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缩法定犯适用的证明困境及其出路

在法定犯时代,为避免刑法过度适用减损国家治理整体效果,刑法学界提出了司法限缩方案,希望通过激活违法性认识的适用、严格审查前置的违法性、实质判断法益侵害程度来实现出罪减责。上述主张忽略了司法证明对构成要件的反向制约作用。违法性认识证明困难,决定其应作为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行政监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片面强调司法认定的独立性,否定行政鉴定与行政认定证据资格,不具有现实性。应区分关于专门性问题的报告和行政机关处理决定或意见,对前者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予以规制,将后者归入辅助资料。将个人法益受到侵害作为法定犯构罪的前提,与增设法定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立法目的不相适应。抽象危险和具体损害,只有通过反向刑事推定方可建立可转换的联系,从而实现积极出罪。

法定犯时代的刑法解释——兼论法秩序统一原则与刑法独立性

中国刑法已经进入法定犯时代。法定犯是指同时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且构成要件必须依托行政法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判断的犯罪。法秩序统一原则要求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解释必须与行政法规在基本精神和终极价值上协调一致、互不冲突;刑法独立性要求法定犯的构成要件要素保持相对独立的解释立场。法定犯的双重违法属性要求,在解释构成要件时,首先必须对不法类型进行同质性审查。不法类型绝对同质性情形下,行政法规规制目的排斥对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文义解释的,刑法应进行限制解释;在超法规的角度,当行政归责属于立法拟制或推定的积极归责时,要防止以“仅有量的区别”为判断标准,直接将行政责任以作为法定犯认定的根据。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定犯意涵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模式的选择离不开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质属性的认识,目前多数学者将本罪理解为自然犯,但这种认识存在诸多误区。根据学界对自然犯/法定犯区分具有共识的三个标准:首先,从古代国家到现代国家、从现代社会到信息社会,个人信息在社会变迁中经历了“古今之变”,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得以获得法律的全面保护;其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兼具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双重面向,不应忽视个人信息作为社会交往之构成要素的集体法益维度;最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法定犯的前置法律法规,其内涵是国家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施加的合规义务。因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法定犯而非自然犯。以此为起点,开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代表的法定犯基础理论研究,是未来值得开拓的重要方向。

法定犯时代的犯罪对策

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到法定犯时代。法定犯时代的犯罪现象已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犯罪现象,社会所面对的犯罪威胁主要来自于法定犯罪,而不再是传统的自然犯罪或街头犯罪。在强大的政府权力以及刑法等正式社会控制力量面前,传统自然犯罪或街头犯罪对社会已经难以构成实质性威胁和挑战。与之相反,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法定犯罪大量增多且类型越来越复杂多样,法定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以及生活秩序的主要威胁。法定犯时代的犯罪问题主要是法定犯罪问题,而法定犯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通过制定好的公共政策予以化解,是解决法定犯时代犯罪问题的最佳政治之道。

妨害药品管理罪引发的“蝴蝶效应”——以仿制药销售行为的定性之争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妨害药品管理罪之增设在刑法法规体系中的影响如同“蝴蝶效应”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新增的妨害药品管理罪使得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间接限缩,导致了仿制药销售行为不适宜用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进而使该行为被排出在犯罪圈之外。对于刑法修正案新增立法的微小变化必须进行体系性思考,从刑法法益实质角度出发,把握法定犯刑法规制与行政法规制边界,才是解决仿制药销售行为定性的关键。

企业家涉罪的法律与制度分析

企业家犯罪的研究是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待犯罪,它与西方犯罪学中的白领犯罪并不重合,企业家犯罪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家犯罪和民营企业家犯罪,它根植于企业家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制度因素。对此类犯罪进行遏制需要刑事法网的严密和改善,同时要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才能奏效。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研究--兼论行为基准说的优越性

我国刑法学理论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式存在不同观点,以结果作为罪过形式判断基准的传统观点论证不足且会得出片面的结论。以行为作为罪过形式的判断基准,能够在行为人对行为与结果具有不同主观心态的情形下得出妥当结论,还能兼顾各种犯罪类型,且并不违反《刑法》总则的规定,应当得到提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故意犯罪,只要行为人有意实施了规定的行为,导致“甲类传染病传播或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无论其对结果的态度为何均可构成此罪,应当运用竞合理论实现罪刑相适应。

论法定犯中扩张解释的限制适用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在立法论和解释论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自然犯是侵犯个体法益或者可直接还原为个体利益的集体法益的犯罪,法定犯是侵犯无法直接还原为个体利益的集体法益的犯罪。法定犯,相较于自然犯与伦理道德的关联较弱,具有违法性认识复杂、法益性欠缺、我国语境下的罪刑设置不科学的基本特性,与扩张解释存在天然的抵牾之处。但是,现行刑法框架下绝对禁止对法定犯扩张解释的做法并不可行。对于基于体系(解释)协调目的的扩张解释以及对表面构成要件要素和有利于被告规定的扩张解释,由于不会触动法定犯的基本特征和提升侵犯人权的风险,应当允许在法定犯中例外适用。

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的刑事不法判断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是指引刑事不法判断的重要工具,由于不区分违法性概念与不法概念、忽略自然犯与法定犯不法判断的差异、混淆合同有效性与行为违法性,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对于刑事不法判断的意义未能被准确把握。违法性评价具有确立举止规范的重要意义,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要求确保民刑举止规范的一致性,在此意义上应坚持违法一元论。在刑事不法判断中,构成要件判断原则上应根据刑法规范目的独立进行,违法阻却事由判断则应在各部门法中保持一致,前置法上的违法阻却事由在刑法上同样具有正当化效果。但是,判断法定犯的构成要件时,需要先行判断行为违反了前置法的何种具体规定,刑法不能突破前置法确定的规范内涵而对相关构成要件要素做扩张解释。

行政犯违法性判断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研究

对于行政犯而言,存在着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类型的重叠或交叉,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导致现实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以往的研究或过于抽象笼统,或纠缠于各自要素上的细枝末节,无法真正厘清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限。在法益保护主义的前提下,质的差异论和量的差异论并非完全对立。前置性的行政不法对行政犯的成立而言虽然不可或缺,但行政法与刑法在规制范围、规制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司法需要根据法益侵害的性质分别运用质的差异和量的差异妥当地划定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范围。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法益侵害性质相异或者行政不法侵害法益过于抽象的场合,应直接依据质的差异论发挥法益对罪与非罪的界分功能;而在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法益侵害性质相同时,则依据刑法的从属性性质以法益侵害的程度即量的差异对两者实现有效的区分和衔接。

法定犯的性质和界定

法定犯是对应于自然犯的一种犯罪形态,它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双重属性。所谓行政违法性是指违反行政法规,这是法定犯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行政法规是法定犯的前置法,只有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犯罪。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定犯具有行政从属性。而刑事违法性是指法定犯的构成要件行为符合刑法规定,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在法定犯的司法认定中,既要参照行政法规的规定,同时又要严格依照刑法规定。在法定犯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行政部门的行政认定对法定犯的构成要件规范要素的理解和事实因素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但司法机关对法定犯的认定具有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法定犯刑事程序的形式化。

论法定犯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

法定犯的刑法条文设置“违反国家规定”这一要素有直接规定、间接规定与没有规定三种模式.其中,对于没有规定这种模式,可否如同前两种模式那样援引相关国家规定并据之判断行为的违法性尚需研究.基于法定犯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双重特性,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法定犯的内部结构和处罚范围以及司法实务出发分析,刑法条文中未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是法定犯的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深入探讨法定犯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有助于寻找法定犯的违法性判断的前置法,理解法定犯单纯不服从(而非侵害法益)的违法性实质,对于化解法定犯口袋化的困境,推动构成要件理论的精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益性的欠缺”与法定犯的出罪——以行政要素的双重限缩解释为路径

犯罪是侵犯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法定犯是单纯违反禁止规范的犯罪,是对国家规定的单纯不服从,并没有实质地侵害法益,其在法益侵害性的问题上存在先天不足。没有法益作为判断可罚性的理论支撑和限缩作用,导致其出罪机制不畅以及司法实务中法定犯的日益口袋化。针对法定犯有别于自然犯的这一特性,基于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主要为行政要素,即表达的是对行政法律法规的保护与强调而非刑法自体恶的要素,为弥补法定犯法益性欠缺所导致的法益甄别与限制刑法处罚范围作用的欠缺,宜对法定犯中的形式性与实质性行政要素进行双重限缩解释,以建立法定犯有效的出罪渠道,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我国刑法中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之提倡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往往将行政犯的法益界定为管理秩序(制度)法益,但是对于这一法益的界定,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将其界定为抽象的行政管理秩序(制度),如此模糊的界定,使管理秩序法益日益沦为"口袋法益"。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认为所有行政法益均可以在达到一定量的情况下上升为刑事法益,加之没有区分刑法法益与规范保护目的,导致单纯的行政管理秩序混入刑法法益之中。应将前置法秩序和单纯行政管理秩序这两个行政法益从当前刑法法益中驱逐出去,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借助前置法将适格的刑法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

纯粹行政犯的划定及非罪化路径分析

法定犯与行政犯是交错关系而非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不属于法定犯的行政犯”即“纯粹行政犯”存在不同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独特之处。在保护法益方面,该类犯罪专门或主要以秩序法益作为保护对象;在可罚违法性方面,该类犯罪因可罚违法性的量的缺失或质的不足而阻却违法;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方面,适用于该类犯罪的是可罚刑法认识说。在立法层面,应当将纯粹保护秩序法益的犯罪类型从刑法中剔除;在司法层面,合理运用保护法益、可罚违法性以及可罚刑法认识说,可以更好地克服经济刑法中的新工具主义倾向。

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问题之探讨

单位如果实施了自然人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并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是以个人犯罪论处还是司法机关不予处理而放纵犯罪?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且在司法实践的处理过程中,也存在着争论,至今尚无定论。这样的现状,一方面难于体现我国的刑法保护功能,另一方面如予以处理,则可能冒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风险,的确是一个两难问题。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当罚性,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犯罪的变异与司法实践,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法律认识等问题的探讨,希望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开辟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