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与中国学术(系列笔谈之文学篇)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学转向"这个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当时人们的理解是,它意味着当代西方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存在哲学关注的"生命经验"转向了语言符号本身。但由于种种历史的与学理的原因,对它的批判与否定是远远大于阐释与接受的。如果说它有所收获,那也主要局限在对此半通不通的文学界,如当时的先锋派作家就是从这里获得了进行语言试验与虚构游戏的理论基础。在时光流逝了近二十年以后,重温"语言学转向"是意味深长的。它决不仅仅是哲学研究对象的一种变化,更意味着西方哲学在现代语境中一个基础性的迁移。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传统学术对象有二:一是唯物论看重的客观世界,二是唯心论看重的主观世界。前者的理念是"存在决定意识",后者的深层结构是"意识决定存在"。哲学史上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讲得就是这两个基础之间的一次转换。从此以后,哲学研究不再围绕着传统的客观世界、而是开始围绕着主体自身旋转。这个旋转一直延续到西方现代哲学史,它的关键词也由康德的意识-心理机能转变为人的潜意识、无意识、原始本能,等等。"语言学转向"与此不同,它在存在与意识之外提出了另一个具有本体论性质的范畴,这就是既不同于客观物质也不同于主体机能的文化符号。以人类创造的文化?

涵濡中的中国文艺理论长时段

在涵濡理论基点上综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梁启超的三个中国之说和许倬云的五个中国之说,可形成观照中国文论涵濡进程的四时段阐释框架:第一段是中原的中国文化与文论,是指秦统一前在夏商周三代(含春秋战国)涵濡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第二段是中国的中国文化与文论,是指秦汉两代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第三段是亚洲的中国文化与文论,是指魏晋南北朝到清代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第四段是世界的中国文化与文论,是指自晚清中国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化与文论。这种考察可给中国文论研究带来新眼光。从涵濡视角考察中国文论,意味着把后者视为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持续涵濡的产物。从文化涵濡过程考察中国文论,要求把文论同更为宽厚的文化过程紧密结合起来,确认中国文论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又是它的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特质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论的经学范式

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论在其滥觞处与经学同体同构,经学范式建构起中国文论的信仰、观念、谱系、路径、规则、方法和范例。中国文论的经学范式,借用《文心雕龙》的关键词来表述,其要旨有四:一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话语行为,二是“弥纶群言,笼圈条贯”的阐释路径,三是“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的基本规则,四是“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的核心理念。诠解并通变中国文论的经学范式,不仅可以重塑三千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灵魂与体貌,亦能重建21世纪中国文论的知识图谱与话语体系,从而有效回应“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视域中的“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

重回现代性的发生期与建设“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

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发生无疑与百年前的晚清、“五四”关联密切。但历经百年,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并没有完成。为此之故,有必要再次返回现代性的发生期,批判性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状况与晚清、“五四”时期的内在关联。回到当下,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然具有“别现代性”,因此,在返回晚清、“五四”思考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时,有必要立足社会文化的实际,把建设“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一方面是现代性的,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的,因此超越了“五四”文论的现代性局限。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需要批判性地介入当下的文学文化与社会现实,同时又需要具备“创造性转换”的理念与方法以及公共性等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义利之辩”对后世作家价值观及人格塑造的影响

"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辩题,从先秦诸子到现当代的文化价值取向,都关涉到这一命题。先秦诸子对于义利之辩,各家虽表述不同,但实际上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阐释了义利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对后世文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儒家的"舍利取义"的思想对于后世文人的人格树造和道德挺立有极大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境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的散文、诗歌、戏剧和小说,以文学的形式表述了丰富的义利取舍的观念和思想。义利之辩不仅影响中国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论认为,文学是超功利的,只有去除名利之念,才能写出好诗文。

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发展的认识

文学的发展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问题,但在众多的文学理论书籍中,关于文学发展的问题探讨的并不很充分。文学的发展不是时间性的问题,文学的历史并不就是严格意义的按时间排列的发展序列,我们不能说后产生的文学作品就一定比先产生的文学作品好,这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关于文学发展的认识的考察,以及对西方文学发展理论的引进介绍,从而梳理出一些关于文学发展的新的观念。

中国古代文论翻译传播模式建构研究——以《文心雕龙·风骨》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为例

中国文论失语形势严峻,对内创新不足,对外传播多舛,不解决难以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难以立足于世界文论之林。中国古代文论因其蕴藉独特而语言形式精致,独树一帜。但其对外传播与研究,离不开翻译活动。因其艰涩,难在翻译的过程中保持全貌。而创造性叛逆的引入为其翻译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与实践路径。论文从翻译传播学视角出发,探索《文心雕龙》三个英译本中出现的创造性叛逆,旨在构建针对不同目标读者的中国古代文论所能够参考的翻译传播模式。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述论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对其研究的理论性倡导,二是对其研究的实践展开。其中第二个领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其文论的概括性论说;二是对其文论家或文论典籍的个案性考察;三是对其文论观念与命题的具体探讨;四是对中华多民族传统文论的比较与影响研究。以上方面多方位显示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华多民族文论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撑。

新时期学界对卢卡奇人民性理论的接受

卢卡奇的人民性理论凝聚于哲学、现实主义文论之中,新时期中国学界对其接受主要是通过思想界的两场讨论来完成的。讨论首先发生于哲学领域,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将卢卡奇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等问题展开广泛探讨,开启了中国学界对卢卡奇及其人民性理论的接受。哲学领域思想文化的变革引发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变革,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学界针对卢卡奇的"人本论"和布莱希特的"阶级论"进行讨论,深入探讨卢卡奇的人民性理论,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美学范畴。通过对卢卡奇人民性理论的讨论与接受,学界认识到"人民性"既具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政治与阶级属性的内涵,又饱含"以人为本"的丰富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