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性与民间精神——百年前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传》的文化史价值

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故事母题,在武侠文学视野中延续了《水浒传》的艺术生命。第一,仿拟女强人比武耍横:增加了男女混合的比武打斗,善于利用团伙优势挟制官府,与懦弱丈夫组合反暴等。第二,仿拟李逵对李鬼之辈的打假:赵作未忽视英雄的同情心,还注意到冒充者受银后的感恩心理,江湖黑店聚焦也有新开拓。第三,仿拟杨志卖刀:揭示出控方盯得紧、地区“健讼”风气、贪吏敲诈、讼师牵线等。第四,重写解珍解宝被夺猎物,侧重黑恶势力的吞占,突出了侠义英雄的纯粹利他、团体内部正邪纷争问题。水浒类话语再生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因这时代战争风云、外强欺凌和内在诸多困扰,使水浒类话语的含蕴有特定政治场域的针对性。

近代以来“侠文化”研究回顾

“侠文化”是中国古代尚武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对中国古代“侠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文学领域为主阵地,这是与该对象自身的特质,以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性言说理路相适应的。自近代“侠文化”受到学界关注伊始,形象分析就是核心切入点。在讨论“侠”形象之演变时,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侠”便自然而然成为用以提供论据的材料。尤其武侠小说研究,无论针对于某一作家(及其作品系列)的分析,还是对武侠小说源流嬗变情况的整体讨论,都不能脱离对于“侠文化”的历史描述。然而,目前仍缺乏系统的从“侠文化”本身出发的研究。

副文本视域下中国武侠小说“走出去”——以《射雕英雄传》为例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拓展和深入,翻译研究的重点明显地从外国文学中译转向了中国文学外译,但多聚焦于译者对文本操控的不同策略以及译本的读者接受,鲜有从副文本视角探讨文学外译作品。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最初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其对于翻译研究也有很好的借鉴价值。以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为例,探讨副文本对译者的翻译意图、翻译策略的选择、历史背景知识介绍、促进读者接受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揭示副文本助推中国武侠小说“走出去”的途径。

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与侠文化的现代构建

中国百年武侠小说在社会取向上具有很强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民众意识,在文化形态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融合一体,在美学呈现上赓续中国小说叙事传统,兼类多种新文类,创化新文体,构造了现代“武侠美学”。对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是要说明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究竟有什么新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以及如何走向海外,成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的重要文类。中国百年武侠小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百年中国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不仅仅是要指出其不足,还要提出解决这些不足的路径。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最典型的类型文学,具有很强的中华传统性和民族性,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拥有很大的读者群,且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对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和对中国侠文化现代性的认知对思考如何科学地构建中国百年文学批评体系有着积极意义。

1980年代内地武侠文学的发生与革命文学的蜕变——以天津作家冯育楠为中心的考察

1980年代的内地武侠小说与革命文学在美学上存在承继关系。以内地作家冯育楠为例,其小说表现出革命文学的影响,特点是注重塑造理想型侠客形象,注重情节与革命历史的关联,注重特定价值观的传播。这种带有左翼色彩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民国武侠小说作家宫白羽的作品,并在1980年代内地武侠热中蔚成大观。从发生机制来看,1980年代的内地武侠小说产生于渐趋多元化的市场环境,面对大众读者的娱乐需求,冯育楠试图将教育性与娱乐性相结合,追求“寓教于乐”的效果。大众读者的登场为作家的“文学突围”保驾护航,但他并未走向媚俗。

分有《水浒传》的“灵韵”:赵焕亭小说母题探析

1920年代,伴随着“水浒续书热”,河北旗人作家赵焕亭“重更名”式的仿拟、补白,丰富并强化了水浒精神的民间性和时代色彩。如仿拟酒店内解救灾民,被解救者比之《水浒传》更加危苦,或有时解救是误会;仿拟生辰纲被劫,更因有旧怨与用人方针等问题;仿拟武松打虎,却纠正了《水浒传》失真之误;仿拟劫法场而突出卖解女,成功后男女两个获救者都发生了巨大心理变化等。在分有《水浒传》原创“灵韵”的同时,更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尊重接受主体对故事可信度的知情权、女性男性化的性别错位等。赵焕亭为此提供了早已被无数读者熟悉的先验参照,从借助仿拟故事母题契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心理暗示与联类取向,使报载小说得以连载扩散。其故事构思、审美营销的成功经验值得探讨。

白兔与苓兔:还珠楼主的珍视生态资源意识

还珠楼主小说多角度地表现了剑侠与动植物的关系,展现出山林自然生态系统面临的危机。其小说以白兔活动引出故事主人公的新际遇。白兔可爱可悯,能烘衬人物的性情类型,表现能否与动物结友、有节制地获取和保护生态资源。苓兔作为仙草茯苓的化身,已初步修炼且是进一步修道的资源。追捕苓兔成为正邪双方对修道资源的争夺。如何夺取与保护苓兔,代表着剑侠对修道资源的不同理念。苓兔意象昭示取宝过程中的艰辛、凶险,还珠楼主在小说中主张珍惜资源,不能危及生态系统,不能因灵药而运用威力过大的宝物,导致地底崩裂。解救苓兔,也是阻止资源供妖人炼制邪法。夺取山野中的白兔和仙草茯苓的化身苓兔,代表了外来入侵者强势争夺生存资源、残害生命的民族生存危机。生态伦理精神被投射到动物资源上,是还珠楼主在“战争思维”和民族危机支配下的“以仙比俗”。这与其深海图景、北极严寒世界等构成多元互动的组合,描绘了人与动物共存的理想文学空间,提醒人们要珍惜资源。

心理学视域下金庸武侠小说主人公的侠义行为分析

金庸武侠小说是在现代文学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侠义精神是小说的核心,主人公的侠义行为是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在梳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心理学视域下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主人公的侠义行为,探讨侠义行为的实质、影响因素,发生发展和后果,以及侠义行为对我们现实社会的启示。

武侠小说视域下《水浒传》武松侠客形象探析

中国对侠客的抒写由来已久,侠客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实录到虚构的小说化过程。《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常被认为是半历史半虚构的英雄传奇,但其实也是一部武侠小说。《水浒传》里面的人物,多具有侠客形象的特点,武松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以武侠小说为研究视角,从侠客武艺、行侠武器、侠客情怀诸方面,结合《水浒传》小说文本进行分析,解读武侠小说视域下的武松侠客形象。

“洞穴”“复归”“隐遁”——金庸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分析

“仙境说”是隐伏在武侠小说中的重要原型。侠客误入的山洞、古墓等场域是“仙境”空间的转化和异变,由“仙境”演化而来的异度时空独立于江湖世界。其中,凡人遇仙的情节模式变形为侠客误入异度空间的奇遇环节。“洞穴”是异度空间的祖型,其象征的死亡/再生仪式隐喻着侠客进入异度时空后的转变与再生。在时间上,侠客凭借异度时空中的时间流速差,获得了与江湖世界不符的武功内力,并在完成调节使命后复归异度空间。在空间上,异度空间只向主角开放,加速其“升级”进程。由此,道教的“仙境游历”原型为武侠小说带来了金手指事件、复归的叙事模式和隐遁逃离等主题。

武侠小说英译及文化传播研究

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独特流派,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武侠小说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流行文化。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传播的便利和文化交流的增多,武侠小说也逐渐走向国际舞台,并成为世界各地读者热衷的文化现象。武侠小说在中华文化和流行文化中处于相应的层次,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不断扩大。武侠小说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成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武侠小说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其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产品,为社会提供娱乐和休闲的方式,并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以鲜明的地域风格和不凡的出身成为"江湖世界"的一道靓丽风景,她们的爱情追求体现出鲜明的个性意识,也呈现出意识深处的男权意识.她们对爱情的追求和执着,影响、改变着江湖的势力格局,也因寄予了大众的浪漫情怀而吸引着广大的读者.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体现出金庸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审视与反思.

从向恺然看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评韩倚松《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

晚清民国时期,通俗小说的发展如火如荼,韩倚松以平江不肖生及其作品为研究切入口,探索武侠小说在转型时期的表现和相关现象产生的原因。韩倚松从微观角度出发,用叙事学等理论研究平江不肖生作品的文本特征,总结出前现代小说的一些共性;从宏观角度观察市场、商业出版、印刷业发展对武侠小说及小说创作者的影响,绘制出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发展的立体版图。《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一书还将作品中表现出的中国现代性置于世界现代性的经纬中,找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术文化探析

武侠小说中“武”字占据主位,是武术文化的一种展现形式。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分析法,对武侠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术文化描写进行了探析,旨在宣扬中国武术的正面形象,对小说中呈现的负面影响进行一定的分析反思,旨在塑造武侠小说对于武术文化发展的正影响。

武侠小说翻译中的故事性与可读性——以《书剑恩仇录》英译本为例

武侠小说是一种集娱乐性和故事性于一体的通俗文学体裁,同时它又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突出故事性和强调可读性这两个问题。《书剑恩仇录》英译者采用了编译结合、章节重组、以表代注、意译为主等翻译策略,从而实现了故事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民国武侠小说与武术发展的互动研究

对民国武侠小说与武术发展的互动进行梳理。认为:在民族存亡的时代背景下,民国武侠小说与武术呈现双向融汇的关系;它们共同书写国族英雄谱系,参与国族的建构;武侠小说借助"熏""提"之力,唤起民间尚武之风,促进武术的科学化、组织化传播;武术社团组织化发展,成为武术疏导"武侠流毒"的现实操作路径。

政治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论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批评热潮

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激烈批评,其实质是新文学阵营对通俗文学的"政治压倒审美"式批判,动因是新文学对通俗文学读者群的争夺,引出了新文学必须善用现代传媒、实现文学大众化的重要课题。在政治功利与审美追求、"社会影响"与"品格操守"的二律背反中,瞿秋白结合苏俄普罗文学经验,提出了政治化与大众化并举的新思路,旨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中国武侠小说在"反武侠"动力机制的作用下,积极调整,不断前进,批评是永葆其活力的悖论式法宝。

放宽文学视野评价金庸小说

金庸武侠小说所刻画的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想象性、虚拟性和游戏性的远离现实的世界,它最大的特点及优长是娱乐性、消遣性,所以用现实的"真实"标准和要求来评价它是错位的,也是无效的。金庸武侠小说虽然具有某种"雅"性,但它从根本上讲是通俗文学。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就在于它的通俗性,现在我们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其"合法性",这是本末倒置的。

措置·错置·零伦理——论金庸小说的师徒伦理叙事

金庸小说作品展现了师徒伦理关系的多个层面。从简单措置到对师徒伦理关系的有意错置,从单纯的扶助关系到功利因素的无情掺杂进而衍生师徒之间伦理关系的恶性呈现,金庸小说在师徒之间零伦理的极致呈现中,达到其师徒伦理叙事的顶点。师徒伦理措置、师徒伦理错置与师徒之间的零伦理,成为串联这些师徒伦理层面的伦理叙事脉络。

论金庸与中国书法文化

中国书法文化源远流长,而书法文化与著名作家金庸的精神家园也有着深切的血脉渊源,他的书法创作颇有"侠气、剑气、仙气"兼具的"武术书法"韵味。其武侠小说中别具新意的"书法武术"成为展现武者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对丰富小说文本和弘扬书法文化都具有明显的作用。著名作家金庸的文人书法、武侠小说与生命体验之间大致呈现出了三位一体的契合关系,书与武相通,武与书相融,并最终达至"文心雕龙、墨舞传神"的人文新境界,由此也体现了金庸对武侠精神和文侠气质的复合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