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的教学:爱与智慧——对话詹姆斯·加里森教授

现代教育常常以智力发展为优先而忽视情感、欲望等个体的主观感受。詹姆斯·加里森教授通过梳理西方知识传统,指出对各种爱和欲望的关注从柏拉图开始就是和智慧的获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渴望真正善的爱欲教育是实践智慧所必需的,实践推理是充满激情的理性。杜威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发展出反对二元对立的一元论。正是因为这一点,杜威的思想与强调整体论的东方儒释道思想是相通的。对于教师来说,情感是身心智统一的一个子功能。因此,教师必须引导自己的爱欲来渴求对自己和对学生真正有益的东西。教师忽视自身与学生的情感和心灵会带来功能性失调,这会损害教师和学生的艺术性的、创造性的表达和道德发展。

用爱感染人——《爱的教育》中的美好感情

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是一部日记体小说,小说感情丰富,文笔优美流畅,语言平实。小说讲述了意大利市立小学4年级学生安利柯,在将近一年时间里的成长及所见所闻所感,亚米契斯以人性善为基点,精心构思了一系列充满爱又朴实的关于父母之爱、师生之爱和爱国之志的感人故事,把美好感情和思想送进小读者的心灵,小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和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

古今中西会通视阈下的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读潘知常《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

以古今中西会通为视角,阐释和解析中国美学教授潘知常的新著《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区别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潘知常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精神“生”“情”“境”出发,具有“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和“情本境界论”审美观和“知行合一”美学践履传统的生命美学振聋发聩,引发美学界“哥白尼”式的革命。阐释他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广泛吸收借鉴中外美学、文学、哲学思想宝库,打通古今,融汇中西,形成独特的生命美学体系,对中国文论的建设和美学的发展带来很深的启示。

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

情感史关注情感的历史与情感对历史的创造。汉代之后,爱情被置于以礼制情的儒家情感模式之下,但唐人并未受这一主导情感模式的束缚,所以其时出现了爱情众生相:帝王的浪漫之爱,山东士族高门的隐蔽情感,妒妇、悍妇的追求感情专一和士人们突破礼教的浪漫专情。儒家情感框架与唐人爱情实态产生落差的原因,一在唐朝的二元性国家特质,胡化情感模式在其时占有重要位置;二是意识形态的包容;三是前朝遗绪的留存与影响。唐人的丰富爱情表达,不但为硬邦邦的理性史增添了血肉,其中的若干爱情更改写了历史。

爱情与中国社会变迁:以感情结构为分析框架

爱情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本文通过分析1910—1940年30年间围绕爱情进行的讨论,从感情的角度探索不同群体的博弈,进而管窥中国现代化进程。此外,本文基于感情结构的研究框架,将爱情与不同类型的感情放置在同一个结构中进行对比,并分别从个体、群体和社会的层面展现了变迁的过程与机制。

“慈本论”基础上的“良心认识论”——兼论“立心”对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

在“慈本论”崭新的存在论基础上确认了人之(具内在自然法导向和道德力量的)“良心”是作为人之存在的“第一因”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慈’”,它为道德的现实化提供动力,为道德判断和实践提供本然性的应然性的尺度,为美德和规范提供价值基础。因此,“立心”即认识、激活与强化良心及其功能与表达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它的缺失是“精神接生术”式的或知性的道德教育失败的原因。以普遍性的知识揭示了“良心认识论”是“立心”的前提条件,是急需开拓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哲学的基础领域。以普遍性的知识揭示了“良心认识论”,包括:揭示了“立心”的前提条件是遮挡或超越“生存性恐惧”;揭示了良心在生命理性情感、人格、生命态度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表现(即“相”——“不同者”);揭示了认识良心(也即敞开人之存在)的认知性的生命理性谱系;揭示了“立心”的原理。其中,各种生命理性和生命理性情感都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自由性与道德性的统一,也都具有普遍性。

情感结构与时代症候:重审1920年代丁玲北京时期的情爱书写

对于像丁玲这样受新文化思潮感召来到北京的知识青年来说,其情感结构已然不同于“五四”初期激烈张扬的政治青年,飘零无依的孤独、理想抱负的落空、生存糊口的艰难、前途未可知的迷茫,集合成了丁玲这一代人的共同体验。丁玲早期在北京的创作既可以说是对时代情感结构的一种继承,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拨,通过情爱书写,丁玲对其时流行的“感伤主义”与现代女性成长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徒有感伤情绪在现代社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而作为女性恋爱的客体,男性群体也并不能满足新女性恋爱的要求,“男性气概”的失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要求女性变得更强大;在以经济地位决定男性气概的社会,对于经济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女性来说,无论是“浪漫爱”还是“灵肉一致”的爱情,其实都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

读“可卿”情解“红楼”意

“大旨谈情”是曹雪芹予以《红楼梦》的主旨,但非仅谈“情”而已,“意”在“情”中,“情”中有“意”。作者赋予全书“情”的化身竟然是谜一样的秦可卿,致使“红楼”之情扑朔迷离,尽显人性之复杂,构设红楼“遍披华林”的悲壮基调,也是中国文士永恒的“困惑”与“焦虑”,充满民族文化的历史厚重感。曹雪芹寄予秦可卿的形象特质与价值,就在于其“无可云证”的“一把辛酸泪”悲情推演的点位钩织。以《红楼梦》文本与脂评为依据,论析秦可卿不同的符号性角色,解读“可卿”之情与谜及其与《红楼梦》主旨的关系。

“赛博恋人”:人机亲密关系的建立及其情感反思

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交互演进中逐步发展出人机亲密关系,机器摆脱其工具身份而作为情感主体之一参与其中。基于豆瓣“人机之恋”小组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在人与机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机器情感表现出技术逻辑支配、商品化本质和亚文化社群联结等特征。同时,“人机之恋”作为一种赛博情感,对人类的现实情感构成了巨大的伦理挑战:人类在情感萌生过程中投射理想的自我,建构理想的情人。面对这种新型亲密关系及其情感表现,我们在理解的同时需要加以反思性的审视。

城市单身青年恋综“上头”的逻辑与影响

恋综“上头”现象既是当下城市单身青年情感满足的代偿机制多元化的一种表现,也折射出青年人对理想化恋爱关系模式的渴望。恋综节目之所以能吸引青年人,深层逻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了在亲密关系理性化的背景下青年人期待理想化情感的需求,为青年人提供了情感代偿的体验;二是通过强化暂时性的脱嵌体验、模糊虚拟与真实的边界,让青年人获得主位控制感和实践感。对于青年人的现实婚恋实践来说,恋综“上头”既是一种情感赋能,又是一种现实消解的力量,需要个人、媒介和国家各个层面的对话、反思和责任担当。

情感的变奏——康德道德哲学接纳情感的三种方式

虽然康德道德哲学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纯粹理性之上,但情感仍然可以通过“变奏”而被接纳进道德哲学之中。情感进行变奏从而进入康德道德哲学的方式有三种:由理性而生发,由义务而纯化和由目的而升华。三种方式分别适用于三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敬重和道德愉悦这类智性的道德情感由理性自身而生发,爱和同情等经验性的道德情感通过成为德性义务而获得纯粹化,美和激情等自然情感基于道德目的论也获得了道德上的某种承认,因而由目的而得以升华。然而情感的道德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自然情感,自然情感也并不能够被道德情感所取代,自然情感服务于人的幸福,道德情感服务于人的德性,二者相互协调,共同构成了人生两个相对独立但都极其重要的方面。

爱与逃避:丁玲早期创作嬗变中的情感实践与主体性困境

长期以来,“左转”说将丁玲早期创作的嬗变解读为一种革命主体的自觉建构行为,忽视了丁玲创作动机中持续在场的情感元素具有的偶然性与情境性。在丁玲早期创作中,以偏为爱的创作风格内含着因怕而爱的情感原型,使人物在强烈的“唯爱”诉求中反而呈现出“失爱”的悖论体验。正是在“逃避-依恋”的意义上,丁玲的创作超越了一般的情感写作,呈现出所谓“左转”的文本表征,揭示了“爱”的悖论景观,也触及了“内曜不足”这个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困境。

《诗经》中婚恋诗的情感特征

婚恋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例,其作为中国情诗的源头,情感特征鲜明而多样。文章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诗篇进行详细解读,归纳了其中所蕴涵的情感特征,以期更好地了解先民们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从而感受这部古老诗集的现实魅力,汲取优秀文化传统的精神食粮。

慈心禅在心理学视角下的应用

随着正念在西方心理学界的流行,慈心禅作为另一种颇具应用潜力的传统佛教禅修方式,正受到越来越多心理学家的关注。系统的慈心禅训练可以培养积极情绪、缓解消极的情绪反应,而即时的慈心禅练习也可以作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慈心禅可有效提升自我同情,培养对他人的共情能力和积极态度,此外还可辅助某些疾病的治疗。除进一步深入已有方向,未来研究可更多借鉴佛教视角提出新课题,如对慈心进行有效测量,探索慈心禅所诱发情绪的特殊性质,干预愤怒、嫉妒等负性情绪并探索慈心禅的应用方式与条件等。

裴斯泰洛齐的爱心教育理论评析

裴斯泰洛齐提倡教育要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认为教师应象园丁关爱树木、父母关爱孩子似的关爱学生;教师的爱能给学生良好的情绪体验;教师的情感投入是发挥教育功能的关键因素。

情感,抑或义务?——“师爱”的道德基础辨析

我们习惯于将师爱视为教师对学生的情感表达,然而情感的具体性、特殊性、主观性等特征注定了作为情感的师爱不能成为教师道德行为普遍的规范力量。事实上,师爱不仅源于自然情感的推动,也有着自身的理性基础,师爱是教师对学生所必须履行和承担的义务。对师爱做情感和义务的区分决非是为了克服理论困境的权宜之计或无奈选择,相反它有着充分的现实根据和理论上的必然性。

超越感性回归理性——对毛姆《人性的枷锁》的接受与解读

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接受和解读《人性的枷锁》,给我们一个启示:人成长的历程是一部艰难的精神磨练史。儿童时期的恋母情结,少年时期的宗教信仰,青年时期的情欲冲动,既给人精神寄托又成为人的精神羁绊。当人从一个时期过渡到另一时期时,精神上会产生矛盾、裂变和超越,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但只有经得起这个历练过程的人才可趋向人性的至高点。

童心母爱:永不熄灭的教育精神——纪念斯霞诞辰100周年

斯霞的童心母爱是关怀儿童的自然情感，是关乎儿童身心人格长远发展的情感教育。斯霞的童心母爱是深具小学教育专业特质的教育爱品质。斯霞的童心母爱是人性美善之爱、职业道德之爱、公民责任之爱的集合。斯霞的精神性大爱是当前中国社会迫切呼唤的教育文化。

自闭症儿童父母情绪弹性现状调查

目的:调查自闭症儿童父母情绪弹性状况。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142名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情绪弹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了自闭症儿童父母情绪弹性的总体现状,及其情绪弹性在父母年龄阶段、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夫妻感情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差异。结果:1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情绪弹性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其积极情绪能力对情绪弹性影响更大;2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情绪弹性在夫妻感情状况(F=5.827,P<0.05)、父母文化程度(F=4.857,P<0.05)和自闭症儿童家庭成员工作状况(F=3.65,P<0.05)3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情绪弹性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夫妻情感状况和父母文化程度会影响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情绪弹性。

关于爱育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

爱育是关于人类情感的培养及教育方式,也是关于人类对自身和生存世界的一种普遍关怀的思想情操及相应行为的培养和教育。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接受爱的教育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爱育不应该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应该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为一体,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自由、全面、健康、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