江西省九江市为例

[目的]定量测算江西省九江市土地利用碳排放,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并估算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为九江市构建绿色低碳土地利用方式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采用土地利用碳排放系数法测度2000—2020年九江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和时空变化规律,并从网格化的视角,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识别各县区碳排放风险,基于对数平均迪式指数(LMDI)模型,分析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2000—2020年九江市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呈递增趋势,年均增幅为13.75%,建设用地是主要碳源,占碳排放量的90%以上,林地是主要碳汇。九江市净碳排放量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森林覆盖率好的武宁县、修水县一直处于碳汇功能,濂溪区、浔阳区、湖口县、瑞昌市的碳排放量占九江市净碳排放量的95%以上。九江市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整体偏低,并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长江沿岸县区濂溪区、浔阳区和柴桑区处于高度碳排放风险区。经济发展水平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消费强度则是抑制碳排放的关键因素。[结论]2000—2020年九江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大幅增加,应控制新增碳源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并积极探索低碳绿色能源利用体系,着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的“九江模式”建设。

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增长驱动因素贡献度的定量研究——基于LMDI法

使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法,根据中国经济和彩票业实际情况,对LMDI法加以适当调整,并结合对各级各地体育彩票机构的调研访谈,以月度时频分析人口、经济、彩票行业和机构等驱动因素对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总体以及各省份在各时期体育彩票销售增长的贡献度,考察“彩票监管审慎政策发布”和“世界杯举办”等事件对于体育彩票销售的影响,并与中国福利彩票相应指标进行对比。研究表明,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增长3项最主要动因依次为国家层面经济因素、行业因素和机构因素;地方层面机构因素有一定的边际性作用,但未得到充分释放,人口数量下降对彩票销售的负面冲击已在部分省份显现。两项彩票审慎监管政策初步实现了制订初衷,但亦有负面问题;世界杯举办期间,在体育彩票机构努力和监管部门支持下,体育彩票销售大幅增长。体育彩票与福利彩票此前长期的互补关系近期与竞争关系相抵消。基于此,建议国家体彩管理中心强化全局引领作用,地方体彩管理中心有效发挥主观能动效应,且体育彩票相关机构应积极与监管部门实现良性互动,与福利彩票协调好合作关系。

低收入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结果公平:总体趋势与政策建议

文章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追访数据,采用均值对数偏差指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的测量指标,实证刻画了低收入家庭子女义务教育结果公平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收入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结果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家庭经济状况对于义务教育结果表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延续性;(2)不同收入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结果表现相对公平,但家庭是否陷入“贫困”状态对于义务教育结果表现的影响随学年的深入逐步扩大;(3)不同家庭收入水平、性别、户籍、民族学生的义务教育结果表现差异主要是由组内因素所决定的,但组间因素的影响效应同样随学年的深入而扩大。

珠三角城市群用水量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减轻经济增长对水资源消耗的依赖,对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整体和城市两个维度分析其水资源负载状况,采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2009-2019年经济增长与用水量的脱钩时空变化特征,并基于LMDI分解法探究影响因素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珠三角城市群水资源负载较高,除肇庆、惠州、江门3市外,其他6市水资源负载等级均达到Ⅴ级;珠三角城市群强、弱脱钩状态占比为98.9%,部分城市则呈现强、弱脱钩交替状态;技术效应、产业结构、节水能力是珠三角城市群脱钩的主要驱动因素,单位水资源效益、人口规模则抑制了脱钩。本研究可为减少城市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依赖、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西南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测算与驱动因素分析

以西南地区云贵川三省为例,通过排放系数法,利用2011—2019年三省的能源消耗量数据,对交通运输业进行了碳测算,针对能源结构、效率、产业结构、经济、人口5个常见驱动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三省区域特点和交通现状,增加了公共交通参与度、公共交通设施饱和度、土地利用结构、绿色植被覆盖率4个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2011—2019年间,云贵川三省能源效率、居民公共交通参与度、公共交通车辆饱和度的平均值小于1,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起抑制作用,其中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最显著,平均值为0.952,其余6个因素平均值大于1,起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因素促进作用显著,平均值为1.047。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为云贵川三省的交通运输业提出了节能减排建议。

黄河下游地区水资源生态足迹时空分析与预测

[目的]评价黄河下游水资源生态承载状态,为地区水资源管理与规划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运用水资源生态足迹理论结合对数均值迪式指数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对2007—2020年黄河下游水资源生态足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核算分析,并通过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2021—2030年的水资源生态足迹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结果]黄河下游历年水资源生态足迹远高于生态承载力,水资源生态赤字现象严重;水资源生态足迹与生态赤字年际间均呈波动降低趋势,用水效率逐渐提高,农业用水是最大的水资源生态足迹账户;黄河三角洲是黄河下游水资源生态压力最大的区域,淄博、济南、郑州和泰安4市的生态压力相对较小;经济效应对黄河下游水资源生态足迹变化起正向主导作用,技术效应起负向主导作用;预测结果表明,2021—2030年黄河下游人均水资源生态赤字由0.387 hm^(2)/人降至0.359 hm^(2)/人。[结论]在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用水结构优化调整等综合作用下,黄河下游地区用水效率逐渐提高,水资源生态压力有一定幅度的缓解。但由于该区域水资源生态赤字基数较大,未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亟待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的统筹管理,助力黄河下游地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从城市到城市群:京津冀物质代谢特征及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一体化战略的持续推进,城市管理者急需了解城市规律以消减生态-资源-环境挑战,并提供坚实物质基础。以京津冀城市群及其组成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从城市群和城市两尺度核算并分析了2000—2017年物质消耗状况及变化趋势,识别并对比了主要贡献物质、贡献部门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期间,京津冀城市群物质消耗量总体上升。从物质类型看,主要由非金属矿物(>34.2%)拉动;从产业结构看,受到工业部门(>58%)绝对影响。首要驱动因素为经济规模(>50%)。(2)各城市物质消耗量与城市群较为类似,总体也呈增长态势,几乎均受到非金属矿物和工业部门驱动,且经济规模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的是物质消耗强度作用类型多样,且产业结构效应在城市中贡献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城市及城市群代谢的规律,能够为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结构奠定基础,为城市及城市群生态管理与调控提供切实可行的落力点。

济南市工业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水平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济南市5种主要化石能源消费量,核算了济南市的工业碳排放量。运用Tapio脱钩模型和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模型(LMDI),探究了济南市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及驱动因素。结果发现,济南市工业总碳排放量由2011年的29.30 Mt增长到了2020年的43.17 Mt,莱芜市的加入是济南市工业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尽管至2020年,济南市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基本实现了强脱钩,但2011—2020年整体脱钩状态不稳定,不同工业行业脱钩的趋势也存在差异。工业人口规模、经济产出、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碳排放因子对济南市工业碳排放有正向驱动效应,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有负向驱动效应。

广东省农业碳氮磷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力

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和氮磷富集形成的水体富营养化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农业部门作为碳、氮、磷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解析其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对我国减污降碳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广东省农业部门面板数据,构建了农业源碳排放模型、氮磷流失模型和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驱动力模型,分析了省级和县级单元农业源各部门的碳、氮、磷排放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广东省县域农业源碳氮磷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性、相关性和同源性特征;(2)1990~2021年广东省农业源碳氮磷排放量变化呈现分异性特点,碳排放量上升,氮磷排放量下降,氮磷比呈上升趋势;(3)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单位第一产业增加值排放强度分别是影响广东省农业源碳氮磷排放上升和下降的最大驱动力,且在不同元素之间重要性排序不同,表明控制农业源碳氮磷排放变化的驱动因子存在差异。本文成果将为广东省农业源碳氮磷排放关键源区识别和协同调控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三维水足迹模型的河南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评价

基于三维水足迹模型,以水生态赤字与盈余、水压力指数、水资源集约利用指数和水资源可持续指数4个指标构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指标评价体系,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分析河南省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并且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分析水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省水足迹由大到小为生产用水足迹、生活用水足迹和生态用水足迹,其中豫北和豫中各市的水足迹深度较大;河南省整体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较差,其中豫北和豫中地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最差;经济规模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对水足迹的变化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水足迹强度效率效应和水资源承载力效应具有负向驱动作用。

G7国家固体废弃物处理领域甲烷排放驱动力分析

甲烷控排是有效减缓全球温升效应的重要举措,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文中基于EDGAR数据库,采用脱钩指数和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对G7国家固体废弃物(以下简称固废)处理领域甲烷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G7国家固废甲烷排放均已出现峰值,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达峰时人均GDP集中在3万~4万美元,意大利人均GDP刚超过2万美元,各国排放均未与经济发展实现绝对脱钩。以人口、人均GDP、固废产生强度、甲烷排放系数为驱动力进行结构分解,结果表明,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持续驱动G7各国固废处理甲烷排放量攀升,但驱动力随发展速度下降而显著减弱。甲烷排放系数的降低是实现控排的最主要因素,固废产生强度下降在大部分时期同样能够抑制甲烷排放增加。通过不断强化垃圾分类回收、推动填埋场甲烷收集利用,甲烷排放系数有望持续降低。结合G7国家采取的主要控排政策与行动,为助力中国在固废领域甲烷控排,提出了制定减排战略、控制固废产生强度、减少进入填埋场的有机物、强力推进填埋气回收利用或是销毁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