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贫困视阈下预防低收入家庭返贫问题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集中体现。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但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存在,需持续关注低收入家庭面临的返贫风险,特别是暂时性返贫风险和持续性返贫风险导致的返贫现象,应从动态识别治理对象、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有效的防返贫机制、鼓励社区参与、激活低收入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等方面制定预防返贫的策略和措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城乡二元制下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面临养家糊口和照料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以兼顾工作与家庭,易陷入时间贫困。文章采用解释性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20年CFPS数据,测算三类时间贫困指标并分析影响因素;深入访谈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探寻其对于时间贫困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是社会结构和群体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市场的不公平待遇、无酬工作的“隐形”和家庭内部的角色固化、个人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其更易陷入时间贫困。由此提出规范有酬工作时长、实施发展型家庭支持政策、完善兜底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模拟政策改变后的积极影响,以期改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问题。

成员非正规就业对家庭稳定脱贫的影响——基于PSM方法对低收入和低保家庭的检验

在重视巩固脱贫成效的后扶贫时代,家庭成员的就业对具有返贫可能性家庭的稳定脱贫意义重大。依托CGSS2017调查数据,参考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划分低收入家庭和低保家庭,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对成员的非正规就业与所在家庭月均收入和家庭月人均收入进行检验,重点分析非正规就业对这两类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就业类型与家庭类型存在显著相关;非正规就业是低收入家庭和低保家庭中成员的主要就业类型,非正规就业者在所在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管理岗位情况方面与正规就业者存在差异。而从就业类型和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两类家庭中的非正规就业成员发现,虽然其所在家庭的月均和月人均收入都显著低于正规就业成员家庭的,但成员的非正规就业仅在十分有限的程度上导致了这种收入差距的形成,不足以因此否定非正规就业收入对两类家庭的生计维持和稳定脱贫的基本作用。

城市低收入住区治理与克服城市贫困——基于对深圳“城中村”和老工业基地城市“棚户区”的分析

针对城中村和棚户区这两种我国当前典型的城市低收入住区,分别以深圳和老工业基地城市为案例地域,分析其特征、性质、问题与传统改造模式的不足,从改造途径、空间区位、政府职能、城市规划管理事权等角度,提出治理城市低收入住区、克服城市贫困的创新要点。

以乡村产业发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来自海口市的乡村调查与思考

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靠乡村产业的发展,而乡村产业的发展,要靠政策设计、产业组织、生产技术的变革与创新。以乡村产业发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需要实现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思维的转变、“零散经济”向“聚合经济”方式的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体系的转变。

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打破“贫病交加”循环圈

本文对"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慢性病在农村低收入家庭中发病相当普遍,且对绝大多数患者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影响;最近一年有成员生大病的农村低收入家庭比例超过70%。从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压力看,医疗支出压力排在第一位,且远高于其他主要支出的压力。调查表明,农村低收入家庭仍然难以摆脱"贫""病"交加的困境,因而是农村精准扶贫的重点人群。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医疗困境,本文提出对策建议,从两个方面入手切断"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的循环圈。

高校贫困生心理贫困调查研究

贫困生在高校中处于经济弱势地位,他们面临生活、学习、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容易出现心理贫困现象。应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对西部某高校贫困生进行心理测量,测量结果反映贫困生在强迫、敌对、偏执、精神病性与大学生常模具有极其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民族、年级、学科的贫困生在部分症状因子得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贫困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贫困。为此,高校应从建立贫困生动态心理档案、营造和谐校园文化氛围、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充分发挥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作用等方面入手,促进贫困生心理健康和良性发展。

论公益活动对高职院校精准扶贫工作的意义

在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多方力量都在关心和参与。结合高职院校长期以来的资助工作,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毕业后仍未脱贫,其中与学生自身存在心理、价值观、正负能量等问题有很大的关系。而社会公益活动赋有强大的正能量、传统美德,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完善自身品质,开发自身潜能。这不仅有助于资助工作的有效开展,更有利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真正达到精准扶贫理念的宗旨。

多维贫困视角下低收入家庭的分群分级服务体系构建——以南京市J区低收入家庭调查为例的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如何认识和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贫困问题成为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视角,以南京市J区低收入家庭为例,分析了低收入家庭的贫困维度和服务需求。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不同群体类型的低收入家庭服务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有儿童、有老年人、有残疾人、有重大疾病患者和有劳动能力但失业等五类低收入家庭的救助服务需求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多维需求为导向,建立分群分级服务体系;以能力发展为目标,健全分群分级救助服务项目;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依托,构建分群分级的救助服务共同体。

“双联行动”与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路径探索

甘肃省"双联行动"是由干部和各级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对贫困村、贫困户定点包干扶贫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新形势下干部与群众无缝对接,最大限度地减少贫困面,带动群众共赴小康的民心工程,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从其实施效果来看,对贫困户确实起到了输血、补血和造血的预期,密切了干群关系,强化了贫困村自我发展的能力,稳定了社会发展。但是,"双联行动"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农民极易发生重新返贫的现象。因而,摆脱这一困境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双联行动"必须要和城镇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要以"双联行动"减贫的同时,以农民市民化,培养新型农民为根本途径。

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贫困”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心理贫困”是指青年学生心理上出现的自卑、抑郁、焦虑、敏感等心理表现，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较为常见。本文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为例，以贫困生和非贫困生进行对比，观察心理方面的差异，从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贫困生“心理贫困”的有效措施。

北京市昌平区精准扶贫典型案例研究

脱贫攻坚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北京市昌平区拥有60%的山区面积,一些镇仍然有低收入村和大量的低收入户。经过近几年不断加快推进精准帮扶政策贯彻落实,昌平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扎实的成效。分析产业发展帮扶、资产收益帮扶和社会力量帮扶三个典型案例,找出昌平区精准扶贫存在产业培育见效慢,低收入户老龄化现象严重、文化素质不高等问题,对昌平区精准扶贫工作提出对策建议。

湖北省精准扶贫贫困户信息系统设计与应用

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实现对湖北省精准扶贫贫困户信息数据的采集、建库、管理、共享、发布、监测、更新等,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辅助决策,同时可对扶贫政策的实施、扶贫工作的进展进行有效监测。

城镇低收入家庭扶贫解困的若干思考——以吴江市为例

城镇贫困现象已成为当今社会一项突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分析吴江城镇低收入家庭扶贫解困现状、问题的基础上 。

广州黄埔村低保户住宅室内热环境实测分析

通过对广州黄埔村内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低保户"住宅在夏天自然通风下连续实测调查,可知室内温度大部分时间集中在30℃～32℃,且绝大部时间人体感觉"潮湿"。利用预测平均评价值热模型分析后发现,晴天人体热感觉集中在"稍暖"与"暖"之间,雨天时集中在"适中"与"稍暖"之间。

城乡居民保能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吗?——基于PSM-DID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测算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状况,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城乡居民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户参加城乡居民保具有缓解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在农村地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人均消费、受教育年限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我国应利用贫困脆弱性等事前概念构建脱贫质量的监测预警体系,实施城乡居民保保费减免补贴措施,鼓励农村低收入家庭应保尽保、提高缴费水平。还要通过商业保险发展个体养老保险计划,形成多支柱养老保障格局,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

后脱贫时代农村低收入家庭救助帮扶实践路径研究——以辽宁省B市为例

后脱贫时代的新发展阶段,相对贫困的救助帮扶工作成为了贫困工作的重要内容。救助帮扶工作体现着我国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重视,是我国共享发展成果的鲜明体现。本文采用第一手实际调研数据,以辽宁省B市为例,对当前的救助帮扶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低收入家庭救助帮扶工作既有政策性问题,也有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操作性问题。具体可表现为识别覆盖对象能力问题、救助手段问题、基层经办人员能力问题、大数据信息化平台缺失和数据共享能力较弱问题、动态监管机制缺乏问题等方面。基于救助帮扶的实践困境,本文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包括建立社会救助长效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互联网+服务”信息平台,优化救助手段,增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提升基层经办人员治理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等内容,以期促进辽宁省B市乃至全国救助帮扶工作的改善,提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

助力共同富裕: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是否持久?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着力点。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本文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地区社会救助对受助家庭未来长期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年获得社会救助有效降低了受助家庭在2012~2018年处于长期贫困的概率。进一步地分区域研究发现,社会救助通过提高中东部贫困家庭的劳动力供给和非转移支付收入来降低其在未来处于长期贫困的概率。社会救助体系在西部地区虽然没有起到鼓励贫困家庭自我“造血”的作用,但是改善了西部贫困家庭的食品消费、居住消费和能源消费状况,保障了贫困家庭基本消费需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提高社会救助体系瞄准效率、鼓励受助家庭增加劳动供给和生产性投资等建议。

扶贫政策对农村主观贫困的影响机制研究

新时代中国反贫困工作进入新阶段,生活型贫困和主观贫困成为未来反贫困工作的核心议题。基于六省农村低收入群体调查数据,运用序次logistic模型和PSM方法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主观贫困程度仍然较高,反主观贫困具有严峻性。就扶贫政策影响机制而言,扶贫政策具有生产性,其不但能够直接显著降低农村低收入群体主观贫困程度,而且,也会通过提高家庭消费能力的中介作用而间接降低其主观贫困程度,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效应,凸显扶贫政策效应的显著性。然而,由于扶贫政策的成本性、风险性及其不确定性等特征不同,生产性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大于小额信贷政策,凸显扶贫政策效应的差异性。而家庭类型不但直接影响农村低收入群体主观贫困,而且,对扶贫政策的影响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无论何种扶贫政策,其对残疾人家庭群体的影响作用小于非残疾人家庭,凸显扶贫政策效应的分层性。因此,必须根据家庭特征和政策属性,采取相应对策以继续降低农村主观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