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食盐运销网络与地方社会

明清山东食盐运输水路与陆路结合,舳舻相接的水路与车马辐辏的陆路交错相通。其运输网络包括三条线路:一是沿大清河或小清河溯流西行,在沿线的关卡、码头和盐园地区分运,如蒲台批验所、泺口批验所、南桥、黄台桥,再继续沿河溯流水运,或向北向南陆运入境;二是沿运河南下北向,在运河沿线的关所、码头和盐园分运,如阿城、安居、南阳、夏镇,再继续沿河水运,或向东向西陆运入境;三是自沿海盐场直接陆运至境内,如大多数票地。水陆联运的综合运输网络,既保证了山东全境,以及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部分地区的食盐问题,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清末民初开埠通商对云南产业结构变化的推动

清末民初开埠通商透射的云南产业变化动向为发展进口替代轻工业以及有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农矿产品初加工业,棉纺织品大量输入是触发云南自然经济基础裂变的动力,随着开埠通商而出现矿产品出口,凸显了矿业游离于农业的专业化倾向。

救荒、抚民与保淮:晚清应城盐业研究

湖北应城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盐业资源,但在纲引盐制下,应城在清前中期依旧被划定为淮盐的销区,本土的盐业生产则一直遭到官府的封禁。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湖北地区淮盐行销不畅而引发了盐荒,清廷最终解除了对应城本土盐业的禁令。为了加强对应城盐业的控制以及安抚当地的商民,清廷曾调整对应城盐业的管理措施。相关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应盐的生产,但并没有改变清廷对应盐以限制为主的政策导向。相反,清廷厉行着对应城盐业生产规模和合法销区的控制并课以重税,以保护淮盐在湖北地区的行销,因而应城盐业的生产规模和产品流通范围始终十分狭小。同时,受自身盐质较差以及生产落后的影响,应城盐业在晚清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

清代云南矿厂的帮派组织剖析——以大理府云龙州白羊厂为例

对矿厂资源的争夺是引发咸丰同治年间汉回矛盾和社会大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对云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白羊厂汉械斗的原始档案材料提供的数据和事实的分析说明,清朝"放本收铜"政策刺激起来的云南铜业畸形发展是以大量劳动力的虚耗为代价的,致使矿厂积累了大量的非生产人员;而产权的混乱则使组织帮派、依仗暴力实现或维持对资源的占有成为在矿厂进行生产的必要条件,由此而导致了矿厂生产活动、社会组织、基层政权的帮派化和持续不断的帮派争斗。

晚清民国时期景德镇陶瓷业社会民间管理——基于《景德镇新安书院契录》的考察

晚清民国时期是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鼎盛繁荣后,景德镇瓷业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衰退。瓷业的兴衰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本文围绕《景德镇新安书院契录》,结合其它资料,从社会管理方面考察这一重要过渡时期景德镇的瓷业环境,得出以下结论:1.先问亲邻制虽在清代国家法规中被明确否定,但在《契录》收录的大多数房地契中仍有体现,反映出这一民间法规强大的生命力。这一民间法规不仅体现在房地交易中,瓷业管理中也是如此。陶瓷行业的行规作为一种民间法规,规范着瓷业生产乃至地方社会秩序。2.根据《契录》的记载,中人是契约发生效力的必备要件之一,这其实是传统社会二元化管理体制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的景德镇,行帮商会等民间组织不仅控制着瓷业生产,其势力也渗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行帮商会与上述的行规分别在组织层面、制度层面上操控着景德镇的瓷业以及社会秩序。

清代及民国时期乌江水道盐运研究

盐业是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的一个特殊行业,历来属于官营专卖业。乌江水道不仅是川盐入黔的主要运道,而且也是川盐进入湘西、鄂西及渝东南有关州县食盐的重要运道。清代的食盐管理制度有票盐制、盐引制、计口授盐制、官运商销制;民国时期的食盐管理制度有自由运销、官办运销、食盐专卖、监销及零售公卖。乌江水道食盐的运输路线众多,其里程各不相同。乌江水道主要采取水陆驿运配合方式,并形成了以木船和背篼等为主要运输工具。

试论清代南部县盐的回配

道光初年,随着社会形势的好转,南部县盐业有了长足发展,于是出现了回配的呼声,绅灶们希望将改配它厂的盐岸、盐引重新改回南部盐厂采配。不过,在严缉私盐、保障课税的前提下,清政府虽多次下令回配,但受到了盐商的阻挠与抵制,效果并不理想。南盐不得已向甘肃、陕西方向突破了销售范围。南盐的回配与保障盐税、抽收盐厘密不可分,更与私盐关系紧密,关乎着南部等地盐业经济、灶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清代两淮盐业重要性之定性与定量分析

在清代,盐业是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盐业的发展状况,不仅事关商资民食,而且还与国家财赋收入的多寡密切相关。作为全国最重要的盐区之一,两淮在全国十一大盐区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淮盐业的重要性,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而言,均勿庸置疑。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浩繁的史料记载彰显了两淮盐业的特殊地位;从定量的角度而言,其重要性则主要体现在产销量最多、行销范围最广和课税最重等诸多方面。

自贡盐业契约“出山约”与“出丢上中下节约”研究

在清代民国时期,四川自贡井盐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出山约"、"上、中、下节约"等特殊契约形式,导致这种契约形式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环境、盐井开采技术以及市场竞争是导致这些契约关系出现的重要原因。这些契约形式的出现对当时自贡地区盐业生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效地解决了投资者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保证了井盐开采所需资金来源,分散了投资风险,优化了盐井生产组织形式,提升了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能形成独特的生产模式,长盛不衰。

从生产场所到基层单位:清代广东盐场基层管理探析

由于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于明代的盐场组织到清代纷纷崩坏,清代中央并没有确立非常细致的制度规定,各地只能因地制宜,寻找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在广东,清代盐场基层管理的完善,是一系列盐政改革的结果使然。康熙末年,广东最终确立了"发帑收盐"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盐斤"颗粒皆官为收买",官方必须在盐场建立盐仓来收储盐斤;为确保盐斤颗粒归仓,在旧有基层管理失效之后,官府又急需寻找另一种有效的基层管理方式。盐灶、盐作为盐场的生产场所,由于和食盐生产直接相关,又便于官府对盐斤产量的掌控,符合官府禁绝私盐的需求,因而逐渐演变成为估算盐场产量和实现盐场管理的基层单位。通过它们,官府较有效地实现了对盐斤生产的掌控和盐场的管理。

明清时期宁波盐业考述

明清时期,海盐生产方式改煎制为晒制,推动了宁波的盐业发展。除奉化外,宁波其余各县均有盐业生产。及至明代,宁波制盐仍沿用前代的煎制,并无大的变革。清初,宁波的一些盐场制盐开始采用晒制。明朝盐的运销以引盐为主导,实行的是盐引制。清初,宁波沿用票引法,即引盐与票盐兼行。

明清至民国时期山东盐业著述考

明清至民国时期留下了丰富的盐业史料,是研究此时期山东盐业经济的基础材料。其中,除正史类史书和档案资料、方志外,还有专门的山东盐业著述。后者考证源流、记载详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前人的研究中,或有遗漏,或著者、卷数和版本出现讹误。本文在梳理山东盐业文献书目的基础上,对《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清史稿·艺文志》《贩书偶记(附续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相关记载,进行考证、订补,纠正诸多讹误,以利明清经济史的深入研究。

晚清“务实”“致用”的教育管理思潮与实业教育

用现代的眼光,审视晚清“务实”“致用”的教育管理思潮的文化趋向,探析与此相适应的实业教育在教学改革及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特征与局限,籍此为当今的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论明清盐商子弟科举考试中的商籍管理

商籍设立于明末,清承明制,并普及到全国各大盐场。明清商籍设立之初衷为方便远在他乡的盐商子弟参加科举应试,确保他们的科举权利。但因商籍设立与盐业资本之间的密切关系,商籍管理事实上赋予了盐商子弟一种科举特权。这样,商籍制度从设立伊始便具有二重属性:一为科举公平,一为政治交易。商籍管理的特权性质造成清代不断有人假冒商籍参加科举考试。为此,清政府逐步完善了商籍管理的各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科举考试的正常秩序。

明清云南地区治理思想与治策及其比较

历代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经营经历了由浅至深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明清时期云南地区得到了大规模开发,这首先是明清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随之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如政治上加大内地化的力度,经济上积极开发,文化上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通过广泛设立各级学校使以儒学为核心的内地文化逐步向边疆民族地区渗透,从而把云南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当然,明清对云南地区的经营并不是雷同化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显著的阶段性、继承性等特点。

前清中国社会冶铁业

铁是人类社会发展重要原料,中国传统社会冶铁业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前清冶铁业是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历史基点,在铁矿勘查、燃料供应、冶炉设备、冶厂规模和产出效率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传统特色。在铁政管理方面,清政府监控过严,限制了传统冶铁业的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民营药业的三重管控措施

中国古代药业可分为官营和民营两大系统。明清时期对民营药业的管控主要体现在自我管控、同行管控、政府管控三个层面。药行药店通过严格把控进货渠道、精心选取地道药材、重视鉴别药材真伪、依方依法炮制药材等进行自我管控。药业行会通过统一评定药材价目、规范度量衡、管控药品质量等进行同行管控。政府通过编订药品规范、审批药行资格、制裁欺诈行为等进行政府管控。通过三重管控,民营药业实现有序运行和平稳发展。当前提高我国药品安全水平,亦可从三个层面共同发力。

清代潮汕地区手工业的发展

清代开放海禁之后,潮汕地区海上商业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港口口岸经济迅速崛起,带动了地域性的各行各业发展,尤其是手工业产品由于出口或外销的拉动,对其生产的发展影响就更为直接。清代潮州较具规模的盐业、矿冶业、制糖业、纺织业、陶瓷业及其他手工业的发展,直接地促进了潮汕地区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技术的进步。

论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的地方文化建设和事务管理

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将主动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和日常事务管理视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在地方文化建设中,他们的重要贡献在于教育机构的修建、各类人才的培养、地方志书的撰修、礼仪教化的培育;在公共事业管理方面,他们在灾荒救济的实施、慈善事业的投入、公共工程的兴建、清末团练的举办等方面功绩非凡。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这些重要的社会职责,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参政,进而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从被动到自觉:晚清兵工业制度化管理的历史路径

晚清兵工业作为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不仅引入了机械化生产,还率先采用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但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兵工企业的管理经历了一个缓慢、曲折的制度化过程,其间又在个人能力、政府监督、企业自觉三种不同推力的主导下,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从依赖个人能力的人治,到政府敦促下的规范化,再到企业内在需求推动的精细化,这个阶段特征鲜明的过程表明,企业对制度化管理的认识不断深入,手段适时调整,态度也从被动逐渐转向自觉。但由于整个兵工业以产品为诉求的经营理念一直未变,制度化管理始终被看做权宜之计,缺乏全局意识和系统规划,制度建设呈现出碎片化特点,而且,因为各企业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制度化管理的程度也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