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天人合一与人类中心主义

中西自然观的差异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表现。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天人合一自然观有其合理性及局限性,而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的西方自然观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又给自然带来严重影响和危机。在当代,道家自然观和西方自然观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西方中心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中心论”的产生源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不断超越东方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比较优势。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是通过对西方文明传统的系统性哲学反思,以及对理性主义文化基础的普遍性论证,进而上升到文明发展层面的“文化优越”。现阶段,由“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所主导的全球交往方式已无法满足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但在思维层面对当前人类全球性交往进行价值规约,而且在实践层面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路径指向。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三大层面的革命:一是文明由对抗、冲突走向交流、互鉴的理论革命;二是现代化道路由一元决定论走向多元共生论的道路革命;三是价值理念由单极独断论走向多元开放论的价值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中心论”且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理论和思维方式,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

西方中心主义在古希腊时期已有雏形,由理性主义发展而来。理性主义的发展使得人类主体戴上了理性的枷锁,现代工具理性主义的猖獗带来了科技的异化,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主要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文明冲突论和普世价值论。针对以上问题,只有采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即世界各国应该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国际社会应该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每个国家都应该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国与国之间应该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在全球范围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才能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破解西方中心主义:遗产政治研究对中国实践的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被西方学界提出以来,遗产政治已经发展成为政治学沟通文化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友邻学科研究的重要交流平台。正是借助这一研究范式,相关研究得以揭示当下西方主导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中“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所造成的影响。虽然针对这一问题,西方学界与国际社会分别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加以修正,提出了批判遗产理论并推进了对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改革,但相关努力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问题。为回应人类社会发展赋予文化遗产事业的时代任务,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理念,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向着更加包容、开放、平等的方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术语革命”

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变革意义得以充分彰显。相应之下,从“术语革命”的角度阐释这一科学的文明观的思想深刻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在准确定位批判对象的基础上,诉诸思想论战的方式,有助于全面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实现的文明话语革命。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普遍交往学说一脉相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分别用以界定人的类存在、表述所有普遍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把握“个人的特殊利益”和“普遍的共同利益”的关系,依次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和“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