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平等主义与吸烟者的健康责任

作为一种以责任为导向的分配正义理论,运气平等主义主张吸烟者应自行承担自愿选择吸烟而造成的医疗成本责任,否则会对其他人不公平。吸烟者健康责任论虽然在道德直觉上极具吸引力,但却面临实践上的困难。以前瞻性责任为依据的事前投保或征税方案,可能遭遇道德风险或不能精准锁定目标人群等问题。以追溯性责任为依据的“罚当其责”方案,可能面临认识论或医学伦理等问题。从次优角度来看,以激励和预防为主的前瞻性责任比以指责和惩罚为主的追溯性责任更能产生促进健康的效果。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对运气平等主义的挑战及应对

运气平等主义区分选择和运气,强调具体责任原则,认为个体选择导致的不利处境不应该得到社会补偿。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优生得以可能,父母可以自主设计下一代的基因构成,并为此承担责任。然而,由于个体选择的是定义人类自然本性的生物素质,具体责任原则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实践中引发新的挑战:打破分配正义预设;难以厘清责任归属;破坏责任承担自由意志;加剧社会不平等。为了使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更好地促进社会正义,需要重申平等对待原则,加强责任伦理,以及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运气均等主义的两种路径:G.A.柯亨对德沃金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柯亨与德沃金同属运气均等主义派别,但他们对运气问题的看法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柯亨主张从分配正义的结果出发,消除选择运气中的偶然因素,认为人们不应该为那些不是出于他们自身错误所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德沃金主张从伦理道德出发,将选择运气与个人责任结合,认可不平等结果的合法性,认为人们应该为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结果承担责任。尽管,柯亨与德沃金的目的不同,但柯亨运气均等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与内容,都受到德沃金的深刻影响。也正是在德沃金的启发下,柯亨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并对德沃金进行了超越。

运气平等主义视角下可遗传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审视

随着CRISPR-Cas9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基于该技术的可遗传基因编辑变得更加安全有效。尽管如此,围绕可遗传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质疑并没有停止,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侵犯个人自主权利、风险与收益不均衡以及损害社会公正等方面。从运气平等主义视角出发对可遗传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可遗传基因编辑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人们在自然禀赋方面不平等的影响,同时具有增进人类福祉、促进生命权利的尊重和坚持公平公正的可能潜力。通过在未来的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合理管控风险并保持公开透明,可遗传基因编辑技术或许能够为后人类时代的发展提供一种“次优”方案。

法律与概率--不确定的世界与决策风险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问题如影随形,与追求确定性与可预测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张的关系。本文首先评述近代法律思维带有的决定论倾向及其瓦解,法律不得不面对以发生的或然性为特征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问题,将危害发生的概率作为确定责任和义务的根据,并加强对偶然的去随机化处理。其次,阐明非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概率计算的一些基本条件,给出概率解释的类型划分及其相应的决策机制。再次,以德沃金的侥幸均等正义论为线索,观察基于概率论与互惠性的法学思维方式及其影响。最后,立足法律实践与法律制度设计总结了概率之于法律决策的可能影响。

教育分配正义的理论述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教育领域的分配问题和矛盾也开始凸显。如何处理教育领域的分配问题,促进教育公平,这是困扰当代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对政治哲学领域中深具影响力的分配正义理论进行梳理,通过展现他们的理论、相互之间的争论,以及最近的进展,为理解教育领域的分配正义提供一些认识。这些重要的理论包括自然法学派的权利平等,自由至上主义的程序正义论,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近年兴起的德沃金为代表的运气均等主义。

运气平等主义与分配正义

按照运气平等主义的思路来讨论分配正义问题,是当今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理论热点。运气平等主义的主导目标是要消除单纯运气对人们分配份额的影响,并使人们的分配份额与人们的自愿选择密切相关。尽管运气平等主义是从罗尔斯对分配正义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的倡导者却断言,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观没有将他所承诺的运气平等主义立场贯彻始终。然而,通过分析,文章表明,罗尔斯并没有做出这种承诺,这种断言只是这些倡导者对罗尔斯分配正义观的误解。此外,文章还指出运气平等主义本身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分配正义理论,相比而言,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观更加契合分配正义理论的内在要求。

资源平等理论的诊断与重构

德沃金提出的"平等尊重与关切"为当代分配正义理论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其资源平等正是对每个人表示"平等尊重与关切"的一种尝试。但这种资源平等无论是做运气均等主义解读,还是按德沃金的原意做日常伦理解读,都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不一致。尽管这种不一致有各种表现,但其根源在于道德的崇高与有限的仁爱动机。后果主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种不一致,表明日常分配正义具有与有限仁爱相适应的两种核心成分:利他主义的人道与自利的公平。

安德森的民主平等及其不足

运气平等理论在事实上面临着没有给予弱者以真正平等尊重的困境。因为它的"敏于抱负、钝于禀赋"之基本主张不仅包含着贬低或羞辱申请者的可能性,而且允许对可责备的弱者不施以救助,即便他们处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摆脱这种困境的一个路径是安德森的民主平等理论。该理论主张只有维持和促进平等的社会关系才能对弱者表达真正的平等尊重,但是由于它没有恰当地处理弱者的个人责任信息,因而事实上也没有给予弱者以真正的平等尊重。

全球平等主义:一种激进的全球正义观

在消除全球严重贫困之外,全球平等主义还主张限制全球过大的相对不平等。这种激进立场备受争议。一些国内平等主义者认为,全球平等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一种完全的道德任意性,忽视了国家的自决和公民的集体责任。针对上述批评,本文试图进一步解释全球平等主义,并说明全球平等主义对由国家的选择造成的分配不平等的限制体现了作为道德、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平等。全球平等主义限制全球相对不平等的主张是持续关注人类福祉的体现。

费西金对机会“平等化”的批判及其机会多元主义

费西金认为通常意义上的机会平等把"平等化"作为思考机会分配和建构的最佳范式,但是机会平等化面临四个问题——家庭问题、功绩问题、起跑门问题和个性问题,因此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他提出了重建机会平等工程的方案——机会多元主义,强调构建多元的机会结构,打开创造和获取机会的"瓶颈",以使人们有更多"追求人的兴盛"的路径。费西金指出了平等主义正义理论通常忽视的问题——机会平等的理想应该为所有人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和机会的组合,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超越分配正义来理解该理想。

谁之运气? 何种正义?——正义的哲学创新与道德责任

《正义论》之前,运气与正义之间的关联并未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罗尔斯将平等纳入正义的视野并把运气作为正义的首要应用对象,方开以运气看待正义之先河。随后,德沃金区分了"原生运气"和"选项运气",从而开启了平等主义对运气和责任加以切割的基本理论范式,遂成为运气均等主义之滥觞。虽然由于未能找到恰当的平等通货,以致运气均等主义最终走向失败,但该流派在正义的理论创新以及对运气的道德关怀方面所做的努力为我们反思哲学的理论创新与社会担当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告别运气平等:罗尔斯论运气与责任

如何对待社会中的偶然运气,是当代分配正义讨论的焦点之一。罗尔斯认为,从直觉上看,社会环境和自然禀赋的偶然性对分配份额产生的影响是不正义的。罗尔斯之后的运气平等主义流派也分享这一直觉,并且他们将罗尔斯的观点指认为自身理论的雏形和早期表达。本文试图表明这一指认是有问题的。罗尔斯从“直觉论证”出发,但他对偶然运气的处理方式不同于运气平等主义者,既不会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让自然禀赋过多地影响人们的命运,也没有忽视个人责任问题,而是在尝试区分“社会”和“个人”的基础上认定责任的归属。本文最后将指出,罗尔斯的理论展现出一种更宏大的抱负,即它根植于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理念之中,而不至于陷入当前分配平等论争的窠臼。

应得正义观与运气平等主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持有一种朴素的应得正义观,即认为正义就在于每个人得到其所应得的。为了明确界定应得正义观,两种不同的“应得”概念被区分开来:前制度性应得与制度性应得。应得正义观一贯使用的应得概念指的是前制度性应得。在当代,这种正义观遭到了罗尔斯的质疑,他认为应得正义观是不适用的和不可行的。虽然罗尔斯对应得正义观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但它却促成了运气平等主义。从表面上来看,运气平等主义不但没有否定应得正义观,而且似乎还是对它的一种扩展,但是对二者关系的深入考察表明它们在本质上并不一致。此外,运气平等主义作为一种正义观存在着一个重要缺陷,即它忽略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而应得正义观则不存在这样的缺陷,显得更为合理。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平等理论的歧见及困境

平等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是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随着平等理论的深入发展,平等面临着内外双重之争的尴尬境地,从外部看来,要不要平等?平等是否是自然的?就内部来说,一方面是平等物之争,要“什么样的平等?”另一方面,平等和责任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些争论,学者们众说纷纭,并基于不同的路径构建了具有各自特点的平等理论范式,形成了丰富而庞大的平等理论体系。然而,纵观现实,西方社会中的平等问题特别是贫富分化问题与日俱增,理论层面的丰富与现实生活的不平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成了当代西方平等理论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不平等:中国高中生留学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本研究尝试在分配正义的理论基础上探讨高中生留学意愿的影响因素。借鉴"运气均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将影响高中生留学意愿的因素分为"原生运气"和"选项运气",其中"原生运气"因素包括家庭收入背景、父亲教育水平、家庭居住地(城市、县镇和农村)、性别、民族和家庭是否有海外亲戚;将控制了"原生运气"影响后的期望经济回报视为"选项运气"。依照"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原生运气"影响的不平等结果应被视为非正义的,而"选项运气"影响的结果则被认为不是不正义的。本研究应用香港中文大学对中国大陆七省市高三学生的调查数据,建立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发现高中生留学意愿不仅受制于"原生运气"的影响,同时也是"选项运气"作用的结果。并且,期望经济回报对高中生留学意愿的影响受制于"原生运气"(家庭收入背景、父亲教育水平和家庭居住地)的作用。

评赫蕾的反运气平等主义

运气平等主义试图提出一种更合理的理论,以便为平等主义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运气平等主义有两个核心观点,一个是"纳入责任",另外一个是"抵消运气"。赫蕾对这两个核心观点提出了批评:首先,责任在有限的意义上能够告诉我们分配什么,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分配,从而它不能成为平等主义的基础;其次,抵消运气既不能为平等的分配模式提供任何独立的理由或证明,也不能把更平等的分配规定为平等主义的要求,这样它也无法为平等主义提供基础。如果运气平等主义不能为平等主义提供坚实的基础,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更合理的平等主义。

评当代西方平等理论的三种分析路径

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和能力分析路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的三种主要分析路径,分别以效用、资源和可行能力为主要的关注对象。前两种分析路径的共同困境在于都没有将平等与责任成功地调和在一起。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为代表的平等的能力分析路径,试图超越平等的福利主义与资源主义分析进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代平等理论的发展趋向,但是也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平等理论的各种分析路径之间聚讼纷纭,但是它们基本上都关注平等与运气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促使了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罗尔斯与运气均等主义的关系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的最新体现。人们通常把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追溯到约翰·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那里,认为它有着罗尔斯式的血统,同时罗尔斯也是一个运气均等主义者。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运气均等主义理论与罗尔斯的联系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么密切,其与罗纳德·德沃金的关系更为密切。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同运气均等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它没有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那么激进。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错置了平等理论关注的重点,与人们对平等的直觉性理解并不一致。

“对事实不敏感”的正义原则——评柯亨对罗尔斯建构主义的批评

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声称罗尔斯通过建构程序确立的正义原则不是根本的正义原则,因为它需要依赖普遍的事实,最根本的正义原则应当是"对事实不敏感"的运气平等主义。当前针对柯亨这一观点的批评主要强调"更为根本的原则可以是一种方法论的原则而非具有实质内容的规范原则"。本文力图证明:从这一角度给出的回应容易引发"规范"和"方法"的循环争论。实际上,柯亨是在逻辑的层面而不是在经验的层面坚持事实不敏感理论,他所理解的对事实不敏感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以事实为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