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金融化程度与货币政策目标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特征越发的相似促使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采用TVP-SV-VAR模型对商品金融化程度与货币政策及目标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商品金融化程度因素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且对宏观经济信息敏感度较强;商品金融化程度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比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商品金融化程度高的对货币政策影响持久且较为平稳,但是中短期更为显著。本研究通过分析商品金融化的不同程度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方案。

政策工具组合、居民消费率与宏观杠杆率——一个包含土地财政框架的NK-DSGE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土地市场的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土地财政背景下,土地供给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组合对居民消费率、宏观杠杆率与总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视角下,使用减少土地供给的政策与宽松性利率政策的组合,可以熨平经济波动;中期视角下,使用减少土地供给的政策与稳健性财政政策的组合,可以实现提振居民消费率、降低宏观杠杆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三大政策目标;土地供给政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是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上述分析为认识土地财政模式的运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宏观政策组合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双支柱”框架的微观稳定效应--基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视角

基于金融约束理论,借助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分析了“双支柱”框架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维护企业层面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抑制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不同类型宏观审慎政策抑制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强度存在差异,信贷类政策最强,流动类其次,资本类最弱;此外,宏观审慎政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主要作用于非货币金融资产配置。

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基于信贷融资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07-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宏观审慎政策能通过影响市场预期对企业创新投入发挥直接作用,同时,宏观审慎政策会降低企业信贷融资规模,而企业信贷融资会抑制企业创新投入,即企业信贷融资在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相对短期信贷融资而言,长期信贷融资的中介作用较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样本研究表明,相对处于低市场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宏观审慎政策对高市场竞争程度企业创新投入促进作用更强;相对非高科技企业,宏观审慎政策对高科技企业创新投入的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在为政府通过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微观企业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Polic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normal of macro polic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normal of macro policy are as follows: 1) a supply-side approach in response to growth slowdown; 2) understanding economic heterogeneity and growth disequilibrium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structural regulation; 3) highlighting strategic planning and 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macro policy; 4) re-establishing a benchmark of macro policy and re-initiating local competition; 5)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ro policy; 6) respect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major countries and implementing responsible macro policies; 7) respecting "market determinism" and recognizing the limitations of macro policy; and 8) propelling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and creating a basic framework of macro polic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new normal of macro policy is not simply a passive adjustment to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 but represents an initiative of proactive response that steers the economy towards a more advanced form. In particular, the following issues should be clarified in current macro policy: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corrected or phased out, some that coincide with the new normal will be abreast with the times, and some require that a new trail be explored through innovation of macro policy. These components will constitute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China's macro policy to transition towards the new normal.

全国统一大市场税收制度优化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税收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完善的税收制度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但目前我国税收制度仍存在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缺乏规制、对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不佳、税收与税源背离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必要规制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保障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完善征税制度,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税收制度不断完善,更充分地发挥税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助力作用,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自然利率的冲击——兼论低利率环境中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

2008年以来,全球货币利率普遍下调,至今难以回调,其中影响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促使自然利率出现趋势性下行,牵引政策利率向下适应性调整。(2)在低利率环境中,“零利率下限”约束挤压中央银行利率的操作空间,导致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3)货币政策框架中设置有目标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压舱石作用,缓解“零利率下限”约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且“信贷产出比”更适合作为金融稳定的衡量指标。这对于深入认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索完善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0—2020年中国225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宏观审慎政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更大。(2)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银行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跨境资本流入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增大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4)银行家信心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家信心提升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与银行信贷期限

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期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期限具有缩减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了银行风险承担,促使银行更倾向于短期信贷配置决策而引致信贷期限缩减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银行信贷期限”的传导渠道有效。此外,宏观审慎政策、跨境资本流动及银行家乐观度均能够负向调节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信贷期限缩减效应。基于此,为防控以信贷期限为特征的时间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应建立及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作调控的双支柱政策框架,并优化跨境资本开放时序以及构建基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的银行家乐观度监测机制。

关于当前宏观形势下“财政怎么做”的几点思考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方面,财政要有所为,提早介入政策制定,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注重政策实施绩效。在“稳预期”方面,要先“稳财政”,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发挥好政策信号作用,切实解决企业困难。同时,要巩固和壮大财政,坚持依法治税,谋划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严防各类风险转为财政风险。

经济恢复发展进程中的宏观政策效应评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与宏观政策评价报告2024

基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对2023年的宏观政策及其调控效果进行系统评价。从政策调控效果来看,2023年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双双收窄,金融风险整体可控,宏观政策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稳定”目标。但也要注意到,产出缺口和潜在增速缺口依然为负,此外部分领域仍然面临潜在风险。从政策操作来看,2023年宏观政策稳中求进,积极有效地应对了内外部压力,但稳定政策的力度和传导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取向一致性有待加强。总体上,2024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建议采取“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改革”的一揽子大宏观政策组合,加强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使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助力经济实现5%以上的增长目标。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现状及建议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储能部件,动力电池的退役潮正在来临。大量的动力电池退役给动力电池处理处置带来巨大挑战。从环境、资源和经济等方面,阐述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意义,分析当前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现状。针对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从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回收体系和提升回收利用技术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与政策建议

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经济运行稳定恢复,预计完成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无忧。展望2024年,全国人口减少、技术“封锁”、能源价格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并且供给端恢复程度要快于需求端,但仍低于潜在水平。房地产危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点。鉴于此,2024年的政策目标仍需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取向为主,同时搭配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总的看,2024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集聚增多,我们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乘数-加速数模型的稳定性与宏观调控政策

利用我国统计数据,建立了一个修正的萨缪尔森(Samuelson)乘数-加速数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能观性、能控性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经济系统从不稳定到稳定需要加大消费和投资的力度,尤其应该刺激消费.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性.

居民首次购房行为特征及宏-微观影响因素——基于哈尔滨样本的研究

利用微观调查及官方宏观数据,应用生存分析方法对住房全面市场化背景下潜在首次购房者的购房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纵贯研究。基于哈尔滨样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个体从正式参加工作至首次购房平均需要5.93年,工作5年后约49%可实现首次购房;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及父辈文化程度在微观层面对个体首次购房概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宏观层面的房价涨速越快、首套房贷利率优惠比例越大以及土地供应速度越快会显著提高个体的首次购房概率,鼓励性和抑制性的交易营业税收政策则均会产生抑制效果。因此,政府应继续实施并深化差别化信贷政策、保障住房用地供应水平,进一步稳定公众的房价心理预期,倡导住房梯度消费观念。

萨金特：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到理性预期经济学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思

卢卡斯与萨金特在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前,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萨金特是基于理性预期解析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行为,而非像卢卡斯那样基于理性预期解析弗里德曼的新货币理论,来构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两者之所以殊途同归在于,都以探寻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为切入点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萨金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凯恩斯的预期理论完全不同于。萨金特基于"微观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理论,虽能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无力解释和解决当前欧美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和或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而不是经济人的理性预期。

宏观审慎监管、信贷结构优化与风险缓释效应

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的宏观经济模型,系统考察不同宏观审慎政策的信贷结构优化效应和金融风险缓释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应在传统货币政策规则的基础上盯住资本资产价格,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盯住产出缺口和信贷量;第二,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可有效削弱金融供给冲击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可有效缓解金融风险冲击造成的经济紧缩现象、避免金融风险积聚,相较于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可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控和金融稳定作用;第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会随着国有企业占比的提高而加强,进而有效纠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本文研究顺应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方针,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理解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稳杠杆”还是“降杠杆”?——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对宏观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阶段较高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以及过快的杠杆率增速都会阻滞经济的正常增长;而货币政策在"降杠杆"与"稳杠杆"中存在冲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小幅提高杠杆率而不利于"降杠杆",但其也能够显著降低杠杆率波动水平而有利于"稳杠杆"。因此,政府应当在"降杠杆"与"稳杠杆"中有所权衡。当前阶段应该保持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环境,确保短期内抑制杠杆率过快的上涨势头,同时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来逐步消化高杠杆。

利率期限结构、商业银行投资组合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DSGE的分析框架

将包含同业业务的商业银行投资组合、利润和利率期限结构的局部均衡模型嵌入以家庭、资本投资者、商业银行、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为经济主体的DSGE模型中,分析商业银行风险错配、货币政策工具和经济增长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冲击和商业银行的风险错配冲击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

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2002-2015年数据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2-2015年3月的月度经济金融数据,作者利用简单相关性、VAR模型、ADCC-GARCH模型对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价格稳定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二者并不存在稳定的相关性。同时,作者还研究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二者关系影响微弱,单独依靠货币政策很难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最后,该文选取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论证本文观点。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二者关系,进一步强调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为决策部门制定合适的政策、促进宏观经济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转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