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梁山聚义的起因、性质和结局

《水浒传》中梁山英雄们进行的是一次自发的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暴力反抗活动 ,不是一场有预先准备、精心组织的农民起义。他们被“逼上梁山”,从个体来看 ,大多并不是由于朝廷的压迫 ,而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或为梁山集团所逼 ;但是从群体的角度来看 ,这么多人被逼上梁山 ,仍然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从这一角度来看 ,《水浒传》仍然表达了“官逼民反”的思想 ,只是这“民”主要是流民阶层。正是由于其流民集团的性质 ,导致其最后走上失败之路。因此 ,梁山招安就具有必然性。

清末新政时期民变的心理成因及其特点

“清末新政”因未考虑到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和实际利益从而引发了各类民变。因税种增多,乱增税率而引发了抗捐税斗争;为建学堂而废除庙宇、将公田充作经费既冲撞了民间传统信仰,又触动了民众利益,民众听信谣传而引发了毁学风潮;清廷在全国实行户口调查以为立宪之基础,然民间传说此举是为抽取丁税之预备故而引发了反户口调查风潮;清廷颁布利国利民的《禁烟章程十条》,此举却引发了反禁烟斗争。这些都是民众求生本能与生存危机矛盾引起的恐惧心理及紧张不安氛围中从众心理的反映。这些民变既有反抗压迫的合理性,同时也反映了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体现了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对立。因此,为使变革顺利进行,必须注重考虑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和实际利益,同时要做好宣讲和化解工作,把社会冲突减小到最低限度。

清季湖南灾荒与民变

清代后期湖南灾荒频仍,政府调控不力,造成了社会道德失范的悲剧和一次又一次的社会骚动——民变,主要包括饥民抢米索食的自发斗争、由饥民暴动转化为农民起义、会党利用饥民斗争起事和因瘟疫引发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等4种形式,反映了清朝后期湖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斗争精神。

共谋与叛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现代主义特征

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是对艺术“精英性”追求的历史,后现代主义艺术表面上看是对“精英性”的反叛,倡导的是艺术的大众化。然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如商品性、娱乐性、复制性、反文化性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艺术特征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表面上不同的叛逆暗含着质的共同性。后现代主义艺术仍然是以现代主义的方式、以更隐密的手段、更大的密度、更小的冲击力继续着向权力中心的靠拢。

“文化领导权”视域内的“大众的反叛”

对于现代欧洲文明危机问题学界探讨众多,其中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中,将现代欧洲文明的衰落,归结于"大众"群体对于公共空间以及公共权利的侵占,倡导一种精英主义的统治秩序。这是一种通过攫取民众的公共权利,以期获得现代文明危机疗救的方式。然而大众挤入公共生活是社会进步的表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面对现代文明危机,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通过培养人民大众的"批判性自觉意识",对大众进行智识启蒙,获得精英和大众的统一,才是推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有效途径。

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

奥尔特加-加塞特是20世纪西班牙的一位重要的人文学者、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于30年代撰写的《大众的反叛》,是对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最早的理论反思。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大众社会”理论又成为美国思想文化论战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文章从这一争论切入,对加塞特的思想的由来、他的大众社会理论对构成“现代性”的“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负面影响所作的批评,以及该批评所引发的对社会文明传承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等,重新加以审视和辨析。笔者认为,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固然有其明显的偏颇和局限,然而他对于现代社会良知的呼唤,他所提出的要遏制对民主的滥用、实现个人自由与自我约束的平衡等看法,既是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也是现代性本身所需要自我完善的重要内容。

盖哈特·霍普特曼与其剧本《织工》

文章通过对盖哈特·霍普特曼生平的一些重要数据的分析 ,阐述了其独特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尤其是《织工》创作的影响 ,分析了《织工》一剧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来源 ,简要概括介绍了剧情 ,通过对其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的分析 ,阐明了该作品在德国文学史特别是德国戏剧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时 ,通过对《织工》一波三折的上演命运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