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心理化? 杜威作品中译本对“subject matter”的误译及其影响

把subject matter译作“教材”,使之对等于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类教学材料,是杜威作品中译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译法。通过对杜威作品的中、英文本进行相关比对,可知这是一个误译。在杜威作品中,subject matter指的是“学科内容”,是各门学科提供的事实和法则,不是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科书等教材。“教材心理化”这个中文表达,是subject matter误译的一个直接结果。对这一中文表达的内涵与影响的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研究发现。Subject matter是杜威反复提及的一个概念,是联系其教育哲学与哲学重建工作的关键词。对subject matter的误译,造成了有关杜威理论的一系列误解。

Open Approach-Based Subject Matter： A New Aspect of Mathematical Activity Fostering Students＇ Creativity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subject matter appeared on traditional Thai textbooks and Japanese textbooks and analyzes how extension and integration sequence on Japanese textbooks evokes students＇ mathematical creativity.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eries of four lessons in the fifth grade by teaching experiment methodology conducted follow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 implemented lesson study and open approach in Thail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tension and integration sequence is an appropriate subject matter to generate lesson for problem-solving classroom. The sequence of lesson leads students to excitement, curiosity, confidence and intimacy in mathematics that are powerful effects of mathematical creativity. Students can produce the different and various ways to solve problems that indicate their divergent thinking.

论知识产权对象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区分

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最根本、最艰深的问题。该问题充满了“语言的迷雾”,因此需要在辨析法律概念与论理词、澄清语言误用、确定其社会关系基础后,从事实与视角两个方面予以阐述。在区分论的事实指向上,从对象到权利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对象(知识)、对象的利用方式(行为)、权利客体(法内好处)与权利内容(具体路径)。在视角上,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可以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带来“客体式”的视角,从而形成了一些全新的命题。其中,最核心的命题是:使知识产权成为知识产权的,不是知识产权的对象,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

跨界融合下现代粤绣题材创新设计与表现

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粤绣艺术既要传承又要创新发展,体现与时俱进的现代粤绣。通过剖析粤绣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探究粤绣发展的现状与策略,揭示传统粤绣在跨界融合下的新思考、新范式,形成粤绣创新设计下的时代风貌,实现粤绣多维度的创新发展,为粤绣培育与传承提供理论参考及设计借鉴。

利益平衡视角下的股东查阅权落实路径

股东查阅权源于股东财产权保护,以及股东与公司管理层的受托关系。查阅权有利于股东更好行使股东权利和监督公司经营管理。查阅权既有自益权属性,更有共益权属性。查阅权行使需要平衡股东知情权与公司经营权的关系。《公司法》强化股东权利保护,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并相应增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规定。《公司法》增加股东查阅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规定,增加股东查阅、复制相关材料应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为更好落实股东查阅权,同时平衡股东权利保护和公司利益保护的关系,应当根据查阅客体的敏感程度设置不同的举证责任和查阅方式。将正当目的作为平衡股东与公司利益的程序性限制,查阅的范围限于实现查阅目的的必要范围。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作为股东行使监督权尤其是制约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重要手段。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的确立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原告主体地位在法律适用上遭遇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为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预留了可适用的法条空间,可从法教义学分析视角出发,在多种法律解释路径下挖掘社会组织可适用的实体法依据。社会组织启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社会组织主体范围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主体外延保持一致,在起诉门槛上不应设置过高准入条件而需关注其资质性事项;社会组织启动涉海公益诉讼的地域范围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划定的法效范围相当;可采用“概括+列举”立法技术规定社会组织提起涉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政社检三元主体在起诉顺位设置上具有二层位阶。

著作权法“宽进”结构的范式转变——作品类型开放模式研究

第三次浪潮背景下,为应对非传统作品类型带来的财产权保护挑战,需要研究我国著作权法是否应更加灵活,为非传统著作权的形成创造条件,也就是研究作品类型法律模式的选择问题。著作权客体的开放性是国际趋势,难点在于如何在法定缓和模式与开放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作品类型法律功能的发挥,后者具有比较优势,人工智能生成物、电子游戏等智力成果可被认定为“其他作品类型”。明确作品类型开放模式的适用标准能够实现著作权客体的理性扩张。开放的通道与明确的标准共同构成完整的作品类型开放模式理论,为作品条款的适用提供解释论依据,为著作权法“宽进”结构的范式转变提供立法论建议,协助我国著作权法有效应对第三次浪潮带来的挑战。

论著作权对象认定的范式转换

受历史因素影响,现行法对作品的认定采用了以独创性结果为核心的结果论范式。这种认定范式仅关注事实层面客观结果的表现形态是否具有独创性,未能从规范层面证成著作权的对象。究其根源,在于忽视了创作对于作品的内在规定性意义及其在著作权制度中的规范价值。从创作行为出发可以弥补结果论认定范式的不足,实现从独创性结果到著作权对象的转变。创作行为与独创性结果分别立足于规范层面与事实层面,统一于著作权对象认定之中。构建包含行为、意志、结果、因果关系等要件的“行为―结果”一体论认定范式,有利于争议解决,促进著作权对象认定范式的规范化和体系化。

主观记忆抱怨的MRI研究进展

主观记忆抱怨(SMC)是阿尔茨海默病(AD)疾病谱病人的极早期表现,且会出现特定脑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多种MRI技术已用于SMC的研究,包括结构MRI(sMRI)和扩散MRI(dMRI)技术,可以通过测量灰质体积、白质高信号(WMH)负荷,以及多种扩散张量成像(DTI)参数、峰度参数和自由水体积分数(FWVF)等指标来评价SMC。就sMRI及dMRI在SMC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SMC的早期识别和干预提供依据。

利用航延险制度漏洞恶意重复投保牟利的行为定性

利用航延险制度漏洞恶意重复投保牟利的行为如何定性,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罪与非罪之争以及此罪与彼罪之争。从行为侵害的法益、行为方式、行为人主观目的等要素来看,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意图非法套取、占有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客观上表现为利用保险制度漏洞,虚构保险标的,恶意重复投保,使保险公司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取得保险公司数额较大的保险金,应当定性为保险诈骗罪。

十字路口上的日本动产担保法

日本动产担保法的修改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担保的法律形式的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的选择以及动产担保标的物范围的规定最为棘手。关于法律形式,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元主义,还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多元主义实际都不是绝对的,日本担保法制部会的两种法案也不是对立的。所以,或许在法律形式上采用多元主义,而对任何形式的担保交易都采用同样的规则是实现实质性的一元主义的最好路径。关于担保标的物范围的扩张,其核心问题是,集合动产概念扩张的范围,如何处理因缓和集合动产的特定性要件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以及企业营业资产成为担保客体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一般实体法与破产法关于动产担保制度的协调。

论专利主题名称限定作用的判断规则

主题名称作为权利要求前序部分的重要组成,其限定作用的判断,关系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界定。司法解释虽明确前序部分具有限定作用,但前序部分中的主题名称是否单独具有限定作用仍存在争议。司法判断规则经历了从主题名称“是否构成技术特征”到“是否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转变,规则虽不断调整细化,但仍然存在适用性、合理性的问题,影响权利要求的公示效应。应当立足于主题名称限定作用的特殊定位,完善判断规则:一是坚持折衷原则的指导,明确主题名称具有限定专利保护范围的作用;二是细化司法裁判规则,明确主题名称限定作用判断的原则和例外;三是优化授权审查规则,规范主题名称的撰写。

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美学意蕴及特征研究

钢琴乐器虽然在19世纪中叶便已传入我国,并在20世纪初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严格意义上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发展开端是1915年,在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钢琴音乐已然脱胎换骨,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形式,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钢琴音乐呈现出更进一步民族化的发展特征,同时,也呈现出了另一番中西交流的景象,这既体现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自信,也体现了当代中国钢琴音乐在面对国际化发展时的深思熟虑。

数据流通机制的探索

该文基于实践探索,详细分析数据流通的标的物、特性和类型,发现数据未与场景高度关联,脱离场景去谈数据流通。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从夯实数据流通基础、构建数据供应链体系、完善利用联结机制、强化过程监管四方面,构建安全、高效的数据流通机制,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向整车专业领域的非结构化知识管理系统设计

知识管理作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关键环节,对于提升业务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整车开发过程中,非结构数据的积累尤为丰富,如何有效管理和利用这些数据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因此,从推进业务数字化和数据业务化的角度出发,提出搭建一个针对整车专业领域的非结构化知识管理系统。这一系统基于非结构化数据管理能力的成熟度模型,通过进行前期需求定义和整体规划,以专业细分领域为依据划分知识分类。同时,运用先进的Share Point平台、Elastic Search检索引擎以及Office Online功能组件等技术手段,确保知识管理系统不仅具备高效的业务关联性,还具备功能易用性和界面友好性。通过这一系统的建立,将全面提升业务运作效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五育融合式学科教学何以可能——教育元素分类解析与整合利用视角

对学科内容和教学过程进行教育元素分类解析可以发现,每一门学科、每一堂课蕴含着以一育为主、融合其他各育的丰富可能。五育融合式学科教学是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融合发展为旨归的学科教学范式。教师要全面把握学科内容和教学过程中的五育元素,整合利用五育元素进行教学设计;以落实分科教学中的五育融合为主,以积极拓展跨学科教学与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为辅,立足校情开展脚踏实地的五育融合式学科教学。要将五育融合式学科教学落细落实,教师要明确育人使命,学校要落实组织支持,教师教育机构要主动参与。

知识产权“客体—对象”区分论解析

权利客体为权利主体的意志指向,这是权利客体理论的共识起点。应该把意志指向表述到哪一个层次,是权利客体理论的分歧所在。原初的知识产权“客体—对象”区分论用“客体”和“对象”两个概念,区分了“法内好处”与“好处之源”两个不同层次。这一区分的规范意义在于,提示了“徒好处之源不足以确权”,这一提示对于无体财产的规则设计尤其重要。新的学说无论是发展还是批判区分论,都不可忽视这一规范意义。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国别比较与理论架构

随着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和审计试点工作的稳步推进,政府财务报告“审什么”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亟须解答的难题之一。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是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审什么”的回应,对推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改革实践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起步阶段,制度设计缺乏充足的实际经验作为支撑,实践推广又缺乏必要的制度指引,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均亟待破局。为此,我们通过研究典型国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审计报告,纵向分析各国审计内容的演变历程,横向比较审计内容产生差异的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制度特征,提出适合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内容的理论框架,为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设计提供审计内容维度的理论参考。

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作为执行异议事由的检视——以《异议复议规定》第28、29、30条为中心的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29、30条赋予了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并肯定其可以作为排除强制执行的异议事由。何种民事权益可以作为异议事由应依其权利性质、效力以及执行目的或方法综合定之。司法解释未能进一步阐明物权期待权的实体属性,易引发实务裁判的分歧。对物权期待权能否作为异议事由的检视,需要从物权期待权的性质与效力切入考察,还需参考特定时期内存在的“善意未登记”以及“消费者生存权”因素,并肯定其属于强制执行公法实现社会安定价值之范畴。

民事诉讼诉讼标的基础论

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法学中的核心概念与研习难点。应辨析诉讼标的与理论上抽象的民事之诉、当事人具体追求的诉讼请求与对应事实上发生的诉讼程序的诉讼三个概念的差别。围绕诉讼标的的诉讼法问题主要是诉讼标的的概念和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同时诉讼标的理论也与诉的系属、合并、变更和既判力等更具体的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实体请求权竞合的情形是适用诉讼标的理论的典型案件,需要了解旧实体法说、诉讼法说和新实体法说这三种代表性学说,其分别以实体法或者诉讼法上的因素作为识别诉讼标的数量的标准,但也都分别存在理论解释不周延或者不清晰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上,司法解释中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和新的事实的认定是三个关键问题,解决实务问题时也需要考虑配套制度的协同。最后,博智案是近年来最高法院参与处理诉讼标的问题的系列案,其体现了诉讼法说的观点,更值得我们作为进一步观察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