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

“先刑后民”原则在我国现实司法中遭遇实践困境,进而在学理上遭到普遍的合理性质疑。为此,需要澄清几个观念上的误区:一则“先刑后民”原则在内涵上包括位阶上和位序上的优先性,二则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一项具有普适性的司法原则;三则“先刑后民”原则的价值基础并非旨在彰显“公权优先”的价值理念,而是重在刑、民程序冲突的理性解决。同时,还应当在制度层面上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保障:一是以程序选择权为基础改造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加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适用;三是积极构建滥用程序的制裁机制,防止当事人恶意启动程序。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障视角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全面承袭了1979年《刑诉法》的相应规定,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已经明显不适应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需要。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在程序上应当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等等问题进行完善。在完善相应程序制度的方式上,应当通过立法修改的方式进行,而不是采用现行司法解释的方式。

先刑事后民事原则之评价与修正

先刑事后民事原则对于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重要价值,但实务中其效力的过度扩张严重损害了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利益,背离了现代诉讼的民主与公正价值,应严格界定其内涵和适用条件,明确其作为原则而非规则的属性。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立场批判与制度重构

我国法上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设立之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发展到当下已发生目的异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性质上成为一种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而不是维护受害人私权,这就是它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根本原因。在我国日益重视国民民事权益保障、重视公民人格尊严的当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守立场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必须予以改变。改变制度的路径有多种,比较务实的选择是分步进行。首先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纳入精神损害赔偿开始,逐步变革,直到废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让刑事的归于刑事,民事的归于民事。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轻刑化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近年来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密切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往往意味着被告人能积极悔罪、减轻社会危害后果且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导致对刑事部分的从宽处理。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普通民事诉讼调解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特别是应该在适用范围、当事人的知情权、调解人的权限以及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予以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问题与对策

在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的推动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刑、民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均不重视,相关立法相当粗疏,导致该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功能发挥。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存在种种差异,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

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文章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立论基础,论述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以期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立法和司法的内在要求 ,是全面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制裁侵权行为的需要 ,同时也是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体系 ,顺应国际立法全面保护人格权发展趋势的需要 。

附带民事诉讼与刑民分诉的利与弊——以被害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附带民事诉讼以解决被害人所遭受的民事损害赔偿为宗旨,能否最大限度的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应该成为构建该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英美法系“分离式”的刑民分诉与大陆法系“附带式”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解决民事损害赔偿问题上各有利弊。我国刑事诉讼法无论做何选择,都应将效率优先、权利保障以及法律统一适用三个基本原则体现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

论我国刑事附带食品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食品民事公益诉讼主要为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这虽然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与刑附民程序规定并不契合,还容易引发制度紊乱。一则与立法规定检察机关为补位主体的定位不符,削弱了社会监督功能;二则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基础与诉求内容不匹配,赔偿款的处理也存在不当;三则与消费者诉讼机制衔接不足。为回归社会监督的制度本位,应设定刑附民程序和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并完善与消费者诉讼的协同措施。

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离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差异,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附带于刑事诉讼加以解决,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无法更好地保证案件质量,无法充分保护私权,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也不利于司法正义的实现,因此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有分离的必要。

论精神损害赔偿应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否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我们如果从现行法律规定的现实危害性、法理依据、法律依据及历史必然性等方面来论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则可能会取得一些有益的收获。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着一些非议,其遭遇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被害人权益保障方面面临着诸多困境。面对这些困境,其出路就在于应通过立法确立诉前禁令在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被运用;扩大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种类和范围;通过立法确立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赔偿的计算标准;设立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启动机制探讨

在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结合中国司法现状,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张并非是最佳选择。从保护被害人民事权益的角度入手,针对几类特殊案件,尝试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启动机制,从被害人及司法机关两个角度对这一机制作必要性分析,并且从诉讼的构成、证明、目标3个方面对这一机制设置作可行性分析,从制度体系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独立启动机制的适用进行设计。

刑事诉讼法第77条存在的问题及其补正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7条存在三方面问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问题(已死亡的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外的人,为被害人承担丧葬费、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问题(应当包含精神损害赔偿);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限问题(应当加以适当的限制)。本文对以上问题探求其规范上的解决,并形成科学的法律条文。

论人民检察院的调解权——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视角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可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部分进行调解。为了完善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权,促进人民法院合理量刑,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人民检察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权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根据现代司法理念和实践需要,我国应构建起完善的人民检察院调解制度。

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模式选择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建立已久,但是存在的问题和争议也很多,如两种诉讼途径导致的不公正,适用法律的冲突等。从这一制度性质和立法宗旨等方面看,需要改革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相分离,才能更好保护被害者的利益,实现公平。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观点聚讼与辨正——对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理解与适用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作为新《刑诉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案,围绕新《刑诉法解释》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实际适用问题出现了诸多争议。对此,应当谨慎判断何为违反立法原意。允许“例外”符合法教义学对“一般”的解释,进而,应当从其他法律中去探索对“例外情形”的理解。未成年人司法是司法改革的先行者,未成年被害人具有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特殊被害内涵等特征,就《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要求而言,将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具有破局性的意义。

论责任重合下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顺序

基于知识产权案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重合,会涉及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顺序问题,不同法院处理方式以及不同案件的处理和理由各不相同,做法不一。本文立足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的特性,以重构程序设计为基点,明确中止程序所依据的边界,提出依事实认定方式划分法域边界,依利益衡量界定中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