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股票市场尾部相依性分析——基于混合旋转Clayton Copula模型

构建基于BFGS算法优化的混合旋转Clayton Copula模型,选取上证指数收益率与恒生指数收益率分别代表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股票市场收益率的研究表明,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股票市场尾部呈正相依关系,且尾部相依结构具有不对称性,下尾分布较上尾分布更重;相比于单个Copula模型和混合Copula模型,基于BFGS算法优化的混合旋转Clayton Copula模型能更准确地估计参数,更全面地拟合我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股票市场的尾部相依性。建议两地加强监管合作,共同制定和执行市场监管政策;通过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提高风险识别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尾部风险,使其认识到市场收益率尾部相依结构的存在,并在投资决策中充分考虑尾部风险。

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有效促进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现实议题,资本市场开放可能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利的契机。利用“陆港通”交易制度实施提供的准自然实验环境,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陆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标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显著提高。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和缓解管理层短视等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高行业竞争度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资本市场开放的市场效应及其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时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强化金融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战略任务。借助恒瑞医药股价和中美大盘指数,文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探究了外资流入A股的行为特征和市场效应。研究发现,境外资金流入有明显的稳定性和趋势性特征。在超预期突发扰动中依然保持理性,多采取逆势交易策略,资本市场开放并未引起股票价格的超调。同时,超额收益率验证了其聪明钱属性,具有信息优势的境外投资者入市提高了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此,文章就推进中国资本市场有序开放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Rolling Regression及VAR-DCC-GARCH模型的股市时变协动研究——发达市场对中国大陆股市存在金融传染吗?

本文以2002年5月至2013年12月为研究区间,利用协整模型、滚动回归模型及VARDCC-GARCH模型对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香港、新加坡股市间的时变协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中国大陆股票市场与香港股市存在时变协整关系(截距与斜率均具有时变性),与新加坡股市存在着弱协整关系,但与日本股票市场不存在协整关系;中国大陆股市与香港股市、日本股市间的时变相关系数具有长记忆特征,而与新加坡股市时变相关系数并不具有持续性;亚洲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大陆股市存在显著的金融传染效应。

香港股市与内地股市的联动性研究

本文分3个阶段考察了香港回归以来,香港股市和内地股市之间的联动关系及其变化。协整分析表明,香港股市和内地股市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在内地资本市场实行股权分置改革后更趋于稳定。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香港回归以来香港股市和内地股市之间的引导关系在经历B股开放和股权分置改革后发生了变化。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从动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香港股市和内地股市之间的引导关系及其变化,并深入分析了单个变量的波动或冲击对其自身及另一变量的影响程度。

互联互通背景下内地、香港股票市场联动关系分析

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内地和香港股票市场之间互联互通的制度安排越来越多。利用DCC-GARCH模型计算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发现两地股票市场的关联性在缓慢上升,恒生A与恒生H这一组指数的相关性最高。利用EGARCH-X模型分析联动关系的具体影响因素,发现内地利率相对上升、离岸人民币升值预期上升会引起关联性下降,AH溢价指数的上升会带动关联性上升。利差、汇差、AH溢价指数的波动扩大会加剧关联性的波动。单独考察沪港通开通后的情况,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香港回归前后中国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联动机制的甄别与比较——基于Copula-MGARCH模型的测度

本文运用不同方法估计Copula-MGARCH模型,以期在甄别和判断不同估计方法有效性的基础上,选择最优的估计方法透析和测度香港回归前后中国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的联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与IFM估计方法相比较,利用MBP估计方法计算Copula-MGARCH模型更优;与香港回归前相比较,在香港回归至今的17年里,尽管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显著增强,但是二者之间的联动机制仍然较弱;内地股市在香港回归前呈现显著的波动迹象,但在香港回归后波动态势趋于平缓;与此相反,香港股市在香港回归前的波动幅度较为微弱,回归后波动特征陡然增强,而且这种波动特征持续了近五年之久。

沪港通背景下我国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联动机制研究

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创新、推动利率及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等,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在2014年沪港通开通之后与内地的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香港和内地股市之间的贸易、投资及上市联系机制进行分析,以上证综合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与国企指数为样本,通过计量的方法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全面验证沪港通开启后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联动效应的强化及相互影响程度。旨在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为投资者制定投资决策提供建议,推动两地股市的健康和谐发展。

实施QDII制度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

探讨了实行QDII制度将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的影响,认为QDII制度的实施对于香港H股市场而言将是利好的,可以恢复H股市场的活力,同时会引起B股市场动荡并进一步萎缩,A股市场也将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将是良性的,并可以转变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推动内地证券市场走向规范化.最后探讨了我国实施QDII制度的策略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中国大陆裔移民一代极少占据美国职场高端岗位的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近年来陆续有报道指出,中国大陆裔移民一代极少占据美国职场高端岗位。基于这一现象是否属实及在哪些层面上属实,本文使用美国纳指100和财富美国200强企业高管(代表美国高科技企业和大企业)、全美初创企业创始人(代表创业家)和美国前100名商学院正职院长(代表美国高校)四个层面计算出了中国大陆裔所占比例,并与印度裔、中国台湾裔和中国香港裔对比。数据验证上述现象确属存在,特别是272家美企的核心高管岗位大陆裔为0的事实说明统计年龄段的大陆裔普遍没有达到美国企业核心高管的标准和要求。对此,本文研究结论是“作为整体的大陆一代移民极少能在美国职场爬升至高端岗位”这一现象确属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大陆人与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存在很大差异”。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统计年龄段赴美大陆裔升任美国职场高端岗位难度大,二是中国发展红利期导致较多美国职场华裔中层岗位者被派回大陆或者吸引其回国发展。同时排除了两个原因:赴美大陆留学生英语非母语和留学生生源素质和数量。

资本市场开放具有信息治理效应吗?--基于业绩预告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本文从管理层信息披露的角度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背景下陆港通交易制度的信息治理效应。结果发现,被选为陆港通标的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得到了提升,说明陆港通交易制度能够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发挥治理作用,并且这一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盈余管理程度高、股权集中度高和高新技术公司中这种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为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贯彻实施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本市场开放与超额在职消费——基于“陆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陆港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关键步骤,对于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基于“陆港通”实施背景,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陆港通”显著降低了管理层的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股权集中度越高,“陆港通”标的公司超额在职消费下降的幅度越大;该结论在使用PSM方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以及进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陆港通”实施后,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改善是资本市场开放抑制标的公司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并且,当外部信息环境较差时,资本市场开放对超额在职消费发挥了更大的治理效应。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约束管理层的隐性私利侵占行为。本文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治理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监管部门继续完善并推进互联互通交易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祖国大陆股市发展演变及今后十年发展展望(一)

祖国大陆对其股市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使其总体经济发展渐入佳境 ,人民收入水平提高 ,证券投资理念逐渐增强。随着政策面一系列利好的出台 ,预计到 2 0 10年 ,祖国大陆上市公司将超过2 0 0 0家 ,上证综合指数超过 6 0 0 0点 ,深圳成份指数逾 180 0 0点 ,证券市场市价总值占GDP比重将达5 0 % ,证券经营机构实力大增 ,证券发行制度将实现由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过渡 ,金融监管将由分业接管转变为综合监管。

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创新了么?——基于陆港通样本的微观证据

文章选择2014年至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QFII持股比例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代理变量,并将陆港通政策出台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面板DID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研发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企业研发规模提升;(2)资本市场开放对研发的刺激主要通过降低信贷依赖、提升外部监督作用、提升TFP水平来实现;(3)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通过解决“生产率悖论”提升研发水平。

资本市场开放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陆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将“沪港通”和“深港通”同时纳入研究范围,利用“陆港通”交易制度这一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数据的来源为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Wind金融数据库。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在资金相对不足的民营企业中对金融化水平的促进效应更大,在配置金融资产机会更多、影子银行更发达的中东部地区,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导致的金融化并没有产生“蓄水池”效应缓解企业未来的投资不足,对实体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我国企业存在以追逐利润为动机的金融投资倾向。融资约束的缓解促进了低风险企业“实体中介”的作用,在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同时,也使部分企业获得充裕的资金并投入到影子银行业务中,从而导致低融资约束、低风险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得到更显著的提升。“陆港通”对不同公司治理水平企业的金融化的促进效应有所不同,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有效地防止管理层过多配置金融资产以获取短期效益,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的上升;在公司治理低效的企业中,对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督作用相对较弱,无法有效抑制其短期投机行为,导致企业金融化水平提升。

大陆与香港股市联动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推进,大陆与香港金融市场的合作日益密切,股市间的联动效应也日益显现出来。论文选用2012年12月3日至2018年6月29日上证指数、深证成份指数、沪深300、恒生指数的日交易数据,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检验和四变量VAR-GARCH-BEKK模型,研究分析大陆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溢出效应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香港股市和大陆股市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香港股市对大陆股市存在单向引导作用,研究表明大陆股市的稳健性受香港股市的影响。在波动溢出方面,沪深300指数、上证指数与恒生指数存在双向收入溢出效应,而上证综合指数与恒生指数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陆港通”样本的双重差分法分析

选取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分别以QFII持股比例和企业加入沪深港通(陆港通)样本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代理变量,基于PSM+DID模型与工具变量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QFII持股比例的增加与陆港通样本的加入,均能提升企业TFP增长率水平;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公司融资约束,提升TFP增长率水平;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通过解决“出口—生产率悖论”问题来提升企业TFP增长率水平。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陆港通”样本的双重差分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与债务违约相关的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经营风险存在双刃效应。本文运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将“陆港通”政策的出台作为外生冲击,进行多期DID分析检验,得出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两个途径实现。本文从资本市场开放的实体效应视角,为企业违约风险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台湾观光相关类股投资人对开放陆客团体行事件之反应

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2008年5月22日台湾"交通部"拟定之"两岸周末包机及大陆观光客来台方案"对台湾地区航空、观光及贸易百货上市、柜公司股票报酬率的冲击。实证结果表明:事件日前10日、前9日、前4日和前1日平均累积异常报酬率皆通过至少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示在事件日前股市投资人对开放陆客团体行之预期已然形成;事件日后1日至后4日及后11日至后14日亦均通过至少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示股市投资人对开放陆客团体行有相当强烈的正面响应。

资本市场开放能否抑制管理层语调操纵?——基于“陆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借助“陆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立足于企业文本信息披露的视角,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全面考察我国资本市场开放与管理层语调操纵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陆港通”的开通对管理层的语调操纵行为具有抑制作用,有效提高了公司非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进一步分析表明,其机制在于提高信息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与缓解融资约束,且政策的积极作用在香港资金参与程度更深的公司中更为突出。研究为政府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开放进程和加强对语调操纵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