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荣誉体系:尊崇人民力量的政治象征系统

国家荣誉体系是国家建设的象征领域,中国国家荣誉体系是包含了荣誉制度法律体系、颁授仪式、纪念日设立、公墓建设等一系列内容的整体设计。现代中国国家最高荣誉体系由“五章一簿”组成,国家勋章从称号冠名、勋章设计、表彰决定、颁授主体、制度立法、颁授仪式的时间空间要素等诸多方面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人民意志对国家象征资源的支配,反映了国家的政治价值观,指明了未来的道路选择。人民群众是生产实践的主体,具有改造世界的根本性力量,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的重要内涵。国家荣誉体系坚持人民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和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尊崇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彰显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史上的功绩,强调劳动人民在国家建设中的贡献,以此塑造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荣誉体系的人民性决定了国家最高荣誉具有的至上权威。

论叔孙通的礼治实践及其影响

叔孙通在西汉开国伊始,通过制定朝仪及宗庙礼法等制度,推动西汉礼治,既使汉初朝堂君臣等级分明,又使儒家礼学思想得以弘扬,为后世帝王进行礼治建设提供典范。由于叔孙通的礼治实践,汉初统治者改变了对儒学和儒生的态度,大量儒生因此入朝为官,改变了西汉的官僚结构。随着儒学与汉初政治联系的加强,儒士的独立人格开始走向退化。叔孙通的礼治实践,不管是对汉初的政治统治,还是对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非遗仪式节庆展演的能动性与意义塑造--以云南李方村“大锣笙”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中的特殊物件是非遗保护中值得关注的问题。非遗的仪式节庆展演研究不应仅仅关注文化意义的阐释,而应根据其中特殊物件的物质能动性变化,从研究展演如何反映当地的民族文化转移到物件本身的能量和时空的相互影响,从而研究物件如何反映和重塑文化、帮助人们适应社会的变迁。引入“物的能动性”视角,分析“大锣笙”在历史性情境、仪式性情境和后过程情境中的能动性作用机制。“大锣笙”在历史传说中被赋予象征效力,获得作为“神”和作为“物”的双重能动性。“大锣笙”在3层情境中构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塑造了当地社会不变的社会想象。

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成形技术研究

吴越青铜器发展到春秋中晚期 ,出现了一批极富地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 ,器表饰有细绳纹和细薄而峻深的纹饰 ,或在纹饰间布满细芒刺突起的棘刺纹。本工作通过对吴越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探索和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复原试验 ,以期揭示出这类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成形技术。实验过程是以绳索为模 ,在湿陶范内埋入绳索 ,当陶范入窑焙烧时 ,绳索焚烧后形成绳索状凹槽 ,浇注青铜液后则成为具有突起状绳纹装饰的青铜器。焚烧绳索形成纹饰 ,是一种在平面上形成三维纹饰的技艺 ,能在青铜器表面形成规整的绳纹 ,可能为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古代工匠铸造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一种方法。

“述而不作”与“圣贤”神话

被视为"天纵之圣"且"多能"的孔子,究竟缘何"述而不作"?释读的关键在于"述""作"的意义。本文从礼乐仪式语境和文字考古来追寻"述""作"初义对"述而不作"的潜在规约。"述""作"原本都深深根源于口传文化祝祷神灵的仪式语境,而后引申为撰述和创作,但各有倚重,"述"偏于卜筮祝祷技艺和仪式性言行信守与遵循、践行;而"作"偏于契刻、铭刻、建造等仪式性制作传统。"述作"的关键性区别在于述作主体知晓神圣启示的能力差异。孔子时代,主导性知识传承方式依旧是口述和礼乐仪式。"述而不作"与孔圣"作春秋"的矛盾与辩驳,既是孔子被神圣化的裂隙见证,同时也保留了"述作"本有的神话仪式规约力量。从神话历史大传统中脱颖而出的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始终难以完全脱离神圣信仰下的神话编码与言说方式。

夏尔巴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芒羌”鸡爪谷酒酿制技艺的人类学探析

"芒羌"鸡爪谷酒酿制技艺是夏尔巴人在适应陈塘沟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人们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饮品,也是夏尔巴人的民族象征物、夏尔巴男性生活方式的体现物和夏尔巴妇女的淘金宝库。只有按照整体性原则保护陈塘沟的生态环境,将鸡爪谷酒改良成重要的旅游体验物,才能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

周公摄政与周初政教关系初探

周公摄政导致了周初二王并存的局面,而二王并存的实质是国家政权和教权的分离。周公是周代初期的巫史领袖,并于武王后期开始执掌教权,由于不能和政权明确分开,引起王族的猜疑。周公为此迁居东都洛邑,并致力于制礼作乐,目的是使政教分权更加明晰化,造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革命。

明代瓷质礼器概说

本文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瓷质礼器作了概括的介绍。探索了明代瓷质礼器烧造的历史背景 ,即明代礼制的完备和在礼制活动中明廷对使用瓷制礼器的提倡 ;论述了明代瓷制礼器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证明它不仅是明代礼制活动的载体之一 ,而且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自然生人神话演化传承研究

自然生人神话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7类,分别是水生人、石生人、洞穴生人、蛋生人、竹生人、葫芦生人、树生人。其中5类分别发展为感生神话,唯有洞穴生人与葫芦生人神话没有发展为感生形式。这主要是因为洞穴与葫芦形似母腹,已经包含了女性生殖崇拜的内涵。自然生人神话顺时而变,保持了传承的活力,成为相关仪式传承发展的内驱力,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元素。

周公制礼与作乐的时间和区别

周公制礼作乐是先作乐,后制礼作乐。当时还没有形成新的礼乐制度,因此主要是按照三代以来"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传统。作乐在翦商当下,以《大武乐》为代表;制礼在六年之后,大会诸侯时,《诗经》的第一个文本因此形成。诗乐舞三位一体,可以分合,也有的诗乐舞并不匹配,如《大武乐》和《大武诗》。

以礼致序 以乐致和: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基于《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的分析

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一种以宾贤、敬老、无讼为宗旨,融合礼教、乐教、诗教于一体的礼仪制度。在分析南宋士大夫胡颖《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一文的基础上,揭示了乡饮酒礼"以礼致序,以乐致和"的思想基础,其既调整外在行为又调整内在思想的社会综合控制模式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人生通过仪式及其戏剧展演——贵州荔波布依族“做桥”仪式探微

在总体描述贵州布依族"搭花桥"仪式的基础上,将荔波布依族"做桥"仪式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生通过仪式,并从仪式戏剧的角度对其展演过程、剧目内容、表现形态进行分析。认为"做桥"仪式作为一种戏剧性的酬神还愿仪式,不仅展现了荔波布依族民间信仰对人类生育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寄托了荔波布依族对家庭平安顺利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期冀。

浅析荀子的行政组织思想

荀子是中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在其思想体系中蕴藏着丰富的行政组织思想。他的行政组织思想包括"礼""法"结合的行政组织控制思想、"贵贱有等"的行政组织等级思想、"尚贤使能"行政组织用人思想、"道德之威成乎安强"的行政组织用权思想。荀子的这些行政组织思想对当今的行政组织管理仍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荀子“礼”之实践方法的研究——以“制礼”为中心

"礼"在荀子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荀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结合战国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礼学主张,为在现代社会重新实践荀子主张之礼、谋求"制礼"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荀子主张的礼之起源"制欲说"以及礼之作用"分"与"养"规明了礼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所起的作用,同时通过礼之产生"先王制礼说"与"圣人可求论"阐述了制礼主体"先王"的可复制性,最终落脚在实践上,从"礼之文"与"礼之理"的关系出发,说明制礼的具体执行方法。

闽南傀儡戏与闽南人社会生活关系探讨

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傀儡戏在闽南地区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其技艺精湛享誉环宇。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与闽南的开发及其社会生产、生活关系极其密切。闽南傀儡戏的种类有提线傀儡戏、布袋戏(亦称掌中戏,分南北两派)、铁枝戏、以及皮影戏等,其中在闽南最具影响的是提线傀儡戏。从历史的角度,对闽南傀儡戏的流传、艺术形态特征介绍的同时,着重阐述其与闽南人社会生活的关系,从而揭示该地区民众社会生活对于傀儡艺术的需要,以及民众社会生活对傀儡戏的流传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礼书通故》经世思想研究

《礼书通故》是黄以周最重要的礼学著作,也是清代礼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黄以周治礼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经时济世为追求。黄以周考礼议礼,却没有沉溺于故实考订,而是关注现实,心系时俗,褒贬善恶。长期的礼学思想研究,使得黄以周对制礼之事亦有冲动,不时为古人之伦理窘境提供出路,为制礼提供理据。

誰的密教——以雲南《天宫科》和甘肅《天功科》的比較爲例

根據文本内容指出雲南《天宮科》與甘肅《天功科》爲同一種科儀,其作者是南宋僧人祖覺。這一結論說明,同一本科儀被不同地方的人使用,不同地區的人,不宜將其他地方同樣存在的文本說成是自己獨有的。對于與這些科儀相對應的佛教宗派如所謂'白族佛教密宗'('白密'),也不例外。

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型的制作工艺

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也是商代后期青铜铸造业最重要的基地，遗址内出土有大量陶范、芯、模，熔铜、盛铜器具，制范、铸后清理所用工具，以及相关的遗迹、遗物等。这些出土资料为我们了解殷墟青铜器生产的工艺流程，印证或是修正以往关于某些技术细节的猜测和假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