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中的算法解释权——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为旨

在Web2.0时代,因自动化决策嵌入公权力所引发的算法权力异化的风险指数级上升。为了规制人工智能时代的自动化决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算法解释权。然而,作为新兴权利的算法解释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存在行权时间(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和解释程度(一般解释与具体解释)层面的解释分歧以及权力限度的适用困境。因此,有必要在对算法解释权进行公私场景类型化划分的基础上,以权力结构的对称性为标准,引入比例原则对算法解释权在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下的适用进行教义学阐释。同时,以比例原则为主、法益均衡原则为辅来构建算法解释的方式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设定的算法解释权在公法领域应为一种事后的、具体的解释,与私法领域事前的、一般的解释相区别。

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路径分析

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但仍存在立法体系有待完善、数字人权保障不足、公共数据开放不够、政企合作机制欠缺、算法决策存在风险等问题。为了保证数字政府建设的平稳运行,可以借鉴域外国家数字政府建设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从完善数字政府立法体系、加强数字人权全面保护、扩大政府数据开放程度、健全政企合作体制机制、优化算法决策方式方法五个方面进行法治建构,从而推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发展。

论作品署名权的转让

依照后现代主义理论,作品与作者人格没有必然的联系。作者在作品上署名的目的在于公示自己的著作权人身份,与物权公示作用相同。著作权作为私权,在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可以自由转让。只要作者与著作权的受让人处于平等地位,作品署名权的自愿转让不会给社会或者他人利益造成不良影响。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作品署名权的转让问题值得理论上的认真研究。

论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政府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 ,蕴含着无法估量的价值。政府信息公开法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对《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的四点意见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取消了作品所处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限制,同时将"作品类型法定"改为"作品类型开放",这将打破作品与其他类型智力成果之间的界限,导致著作权保护范围的不当扩张,使法院难以反驳要求将技术方案、竞技体育动作设计乃至香水气味等"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认定为作品的主张。将视听作品分为"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及其他视听作品",并对"其他视听作品"视情况适用职务作品、合作作品和约定优先,无约定时归制作者的著作权归属规则,使此类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复杂不堪且可能与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规则产生冲突,不利于此类视听作品的许可与传播。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从"载有节目的信号"改回"其播放的广播、电视"无法解决为广播组织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造成的逻辑矛盾和正当性问题。为实现"以信号为基础的保护"方法,并防止对公有领域的侵蚀,应当遵从著作权法基本原理,删除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论国际版权公约中“向公众提供权”的含义

网络深层链接是否属于向公众提供,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存有较大争议。在国内,有"服务器标准"与"实质呈现标准"的对立;在欧盟,有"新公众标准"与"特殊技术手段标准"之争。通过应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对国际版权公约规定的"向公众提供权"进行充分阐释,提出"间接提供理论",即"向公众提供权"既包括向公众直接提供的行为,也包括向公众间接提供的行为,后者可以作为规制深层链接的理论依据。

论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关系——兼谈《著作权法》第47条(广播组织权)的解释论问题

邻接权保护的客体(版式设计、表演、录音、录像和广播)与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作品)是各自不同的劳动成果,邻接权与著作权并不重合,各项邻接权之间也是平行存在的。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著作权与邻接权均为专有权利,权利人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行使存在相互制约,当广播组织许可他人行使转播、信息网络传播等权利的时候,被许可人还需要取得享有该项权利的著作权人以及其他邻接权人的许可。反过来,即便著作权人已经许可他人公开传播其作品,如果被许可人通过对广播组织播放的作品进行转播或者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话,也还需要取得广播组织的许可。第47条的“不得影响”规定本身存在瑕疵,不宜过度解读。

深层链接直接侵权责任认定的实质提供标准

纵观著作权权能的历史发展与现行范围,作品利用行为的责任定性包含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权利人开发某种利用行为潜在的社会福利能力越强,该利用行为越可能引发责任;另一方面,利用者对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干预程度越高,越可能引发直接侵权责任。深层链接的侵权责任同样由这两项因素判定,而与服务器生成复制件这一技术特征无必然联系。如果非跳转链接对内容的选择程度很高,对内容展示和传输方式的干预很强,以致用户能够直接从设链网站获得作品,则深层链接成立直接侵权,这种判定方法可称为“实质提供标准”。该标准与现有学说均有区别,模糊性、效果取向和部分深层链接应予免责等顾虑都不足以影响“实质提供标准”的合理性。

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根据引发事件事实状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事前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所抵制的是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结果,实质上是在主张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认知风险的权利。着眼于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针对的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入手,探究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的根源,寻求化解之法治路径。当前环境公共决策在结构和程序上呈现出封闭性,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被排除在外,其认知风险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共识不能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引发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环境公共决策中专家的理性地位被动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诉求更为强烈,其对风险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对最终决策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无法独占风险决策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具体风险认知的共识以便决策结果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环境公共决策取得实质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化解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为此,环境法应当将公众作为环境决策的合作者,要求决策者主动、全面公开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对公众意见给予及时充分的回应,寻求其理解和支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通过程序性的设计促进风险沟通的实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当前有关立法已反映出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但只是萌芽。

准公共产品竞争性供给改革分析框架——兼论我国公共产品改革思路

准公共产品供给纵向一体化的政府垄断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问题,问题的解决需依赖竞争性供给改革。对准公共产品竞争性供给改革可以按“两层分解,多元竞争”的思路进行:打破准公共产品供给高度纵向一体化的供给模式,将供给过程分解成不同的亚过程和环节;在不同的亚过程和环节开放进入、引进竞争者,形成多元竞争的供给模式。

论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后“转播权”内涵的变化

从现行《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来看,著作权人享有的以有线传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以及广播组织享有的对广播、电视的转播权,都不能用来控制同步的网络转播行为。第三次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赋予了著作权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转播作品的权利,这不仅意味着著作权人对“广播的作品”的网络转播行为的控制不再需要借助“其他权利”,而且还可以控制对“有线传播的作品”的转播;同时,广播组织禁止他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转播其播放的广播、电视的权利的范围也扩张到了网络转播行为。

对档案公布权的认识

在档案的正常利用过程中,档案公布权容易引起法律纠纷,不仅给档案利用者带来困扰,也影响了正常的档案利用工作,公民利用档案的正当权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在档案实践工作中,由于种种因素档案公布权并没有被有效行使,公布工作成效甚微。从某种意义上讲,国有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实际上否定了国有档案的公布权,阻碍了档案的公布工作。在已经启动的《档案法》修改过程中,应该考虑还权于民,废除所谓的档案公布权。

广播权与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辨析

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相互交叉和边界不清的问题。扩音器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实质上是机械表演权;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实质上是向公众传播权;对作品的网络广播或网络转播并不受广播权控制。建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重新确立公开表演权和公开传播权的各自范围,完善我国著作权人享有的无形传播权内容。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审慎例外条款研究

作为维护东道国公共政策管制权的重要工具,审慎例外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审慎例外不仅适用范围广,而且适用条件相对宽松。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涉及审慎例外时,投资协定不仅规定了金融主管机构作出共同决定的特殊前置程序,而且要求仲裁员必须具有金融服务法律或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或经验。结合审慎例外条款的功能与发展趋势,我国应统一双边投资协定中审慎例外条款的模式,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以防止审慎例外的滥用,在维护国家管制权的灵活性与保护投资者利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

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制度解析——评《行政强制法》第43条

《行政强制法》第43条规定关涉的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规定透射出这样的利益博弈:公民权的保障与行政权的限缩、个人利益的凸显与公共利益的隐退。由此足以解读立法者设置该条的旨意。该种立法内容设计存在正当性瑕疵:从宏观上来看,存在与该法同一章节预置规则相冲突之嫌;从微观来看,内容设计之科学性不足。基于此,行政强制执行时间与手段限制的革新应以"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为导向探求行政强制执行时间的限度;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程序设置等方面规制拒绝给付制度。

论环境决策公众参与制度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并没有完整建构环境决策公众参与制度。该制度的建构需要解决“公众是谁”“如何参与”“产生何种效力”3大核心问题。解答“公众是谁”,应当依环境利益相关和在场原则确认参与人。对相关环境事务享有环境利益但不享有经济利益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在场自愿参与是公众参与权的体现。解决“如何参与”的关键不在公众而在政府。公众参与以公众参与平台为基础,以政府提供决策相关信息为条件。为保障公众参与,政府有建设参与平台和提供决策信息等义务。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基础是公众环境利益管理权,因而对“产生何种效力”的确认应当有权利本位思想。行政权力的主导作用和公众权利的主体作用,才能共同保障公众科学民主地形成环境决策内容。

网络时代的消费者知情权探析

网络时代的消费者知情权在传统基础上得到了扩展和延伸,并且容易受到侵害。国外立法通过强化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来保护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措施较为单一。构建我国在网络时代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体系应体现网络自身的特点,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

深层链接行为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

自深层链接技术诞生以来,与之相关的著作权侵权认定问题便常伴左右。深层链接是否应认定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困扰当前理论界、实务界和产业界的重大问题,其核心要素在于对"作品提供行为"的认定。作品提供行为的判断是一个法律问题,应当采取法律标准,法律标准符合著作权权能划分的形成法理。一些不具有上传至服务器的外观特征,但实质性替代作品传播利益的作品展示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作品提供行为。

公众参与如何避免“参与者困境”——基于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的观察

如何让公众的参与行为利于公共政策质量的提升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热点议题之一。笔者认为,在探讨公众参与与公共政策质量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谁来参与”的问题,因为在政策制定实践中已然出现了诸多由于公众“参与者困境”造成的政策质量低下的现象。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聚焦如何解决“参与者困境”的问题,从知识视角重新审视政策制定过程及界定公众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并对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者进行分析,发现在确定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者时可以结合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对政策问题的认知来进行考量,从而减少或避免“参与者困境”的发生,为政策质量的提升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