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杖锡泛海: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南线高僧交往特征谫论

中土对外文化交往具有诸多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切入佛教文化交流成为新的关注点。拟以宗教宽容且对外开放的唐朝为例,结合僧传与相关史料筛选海上丝绸之路南线致力于交往的中外高僧,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发凡,探讨此阶段沿海路传法与取法高僧群体及行为的若干普遍性交往特征,解析交往特征下的内外因素,并对未来人间佛教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发展提出设想。此外,对交往特征的多层面探源也组成了大唐社会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缩影”,冀以作为观察当时社会风貌与国家交往的新窗口。

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东北地区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中的重点区域。随着封建王朝统治者海洋意识的增强,东北海疆的特殊地位逐渐显现。在经略东北海疆时,隋唐王朝统治者以疆域拓展为基石,通过政区设置、军政结合等方式开展经略活动。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唐代彭蠡湖的演变与湖区水路交通

本文支持唐代鄡阳平原存在说,认为唐前期该平原沼泽化尚不严重;唐中后期始随着彭蠡湖水南侵加剧迅速湖泊化,先后在平原南部及鄱江下游鄱阳山一带形成担石湖和鄱阳湖。两湖在唐末五代有扩大相接的趋势,至北宋前中期始连成一片,使平原的西南及中部地区季节性沦为湖。唐代彭蠡湖区的水系除余水分出两支外,其他河流变化不大,总体延续汉晋以来分布格局,各河在鄡阳平原汇入赣江后,经婴子口北注于湖。在此基础上,唐代彭蠡湖区形成:(1)由彭蠡湖入赣江至洪州水路;(2)由赣江入修水至建昌水路;(3)由赣江入鄱水至鄱阳水路;(4)由赣江主流入余水至余干水路;(5)由余水支流经担石湖入赣江支流至洪州水路等五条干道,构成湖区纵横交错的水路交通网。

从出土出水文物看唐宋时期中国对印尼的影响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是海上邻邦,两国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密切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唐宋时期,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室利佛逝和三佛齐王国,无论是瓷器及其烧造技术和钱币及其铸造技术对其生产生活,还是泰山封禅仪式对其统治阶级的思想观众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和印尼出土出水的遗物是两国交流的历史见证,体现了中国的技术和文化对印尼群岛人们的影响。在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技术和文化逐渐被印尼人民吸收,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技术和文化。

从漂流人故事看唐代中外海上交通和海外认知——以《太平广记》资料为中心

唐代造船航海技术有限,加之海上风浪等不确定因素共同催生了"漂流人现象"。《太平广记》中所辑之漂流人故事生动翔实,涉及地区广泛,不仅登州在中外海上交通中位置尤为突出,青州、海州等地也是沟通唐与海外往来的重要据点。通过对漂流人故事的分析考证,唐与新罗、日本、虾夷国、琉球群岛等东北亚地区以及南海的交通情形可从中窥探一二,并且随着唐与域外海上交通往来的频繁,唐代国人对海外也有了进一步认识。

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都以今关中腹心地带的长安为都城,在此两朝强盛帝国的影响下,今陕西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克服了渭河航运上的重重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尤其是在特别时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上的大规模航运,基本保证了都城长安的粮用所需,这对长安作为国都从经济供给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代河南的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

唐代的河南是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典型区域之一 ,是唐王朝的主要产粮区。在河南境内普遍设立了太仓、正仓、转运仓等完备的仓储体系。由于仓廪制度的完备 ,使河南粮食运输发达 ,除地方性粮食运输外 ,唐代全国性的粮食运输主干线都是通过河南而得以实现的 ,河南的许多粮仓都担负着转运仓的职能。唐初以降 ,由于漕、陆运输干线的发展变化 ,河南境内的一些粮仓也随之兴衰。

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

汉唐时期的合浦是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贸易中心,当时发生在南方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合浦息息相关,同时合浦又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汉唐与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合浦作为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为近年来合浦汉墓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扩大了中国的对外交往,汉唐时期中国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同时,传播了中华文化,扩大了中国的影响。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既有历史的根据,也符合现实的需要。

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

文章论述了市舶使的出现、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认为 ,市舶太监之产生 ,既与垄断“市舶之利”、搜求“南海宝货”有关 ,又是西汉以来中央王朝差遣宦官市物南海及主持南海贸易之传统的必然发展 ;此外 ,还与唐代的“宫市”、“宫市使”有一定关系。

唐代中西交通海路超越陆路问题新论

早在武则天时期,海路的作用和地位就已超越陆路,主要表现在:(1)这一时期中、印之间航海已很发达,南中国海到波斯湾也多直航,海路成为中西交往最为通畅和安全的路线;(2)南海和西域各国使节、商贾和僧侣等多遵海路来华,南洋贡口和奴隶大量涌入汉地,海路成为中西人员往来的主要渠道;(3)交、广等港口城市商业贸易繁荣起来,海路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海洋文化包括天文历法、音乐艺术及异域方物等浩荡汇入大唐文明。

唐代前后期中央和地方对中原转漕系统的整顿

隋唐时期因政治、经济中心分离,中原成为沟通关中与江淮的重要区域。处于转漕地带的中原,成为江南租赋转输关中的重要通道。安史之乱后,中原转漕运道,虽不时受到叛镇的阻遏、威胁,但作为主要的转漕线路,却基本一直勉力维持至唐末。唐前期,关中政权对转漕的需求并不大,因此中原漕运系统的整顿工作并不显著。至玄宗时,对转漕的需求剧增,漕运成为关乎国计的大事。中原转漕系统的整顿和重建的重要性,也就随之增益。为保证运量,开元时,玄宗已任用裴耀卿等整顿中原漕运。唐后期,因北方屯置重兵,战乱不断,唐廷对漕粮的需求仍较迫切。基于此,中原地区漕运系统的整顿和重建工作,仍持续进行。借此,中原成为唐末五季正统王朝的中心地域。

隋唐大运河所运物品与南北经济交流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加速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促使江南地区快速发展。通过大运河调运江南地区的物品到北方,成为大运河开通之后的重要功能之一。这其中既有漕运南方地区粮食到洛阳、长安为主的官方行动,也有江南地区的土特产运送到北方,以橘、茶为主要商品北运的民间贸易,在活跃市场的同时,北方民众的生活品质也得到提升。

唐代明州“海上丝绸之路”与对外交往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于东汉晚期开通,唐代为长足发展时期。唐代明州海上贸易随造船技术发展而进一步拓展,明州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唐开元明州建州,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州治从小溪迁来,使宁波升为州域的行政中心,明州港与交州、广州、扬州并列成为唐代的四大名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动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同时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也进一步深化"海上丝绸之路"。

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

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城池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坐向和形制布局是中国古代堪舆学、易学、天文学及定向、定方位、测绘等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三衡和七衡六间的缩影。唐宋泉州城及其外围山水可分为“寺”“城”“山水”三部分,泉州开元寺、清源山、六胜塔分别位于以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圆周上而构成泉州城的“三衡”,城池主体包含“内衡”而未至“中衡”,城池外围的“山水”在“中衡”“外衡”之间,并有更细分为“七衡六间”的意向。泉州罗城七座城门逐步完善而形成的“释六俗一”格局,与中国古代历法中的夏历相关。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取正”和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罗城门“释六俗一”相关的使用极星定向、通过日影观测来测定方向或测算时间等科学技术以及泉州府文庙、清源山巅三清之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使用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正针测向、二十四山定方位等方法,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在上述相关框架理论的支撑下,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就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的选址、既有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建筑遗存的等级、坐向、沿革及出土遗物等与相关遗址的关联性略作探讨,认为与水陆院、“取正”和天盘缝针方向相关的建筑遗存与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相关,而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地盘壬子正针乾亥缝线为坐向的相关建筑遗存与泉州市舶司遗址相关。

唐、明二朝市舶太监制度钩沉——兼述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负面影响

对唐明二朝市舶太监制度的出现和消亡历史轨迹的追溯及该制度对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影响尚未成为史学界探讨和争论的热门话题。通过分析、梳理相关史料不难发现,市舶太监制度的产生无疑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其兴起皆源于王朝的鼎盛期,走势既与当时朝廷对外政策(朝贡贸易、海禁)有关,更与宦官势力起伏有关。市舶太监专权、干政、扰民的特征极大地阻碍了国家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正常建立和发展,其遗患甚巨,流毒甚广。

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初探

唐代武陵民族地区水路是该区内部各地域之间以及与外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其主要特点是相对发达。表现有三:一是有水路的县数量较多;二是一条水路贯穿数县,水上交通网络稠密;三是水路流经许多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特点在宋元明清时期仍得以继承和发展。尽管武陵民族地区水路交通相对发达,但险滩和季节性降水等因素一定程度影响了水路交通的通畅。

唐代汴宋地区漕运系统的整顿和重建

隋唐因政治、经济中心分离,汴宋成为沟通关中与江淮的重要区域。处于转漕地带的汴宋,成为江南租赋转输关中的重要通道。安史乱后,汴宋转漕运道,虽不时受到叛镇的阻遏、威胁,但作为主要的转漕线路,却基本一直勉力维持至唐末。唐前期,关中政权对转漕的需求不大,因此汴宋漕运系统的整顿工作并不显著。至玄宗时,对转漕的需求剧增,漕运成为关乎国计的大事。汴宋漕运工作整顿的重要性,也就随之增益。为保证运量,开天时,玄宗已任用裴耀卿整顿汴河漕运。唐后期,因北方屯置重兵,战乱不断,唐廷对漕粮的需求仍较迫切。基于此,汴宋地区漕运系统的整顿和重建工作,仍持续进行。唐代前后期汴宋地区漕运的整顿和重建,对维持唐后期的统治发挥了其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