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弋游,珠贝闪烁——读张驰长诗《大陈诗章》

张驰长诗《大陈诗章》从天人合一与往古来今的大视野,讴歌了开辟新天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主旨遥深;其颇强的总体性,更创造了较高的诗美含量,堪称当今中国诗坛的一部长诗力作。

苏轼长题日记体诗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日记体诗的长题者在宋代的数量倍超前代,多记日常生活与感触,体现了宋诗私人化、日常化的典型特征,苏轼的长题日记体诗在艺术性上实现了对“以文为诗”的发展。首先,苏轼长题日记体诗题具有的散文特质,体现出日记文体对诗题的渗透。其次,苏轼长题日记体诗的内容因其文以载道的性质具有文的特征,其长题日记体诗的叙事与苏轼仕宦经历有密切关联。最后,苏轼长题日记体诗是对杜甫、韩愈“以文为诗”的新发展,是其重视自然的文艺观的直接反映,也是其文道并重观念的间接反映。苏轼以其长题日记体诗创作丰富了“以文为诗”的内涵。

李白歌行“叙情长篇”对七言歌行抒情艺术的发展

清代王闿运谓“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李白七言歌行的艺术成就。“叙情长篇”指向一批具体的歌行作品,以叙述诗人经历、抒发主体情志为特征,显示出自觉的主体抒情意识。李白七言歌行突破齐梁以来的赋题之法,充分吸收楚骚精神与汉魏古辞的叙述艺术,并与南朝文人诗歌的情思流转相结合,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这是对七言歌行抒情艺术的重要发展。李白以“叙情长篇”创作赠答歌行,突破了盛唐酬赠歌行以一事一物为兴、篇末致意的模式,从抒情强度和内容深度上,呈现出诗歌史上歌行赠答风气的新变。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三维”转换视角下的叙事长诗英译研究——以《召树屯》为例

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翻译不仅有助于学术传播和学科交流,还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立足于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通过对比《召树屯》不同版本的汉英翻译,详细阐述译者在英译过程中在语言、文化、交际三维度进行的适应性转换,指出学术外译需在忠实原则基础上,选择目标语读者接受的语言形式,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进行语言形式的适当调整,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其“三维”转换过程与方法可为后续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典籍译介与传播提供参考。

打开一片新的文学世界——晋冀鲁豫边区诗歌(1937—1948)创作综论

晋冀鲁豫边区诗歌(1937—1948)是晋冀鲁豫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地域性、阶段性和发展性的特征。晋冀鲁豫诗歌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支诗人兼文艺战士的创作队伍,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在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上还存在很大不足。晋冀鲁豫诗歌可从主题、形式及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在研究上呈现的空白点客观上决定其具有相当大的探索空间与可能。

彝文文献长诗中的“韵律”

彝族诗歌的音律,从原文看与汉语诗歌相比有根本的不同,其基本形式是押包括韵母、声母、声调在内的音节。彝文文献长诗的音律,也是押的音节,是对一般诗歌押音节模式的灵活运用。在一个长诗文本中,交替着押不同的音节,且有时为行行押,有时为隔行押,有时为段尾押,有时为句首押,有时为句中押,使作品在音律上呈现出起伏变化的动态美。

五种风速测量相关预测方法的比较研究

选取锡林郭勒地区3座风能测风塔风速资料,使用同样长度的数据,建立5种不同MCP模式(一元一阶线性回归、一元二阶回归、二元回归、方差比方法、Mortimer方法),预测出目标站长期风速。然后选取7种检验因子对5种MCP方法的预测结果进行比对。结果显示方差比方法更适合于在内蒙草原地区进行长期风速风向的预测。

毛泽东长征题材诗歌翻译策略研究

毛泽东一生创作了许多诗词,成就卓著。他创作于1935年2月至1936年2月红军长征时期的诗词被誉为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诗词作品,而这些诗词都是红军长征情况的真实写照。其中"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太平盛世,环球同此凉热"等都是耳熟能详的诗句。毛泽东长征题材诗词的翻译传播有助于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一历史壮举。由于当前毛泽东诗词翻译的译本数量众多,翻译质量和翻译策略皆各有千秋。面对这样繁杂的翻译现状,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策略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认为,对毛泽东长征题材诗词进行翻译,应遵循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文化策略,译意为主、形神兼备的翻译原则以及文学为主、文献并重的翻译策略。

新格律诗探索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流向——从新月诗派到雅园诗派

中国新格律诗的探索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新格律诗近百年历史流变的丰富内涵可以概括为:一面旗帜(格律)、两个诗派(新月诗派、雅园诗派)、三次浪潮(新月诗派开创格风气在先,何其芳倡导现代格律诗在中,雅园诗派重振新格律雄风在后)、四种新格律的基本形态(整齐体、简明体、参差体、长短句体)和五个阶段(①1914—1933;②1934—1949;③1950—1977;④1978—1993;⑤1994—2005)。

米波双基地雷达长时间相参积累算法

四代机目标具有隐身、高速、高机动等特点,传统雷达对其检测失效。针对这一问题,本文结合米波雷达和双基地雷达的优势,研究了米波双基地雷达的四代机目标检测特性。首先给出了米波双基地雷达目标回波信号模型,并对距离徙动和多普勒徙动特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Keystone变换的米波双基地雷达长时间相参积累算法。该算法在距离频域-方位时域利用Keystone变换补偿距离徙动,并利用FFT实现长时间相参积累。最后,Monte Carlo仿真实验验证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本文所提算法为四代机目标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英语格律诗汉译中“顿”的研究

顿在译诗诗行内的节奏包括“字—顿”、“顿—诗行”两个层次。顿的划分应同时考虑到语音与语义,以顿数代替原诗行音步数,也应灵活变通,着眼于整体意义的传达。在译诗行内与顿内,译者应注意半音阶字在节奏上的调节作用,扩大可选择的字组范围,以提炼现代汉语的精髓,形成舒促交错的节奏感和言简义丰的诗行,使译诗在节奏、语域与意义上自我统一,并尽可能地接近原诗。

杜甫排律体制研究

杜甫排律是排律体诗的巅峰,他把初唐时期诞生的这种诗体艺术推向极致。从声律、韵律、对仗、结构四个方面对杜甫排律的体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杜甫的排律体制有以下特点:(一)在声律上,入蜀之前偶有以三平尾对三仄尾,入蜀之后则不复出现;重视拗救,一联中如果出句拗,则于对句救之;存在大量三仄尾句;严守粘对规则。(二)在韵律上,严格使用平声韵,在总计1708个韵字中仅有5个韵字出韵、1个韵字重韵;使用韵部覆盖面广而又有所偏重;有相对稳定的韵字群;韵数皆为偶数。(三)在对仗上,五排首联对仗较为常见,七排则无;对仗种类、句式节奏、句法结构多样化;邻联间的对仗种类、句式节奏、句法结构绝少雷同。(四)在结构上,长篇排律段落分明,情思主线贯通首尾;在两段之间安排具有过渡功能的联语,使前后内容平稳转换。杜甫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为排律在声律、韵律、对仗、结构诸方面确立了体制,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

论古典律诗英译中“意美”的缺省

古典律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意境深远,音韵美妙,形式奇特。因此古典律诗英译中必面临着"意美"的缺省。本文拟对"三美"之"意美"缺省及其原因及解决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论秦观的伤心词境

北宋新旧党争的倾轧,迁谪、流放的命运,远隔亲人的痛苦,独居孤馆的幽闭,促使秦观的词作中 流露出深浓复杂的感伤之情。秦观在感伤词的艺术表现方面,擅长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景意象,营造出萧瑟 凄厉的"有我之境"。他的长调慢词章法跌宕疏朗,语言含蓄柔婉,为词体艺术的演进作出了突出贡献。

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

本文对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创立的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从探索过程、立论基础、基本观点、影响和缺陷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论析和评价。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吴兴华的诗在题材、意象、诗想、形式方面,有意与流行的自由体新诗拉开距离,大踏步向古典诗靠拢,用力之深,在1940年代诗界,堪称异数。1940年代后期,他把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纳入诗歌写作,有意淡化抒情性的比重,拉开与主流诗坛的距离,因此为新诗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诗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经验的艺术转化和再现而是一个诉诸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历史想象",不再是个人情感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而是一个要求具备学养的"知识之航",它要求驱除诗歌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向对修辞技艺和文本秩序的经营。我们可以在吴诗中辨识到"古典新诠"的特征。古典新诠的接力者遍布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北美,形成一条辉煌长远的"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光谱。

长诗传统与济慈诗歌中的拓扑学空间构建——以《恩底弥翁》的得失为例

长诗在西方诗歌传统中是首要的。它的最高形式是史诗,史诗的传统一直持续到庞德(1885-1972)和T.S.艾略特(1888-1965)的时代。济慈长于短诗,他的颂歌已经炉火纯青,到达了一个至高点。他自己感到遗憾终身的是,他在长诗方面没有能够名垂千古。究其原因,从拓扑学的角度看,是因为多变而等效但形式不同的主题拓扑空间或审美机制的拓扑空间没有找到,才有著名的"声明水上书"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