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东坡词补考

薛瑞生先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一书在东坡词编年及笺释方面用功极深,创获极多。笔者拜诵《笺证》,亦偶有鄙见,对《浪淘沙·探春》、《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满江红·忧喜相寻》、《蝶恋花·同安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等词的编年及对个别词句及典故稍有补考。

试从苏轼词解读其独特的生活哲学

苏轼的词作是其人生浮沉的真实描绘和价值态度的艺术展现,真实地反映着其思想历程及所生活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苏轼是在出世与入世、得意与失意的磨难中度过一生的,由此形成了其异于常人的独特的生活哲学。儒释道三种流派的思想在其生活中均有所展现,且这些思想在其不同人生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儒家的忧国忧民、佛老的人生如梦常常伴随着其境遇的改变在其笔端隐现,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人间清欢、手足之情的流露则是其自然属性的真情释放。

谈苏轼词的“多情”

词的特点是长于抒情。苏轼词之所以受到人们喜爱,在于他掌握了词的创作规律,在词中抒发了强烈的感情,从而引起读者共鸣。苏轼是一个多情的词人。他热情澎湃,激情四溢,豪情万丈。所以他的词具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如火如荼的煽情性。苏轼词中表达了豪情、韧情、亲情、爱情、艳情、真情、怡情、民情、同情、傲情、乡情等。故称苏轼为词中"情圣"乃是当之无愧的。

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

苏黄比较论在历史流程中起伏较大,具体体现为:宋代,尊苏扬黄,各执一端;金元,苏学北行,扬苏抑黄的呼声较高;明代,诗学思潮扬唐抑宋,典型地体现宋诗特征的黄诗被认为远逊于苏诗;清代,祖苏尊黄,取径不一。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争论本身的意义,它在多向度的比较中突出和确定了诗人的个体风格。

简论明代的苏诗选评

明代的苏诗选评本较苏文选评本要少得多 ,见于载籍者仅十种 ,主要出现于明中后期。旧题刘弘选录的《苏诗摘律》侧重于苏诗思想内涵的阐释而少作艺术分析 ;阎士选等评释的《苏文忠公胶西集》考评结合 ,尤推重苏诗关心民瘼与语言丰富生动两方面 ;张岱选评的《和陶集》措意于苏诗的缺乏情韵 。

苏轼和陶诗浅论

大量和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苏轼和陶,一是为了"陶写伊郁",二是喜欢陶诗,三是崇尚陶渊明的为人。但是,苏轼学陶而不囿于陶,他的和陶诗凸显了一个经过了精神历险之人不屈、旷达的性格特点和自然平淡的诗风。和陶诗是我们研究苏轼晚年思想、生活经历、审美情趣的重要文史资料,是苏诗艺术风格转变的标志,它建立了一种异代对话的机制。

《九家集注杜诗》与“伪苏注”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在杜诗学史上,以删除"伪苏注"为功劳最大,宋人对此早有定论。近代学界对此亦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对《九家集注杜诗》是否还存有"伪苏注"的观点,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郭氏《九家集注杜诗》还存在有少量"伪苏注";二是认为郭氏已经把"伪苏注"删除干净。笔者带着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对《九家集注杜诗》中所有的东坡条目作了全面系统的检索和考查,认为《九家集注杜诗》中确实还有少量的"伪苏注"存在。

任渊《山谷诗集注》的创作背景与今典考证

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十分重视对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及诗中所用今典等当代事实的考证。任渊利用自己离黄庭坚生活时代较近、并且曾跟从黄庭坚学诗的优势,对黄诗的创作背景及今典采用了内证与外证两种考证方式,内证所用材料包括黄庭坚自注、黄庭坚诗文、黄庭坚手迹与题跋等;外证的材料包括黄庭坚友人的诗文、官方所编实录、墓志、行状、世谱、野史、诗话等。通过这些丰富、翔实的材料,任渊详尽准确地解题并释今典,为阐发黄诗之意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当代史阐释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史容将《山谷外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在利用黄焭田《山谷年谱》编年成果的基础上,对黄焭田的编年加以考证,纠正了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史容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注坡词》与东坡词诠释

傅幹《注坡词》对东坡词的诠释,乃至对其他宋词作品的诠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它的价值主 要体现在揭示了东坡词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为全面诠释东坡词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方面。

宋诗阐释领域所体现的江西诗派理论——以苏诗百家注为例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是较早的宋人注宋诗的本子,体现了江西诗派的阐释特色,也影响了任渊、李璧等人的诗歌注释。苏诗百家注完整集中地体现了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理论,如"以才学为注"的阐释方式是"以才学为诗"的最好诠释,"一字綮切必有来处"的理念是"无一字无来处"的直接表达,发掘诗歌中的"断以己意"之处则是对"夺胎换骨"的敏锐察觉,这些都最终体现了江西诗派"以故为新"求新求变的创作目的。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宋代蜀人师古考

宋代蜀中有两位注杜名家,皆为眉州师氏,一是眉州彭山师尹,另一位是眉州眉山师古。二位师氏及其注本,宋时就已混淆不清,而不能辨。眉州眉山师古,其注多为伪王本《百家注》、无名氏《分门集注》和黄氏父子《补注杜诗》等所引,对于师古的生平事迹,周采泉先生《杜集书录》付之阙如,认为不可考。张忠纲等先生编《杜集叙录》亦交代不详。笔者遍查各种史志和文献,通过钩稽、整理,以期能还蜀人师古的真实面貌。

苏词编年百年回顾与反思

苏词为词家重镇,近百年来为之编年者代不乏人,著述颇丰,先后诞生了六部专著,二十余篇论文。然现有成果并不理想,只有一半的苏词编年取得共识,另有一半的编年还有待继续研究。过去的研究中存在迷信前人、罔顾今人,重内证、轻旁证等问题,今后应当综参所有著述,不迷信已有结论,也不回避现有成果,内证与旁证兼重,继续为苏词编年努力。

圆活与尚趣——佛禅与苏轼诗歌的美学风格刍议

佛禅文化对苏轼诗歌美学风格有两大影响:一是佛家对"活法"的追求,促成了苏轼诗歌创作爽利灵动、圆熟通俗的圆活流转之美;二是禅门宗风的反常合道、游戏三昧、禅悟机峰促成了苏轼诗歌富含奇趣、谐趣和理趣的审美风貌。

从顺应论看苏轼词意象的翻译

为拓展意象翻译研究,用比利时语用学家Verscheren提出的语言顺应论作为理论框架,结合陈植愕意象分类的方法,通过对几首苏轼词意象的不同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翻译自然意象、与社会生活和活动相关的意象及人类想象意象时,应分别采取在顺应原诗人心理状态基础上保留原意象,顺应译者的心理动机基础上添加注解保留原意象,在顺应目标读者认知的基础上替换原意象的翻译方法。

论苏门四学士的魏晋风度——从文学创作角度进行解读

苏门四学士仕途曲折坎坷、生活动荡艰辛,和魏晋前辈一样,尽管力量绵薄,却始终没有放弃与命运抗争。他们通过诗词文赋表达情怀,融儒释道三家思想,谈禅说道、寄情山水、写诗填词、为文作赋、品评诗画、咏梅爱竹、赏雪品茗,演绎他们的高尚人格,为数百年前魏晋风度之回响。

苏轼诗歌中的理趣特征

诗歌中富含理趣,这是宋诗的一个典型特征,而苏轼则是其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其诗歌中蕴涵的理趣,按内容可以分为自然之理、人生之理、社会之理和艺术之理。

柳永秋暮词与苏轼晴雨词比较

宋词中,柳永多秋暮之吟,苏轼多晴雨之咏,不同的物象选择反映了词人不同的经历、志趣和生活态度。柳永晚年才跻身仕途,且辗转流离,飘泊不定,故多迟暮、悲秋之情;苏轼一生历经风雨,对宦海沉浮已习以为常,故有超然睛雨之态。在吟咏自然之中,柳,苏虽然都有思归之意,但归因与归宿并不相同。诱发柳永归去的是往昔的梦,他向往的是温柔富贵之乡;促使苏轼归去的是自然之道,其理想至境是超然物外。因此,他们对词体的选择也各不相同,柳永的秋暮词多长调,非此不能尽其缠绵婉致,苏轼的晴雨词多小令,非此不足显其蕴藉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