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金融化程度与货币政策目标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特征越发的相似促使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采用TVP-SV-VAR模型对商品金融化程度与货币政策及目标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商品金融化程度因素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且对宏观经济信息敏感度较强;商品金融化程度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比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商品金融化程度高的对货币政策影响持久且较为平稳,但是中短期更为显著。本研究通过分析商品金融化的不同程度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方案。

Impact of Macro -management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cial Economy

Macro-management of social economy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supplement to and exploration in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pillar industries,but also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social economy.Strategic adjustment should be made to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social economy by means of 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o highlight the coordination and value of the macro-management,promoting and guid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luster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It can provid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cial economy.

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DSGE模型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基于此,构建了一个包含碳循环、气候变化因素以及多个经济主体的DSGE模型,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理论和数值模拟来深入阐明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负效应,导致产出、消费、投资、资产和福利水平下降,通胀率上升;同时,信贷政策有利于绿色激励作用,而提高碳价则倾向于对棕色产品厂商的约束作用。基于此建议明晰减缓气候变化责任,呼吁采取相应行动;在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碳中和领域快速发展,促进碳密集型产品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积极制订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加强改善农业、能源等应对气候变化薄弱的环节。

中国消费中心建设:现有格局、调整逻辑与发展路径

在制造业大国、生产中心背景下,我国又提出经济的消费转型,要建设消费大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当前,我国一些传统消费型城市经历了历史嬗变,后发的消费型城市更多立足于生产制造,一些偏远、基层城镇逐渐向消费中心转型,但大多数消费中心还未能实现专门性独立发展。从生产中心到消费中心有着很深的内在调整逻辑,包括经济增长动力改变,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转型;社会主要矛盾改变,更多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经济水平提高,消费大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资源和环境面临危机,需要以消费经济化解生产经济紧约束;国内外环境改变,消费中心担负经济突围重任。我国消费中心建设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如收入分配不合理,区域消费制约严重;过多生产作业加班,挤占生活消费空间;城市拥挤,消费流动不畅;公共设施落后,不能支撑消费大场景;更重生产,消费经济功能发挥有限;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拥有,全民生活消费筹划建设不够;内卷化竞争过于激烈,消费激情难以焕发;过多追名逐利,消费价值观有待重建。需要进行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政策调整方向包括适应生产劳动人工时间减少的趋势,增加消费时间;调整城市布局,畅通消费流;强化公共消费设施建设,营造消费大场景;调整收入分配,构建外向型消费结构;深化规律性认识,发挥好后工业时代消费对经济的主功能作用;引导消费,积极筹划消费蓝图;防范内卷化竞争,焕发全民消费激情;全面发展,重构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观体系。

网络搜索数据与我国GDP的关联机理分析

网络搜索数据是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微观信息依据。本文从需求、供给与政策三方面选取和筛选关键词合成网络搜索指数,并与我国GDP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搜索指数与GDP的相关性较高,且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误差修正机制,当GDP逐渐偏离均衡,将会以1~2个月的调整速度从非均衡态过渡到均衡态;网络搜索指数的增长对我国GDP有促进作用。

原油价格不确定性测度及其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有效测度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并研究其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最小生成树模型,从全局视角衡量原油多元定价机制中195个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并采用高维因子非预期条件波动率模型测度国际原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基于收敛交叉映射模型,本文对原油价格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仅存在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增速的单向因果关系。进一步地,在厘清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包含马尔可夫区制转移特征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理论与实证结果均表明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对投资、产出增速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本研究为有效防范原油市场风险、保障能源安全和推动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基于动态Nelson-Siegel模型的研究

本文突破了传统上用几个关键期限利率的组合作为利率期限结构的代理变量,而是选用动态Nelson-Siegel模型估计出的潜在因子。且经验证明,本文选择的潜在因子较传统方法能更好地体现中国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特征。同时,本文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在边际上影响着利率期限结构,其主要是实体经济(CPI和工业增加值)对斜率和曲度的影响,而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平位移动没有明显影响。原因是中国存在着利率管制,而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作为中国银行间国债市场的交易主体,其资金面较为宽松和稳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国债交易。因此各期限国债利率无法对宏观经济变量作出及时响应。

2010---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流动性回收与新规划效应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步入了"高位回稳"、"经济常态化"、"价格偏高"、"结构良性化"的运行轨道。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延续了2010年经济运行的逻辑,另一方面将出现货币政策的全面转向、外部环境的变异以及"十二五"规划的全面启动等新因素,这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复杂但却平稳"的态势。本文利用模型对于相关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利率期限结构、商业银行投资组合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DSGE的分析框架

将包含同业业务的商业银行投资组合、利润和利率期限结构的局部均衡模型嵌入以家庭、资本投资者、商业银行、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为经济主体的DSGE模型中,分析商业银行风险错配、货币政策工具和经济增长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冲击和商业银行的风险错配冲击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

提升城市住房市场宏观调控的绩效--空间视角的分析

指出中央住房调控政策以稳定房价为目标,着重金融税收等非空间政策工具;而对房地产市场的块状经济和空间粘(黏)性等特征的关注较少,在改善住房供求关系和市场预期方面的效果并不理想,从而需要不断进行政策"补漏"。认为需要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房地产业发展;对引入宏观调控的空间变量,更好地建立住房调控的长效机制,进而改善供求和逆转市场预期,提升政策绩效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不同抵押约束机制下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应——基于NK-DSGE模型的分析

抵押约束机制对于房地产乃至宏观经济均具有显著影响。构建包含房地产与商业银行的NK-DSGE模型,考察一期抵押约束(IAC)机制与多期抵押约束(GKS)机制下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出于稳定实际房价还是出于经济增长的考虑,限购等引起负向房地产偏好冲击的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增加公积金贷款数量的短期LTV政策,在GKS机制下均具有比IAC机制下更好的效果;基于脉冲响应比较研究发现,在IAC机制下调整首付比例具有更明显的政策效果;无论在IAC机制下还是在GKS机制下,房地产市场均是货币政策应当盯住的目标,监管当局应推行具有反周期性特征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实现房地产市场和物价的稳定。

中国经济转型期腐败治理宏观环境的PEST分析——基于1990-2012年面板数据分析

伴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中国腐败呈现高发态势。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其复杂性在于影响反腐成效的因素众多而难于筛选、各因素对治理腐败的具体影响难以评估。微观因素如反腐机构、反腐队伍等在反腐中固然重要,经济社会宏观环境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更加深远、持久。文章利用PEST分析法,从经济社会宏观环境中选取影响反腐成效的六个指标,在对1990-2012年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影响反腐成效的核心要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实现反腐与社会发展的共赢。

论金融宏观调控--再为中国金融立论

一国的货币供给量取决于进入市场中流通的商品和能够反映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价格量的总和。必须遵循货币的供给是有限的、能够计量的,而不是任意的、不能计量的。货币供给量是有限的,靠货币供给量着力于金融宏观调控的力量是有限的。“央行行为的哲理”是金融宏观调控的艺术和必修课。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表现为: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巨额增加——国内储蓄与投资难以均衡;贫富差距拉大,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造就中等收入阶层;中美之争以及关联度成为全球经济问题的核心。金融宏观调控关注的基点是:要关注国民实际收入的变化,要关注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要把社会就业始终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要密切关注财政信贷收支的综合平衡,要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建立现代中国央行制度,就要提高对金融市场变迁的敏感度和适应能力,增强央行独立性。

中央企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基于景气合成指数和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景气合成指数方法构建了中央企业与宏观经济的一致合成指数,在分析中央企业与宏观经济波动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央企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结论认为,总体而言,除中央企业改革年份之外,中央企业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具有一致性。中央企业与宏观经济的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中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央企业对宏观经济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正向冲击效应。通过"全产业链"循环和协同发展机制,中央企业对其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对宏观经济的促进。

从茫然、应然到实然--论宏观经济调控的形成

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形成,是中国当代经济史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狭义宏观调控论认为宏观调控是指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社会总供需,限于宏观层面,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以狭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概念为基准,可从经济思想转变、微观经济基础、市场化进程、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宏观调控工具箱的构建,对中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具体过程如下:1976—1991年为体制改革探索的茫然期,1992—1996年为确立改革目标后的应然向实然过渡期,1997年之后初步形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实然期。研究表明,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初步形成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7—1999年。

基于MF-BVAR模型的中国宏观经济混频递归实时预测和传导机制研究

传统VAR模型需要变量保持同频的限制,这使得原始数据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从而影响模型的性能。本研究引入可以融合季度变量和月度变量的MF-BVAR模型,以GDP、PPI、CPI和PMI的递归样本为例并将其划分为三组不同的季度内信息组,比较了其与MIDAS模型和同频模型的性能,且通过混频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剖析了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MF-BVAR模型关于PPI、CPI、PMI和GDP的实时预测误差分别较QF-BVAR模型降低约70%、80%、75%和20%;(2)基于定量和统计检验的角度均表明MIDAS和MF-BVAR模型的实时预测和短期预测性能均显著优于QF-BVAR模型,且MF-BVAR模型更适合于实时预测而MIDAS在短期预测表现更优,此外混频递归样本表明月度信息利用越充分,模型的预测误差越小;(3)GDP与CPI、PPI和PMI、CPI与PMI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且传导时长呈现差异性,而PMI和GDP、PPI与GDP、PPI和CPI的正向传导时长均为3期,反向传导路径阻塞,存在不对称性。

山东省金融稳定报告(2024)摘要

2023年,山东省金融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区域金融运行整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增强。但在我国发展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的大背景下,山东省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实体经济领域风险持续向金融行业传导,金融风险防控压力依然较大。

基于IS-LM模型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IS-LM模型是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中心理论,也是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有效工具。通过对IS-LM理论模型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本文认为在宏观政策效果分析中需要特别重视投资需求对利率的反应系数(即d值)和货币投机需求对利率的反应系数(即h值)的大小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之间的关系。依据IS-LM理论模型,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从控制d和h值大小的角度分析了提高我国宏观政策效果的因素,通过计量分析我国总量增长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贡献,为我国不同经济失衡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的选择提供建议和方向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