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疯子——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系列论文之七

如果说,由于人对命运的抗拒、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智者与庸众的斗争、理性与张狂的分离,世上一些人注定要被称之为疯子,那么,神圣疯子却是具有《圣经》传统的西方世界在圣与俗的对立中产生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和文学样态。《圣经》的先知以及与其有着一脉相承血缘关系的著名疯子堂吉诃德、白痴都属于神圣疯子。

《无形人》中的狂欢大众

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无形人》充满着狂欢精神。包括小丑,疯子和骗子在内的众多非常态人物构成了狂欢精神的具体实施者和体现者,他们构成狂欢仪式中的狂欢大众。具有多面性的骗子在小说中以假面人物的身份出现。小丑与狂欢加冕和脱冕两种仪式紧密相连,此处的疯子实质上往往是最清醒的人。这群狂欢大众帮助揭示小说主题意义,揭示生活的真谛,他们更多的是周围现实的试金石,是他们混入和接触的那些组织和阶层的一块试金石。

蜕变与抉择:成长小说视野里的《狂人日记》

跳出启蒙视野,运用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知识重新解读《狂人日记》,可以清晰梳理“狂人”心理成长和人格发展的轨迹:其一,“狂人”自我意识刚刚苏醒时,成长的个体对异质性环境产生直觉的紧张惶恐,他开始运用理性观察分析现实历史,发现环境“吃人”,便产生了“被吃”的恐惧;其二,为克服成长压力,重获安全感而挣扎,他拒绝“服从”环境,也体会了“说服”的无效,自我与环境始终无法同一,恐惧无法消除;其三,重获安全感的渴望促使“狂人”回到生命源头——母亲,希望在母爱中得到温暖安全,但最终失望而且更进一步看清了自我与环境的纠缠:成长于历史环境中的个体无法如哪吒那样剔骨还肉,也无法如天狗那样自噬心肝,成长陷入绝望的悖论;最后,狂人在绝境中仍然坚持探索着成长方向,最终选择“生根式”成长,通过孩子与世界建立起爱的关系,与环境“和解”,重获自身心理安全感,寻找自我与民族成长的新道路。“狂人”的心理成长预示着现代中国人精神蜕变成长的艰难及其最后的道路抉择,并在后来的成长小说中得到反复的呈现与书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第一篇成长小说。

索因卡与荒诞派戏剧——以《路》和《疯子与专家》为例

在关于戏剧本质和戏剧目的等戏剧理念的认识上,索因卡和荒诞派戏剧有精神相通之处。从布景设置、戏剧情节、戏剧语言等方面来看,他的《路》和《疯子与专家》这两部最晦涩难解的剧本,具有以诗意形象进行思考的倾向,荒诞特征突出。但是索因卡对荒诞派戏剧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进行了一些创造性变革。他把时代的氛围和对时代命运的思考以最小的模糊性呈现出来,他的人物塑造遵循个性化和典型化原则,表现手法丰富,而且融入了很多本土元素。这些努力使得他的荒诞哲理剧成为具有个人特征的高度风格化的戏剧。

14—16世纪藏传佛教“疯圣者” 现象兴起缘由探析——以“藏念嘿汝噶”桑杰坚赞为例

在14—16世纪的西藏,藏传佛教内部兴起了一批被称为“疯圣者”的修行者,关于这些“疯圣者”的藏文记载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言行怪异、举止荒诞,有许多与世俗常规相背的事迹,人物形象迥异于通常意义上的高僧大德,但他们在宗教层面和社会层面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和西藏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西藏社会,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纷争不断,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利益争夺相交织,政治和宗教被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催动了“疯圣者”的集中出现。文章聚焦于其中的代表人物“藏念嘿汝噶”桑杰坚赞,结合14—16世纪的西藏社会背景,尤其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和格鲁派在当时的发展情形,讨论藏传佛教中的“疯圣者”在14—16世纪集中出现的历史原因,即他们将“疯行”作为一种弘扬教法的路径选择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