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臣王德完治国思想蠡测——以其奏疏为中心

王德完为明万历时期大臣,历任兵科、户科、工科给事中,仕途虽短,但所上奏疏较多,涉及面广,且多能针砭时弊,从中即可一窥其治国思想。内政方面,因议立太子而被卷入国本之争,仕途几乎断送;面对朝廷沉重的财政压力与军费开支,所秉持的理财理念仅限于开源与节流;对日“封贡”及平“奢安之乱”上,能够提出正确的对策,显示出在边防战略上的前瞻性;而救民奏疏数量尤多,体现出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究其奏疏之多的原因,在于万历时期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及言官地位的提升。王德完频繁上疏直言,亦是明代中后期君臣冲突的政治缩影。

“回首”的诗学:杜诗中的“回首”事象及诗境建构

“回首”是兼具动态感和叙事性的诗歌事象。在诗歌史脉络中,杜甫在继承唐前诗歌将“回首”用于离别、恋阙语境的抒情传统的同时,对其诗意内涵和诗境塑造作出开拓性贡献。杜甫将“回首”事象纳入“事切”“理切”的事态组合中,营造了多样化的恋阙事境,从而使“回首长安”的恋阙情结被拓展为对国家、时代饱含理性的思索和审视。杜甫充分发掘了“回首”事象所蕴含的时空交互特质,赋予“回首”以时间意义,将个人与国家的记忆绾结起来,使“回首”由表行为动作的事象演变为带有时间性的回忆过程。杜甫对“回首”诗境的塑造,典型地体现了“篇终接混茫”的诗歌气象,构成其“老儒”“腐儒”形象的角色要素。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古代政治文化与奏议文体变迁——以表、状、札子为例

奏议在古代多用于臣子向皇帝言事、陈情、谢恩等场合,是君臣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表作为一种文体出现较早,带有某种程序化倾向,其功能在历代多有发展变化。状盛行于唐代,并为后世所沿用,主要可分为奏状与申状,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与体式。札子兴于两宋,用于明清,一般体式简短,一事一札,但发文主体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表、状、札子作为典型的上行公文,每一类均有其独特的源流演变、文体功能与写作要求,其中也蕴藏着特殊的政治文化。

论曹植的表

曹植诗文成就都很突出。在曹植诗歌形象中那些隐括着的思想感情 ,在他的“表”中则清楚地表达出来。读他的表文 ,他那当时的处境 ,他那些应对 ,他的识见 ,他一生的悲剧都会在眼前“逸”出来。刘勰说曹植“诗丽而表逸” ,用一个“逸”字来评价曹植的表 ,无论就其文思情感的飞涌充沛 ,还是就其语言修辞的舒卷自如 。

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

这几年,对于民国初年国庆日的研究比较盛行。但庆祝纪念日的习惯,并非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开始新政,其中,改变万寿圣节的形式,导入臣民悬挂国旗以庆贺君主诞辰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无疑是以清末外交官在欧洲与日本目睹之各国的习惯为参考的。与此同时,非君主国美国与法国等独立或革命纪念日的概念,也被梁启超介绍到中国。于是,不是庆祝君主诞辰,而是通过纪念过去"事业"养成国民之爱国心的纪念日,此想法也在新政时期十分普及。此等新的政治文化,在构成"民国国民"的自我认同之前,已被赋予构成"大清臣民"的新自我认同之期望。

晚清筹边改省奏议与治边政策概论

近代以来 ,随着清帝国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 ,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出现危机 ,边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从近代早期的龚自珍、魏源等著名士人到后来的左宗棠、岑春煊、赵尔巽、张荫棠、徐世昌等廷臣疆吏 ,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 ,提出了筹边改制的种种设想和主张 ,对清朝政府改变传统治边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各方人士关于筹边改制的具体意见虽不尽相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即主张废除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多元化管理体制 ,通过建立行省 ,使边疆与内地“联为一体”。

从海昏侯墓出土奏牍看刘贺的举动与失落

从出土《奏牍》看,刘贺远封海昏的四年中,自称"藩臣",有臣服汉廷中央王朝的理念。他曾向宗庙奉献"酎金",申请"秋请",还和夫人"待"向宣帝、太后频繁"上书",呈述自己的诉求。但刘贺的这些举动往往不得如愿,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这和他在北方做帝王时的境遇存在明显落差。

密奏与京控:嘉庆帝的“言路”及其疏通努力

由于将乾隆末年以来政治衰退的关键原因归结为和珅擅权导致的上下"壅弊",嘉庆帝亲政后立即将"去壅弊"树为最为重要的一项帝王"治道",认为只有实现"下情无不上达",方能顺利施行"新政"中的各项"治术"。为此,嘉庆帝倡导"广开言路",先是鼓励官员积极上奏言事并扩大奏事官员的范围,继而下令受理所有士民的京控呈词,从而形成两条分别以官、民为载体的"言路",并在随后的实践过程中采取多种举措以维护两条"言路"传递"下情"的能力。嘉庆帝对官员密奏的鼓励和彻底放开京控不仅一度改变了官场气象,而且士民因遭受冤屈而产生的压抑和愤怒亦得到了释放的机会。嘉庆帝的"去壅弊"努力使他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到了吏治民情的真实信息,并为其展开相应的整顿奠定了基础。虽然最终无力挽回颓势,嘉庆帝的积极行动却多少延缓了"国家的崩溃",从而对清帝国的历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刍论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

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可以大致归纳为采诗观风制度、吏民上书制度、朝议制度和官员巡查制度。采诗观风是一种古老的舆情收集方法,目的是观风察政,通过它可以体察民情,了解民俗,人们也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吏民上书言事也是执政者了解舆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其目的是劝谏统治者,具有多种形式;朝议也叫集议,朝议是官员们对政治的议论和对舆情的反映,因而是沟通皇帝与民众舆情的中介;官员巡查则是官方主动收集民间舆情的重要措施,每一种巡查方式都会根据需要探访的不同的舆情信息采取或"明察"或"暗访"的手段。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对我国古代的舆情制度进行梳理,无疑是对于我国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论祭祀黄帝的传统和现代公祭黄帝的意义

祭祀黄帝滥觞于先秦时期的祖灵崇拜,秦汉以后长期保持着黄帝作为方帝和帝王的并行祭祀格局。魏晋时期发生的五帝是方帝或人帝及宋代五帝的帝名、帝号之争,透露出祭祀礼仪的繁琐和认识的歧异。元代至顺以后,官方祭天祀典中摒除了五帝之祀,形成了黄帝作为历代帝王之一或人文始祖享祀的传统。崇拜黄帝的传统是文化认同的结果,祭祀活动本身表达的是对去者的追思和生者的希冀,更是团结海外华人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是康熙朝奏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初奏折发展中也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对已刊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数量、分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整理不当,今刊诸皇子奏折内容及进折时间多有错误,无年月奏折甚多。同时,由于康雍之际皇室内部斗争和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时未行全译,致使其中阙漏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学术质量。通过考辨,还可看出,奏折起源于顺治时期,其原始形态是皇室戚属致送皇帝及皇太后之请安折。康熙间,奏折使用范围扩及内外臣工,内容也改以政事为主。与之同时,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作为奏折原始形态的继承,康熙朝诸皇子奏折亦呈现过渡状态。这些变化,对于当时政局和此后奏折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

汉赋和汉代奏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作者双栖、同时关涉政治和经学、文体互渗的现象,但汉人重奏议而轻赋,这说明汉赋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在汉代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明末的中枢决策与权力格局演进:以崇祯帝“改票”为视角

明末崇祯帝在位期间,对内阁票拟意见的更改成为其理政的惯性,"改票"之举成为崇祯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崇祯帝通过对大小章奏的"改票",试图表明其在理政能力上对阁臣群体的全面超越,同时展现出对士大夫辅政的戒备与疏离。阁臣对崇祯帝"改票"的态度,经历了从试图匡救国事到完全将顺逢迎的前后变化。崇祯帝的"改票"使得原有的票拟-批红决策模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时"改票"之举也消解了内阁的辅弼职能,并为宦官参政提供了更大空间。由崇祯朝的"改票"现象向前回溯,可以勾勒出明末皇权强化的演进路径。

黄帝认同与黄帝祭祀考察

由于黄帝在统一华夏诸部落,开创中华文明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其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中华各民族的共同敬仰。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都印证了以新郑为中心的嵩山东部地区,是黄帝的重要活动地区,也是其建都之所在,这里保存有众多与黄帝相关的历史遗迹。秦汉以降,历代中原华夏族政权都恪守已经形成的同宗共祖的“家天下”宗法传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也多试图将自己纳入到华夏族始祖的黄帝谱系。这种多民族对黄帝的血缘认同,对共同起源与共同世系的追溯,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而每年在新郑黄帝故里举行的拜祖大典已经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在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

以往的晚清中外关系研究往往强调了甲午战后民教冲突的一面,而从未提到过传教士迫切希望减少这种冲突并为此作的努力。虽然清廷两派在基督教问题上的分歧导致1895年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的成效甚微,但清廷高层的改良派官员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交往和了解成为基层民教冲突影响高层政治决策的中间环节,预示了日后清廷修正基督教政策的可能性。

辅政大臣遏必隆、鳌拜满文奏疏研究

幼帝康熙继位之初,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等四大臣辅政。至康熙八年(1669年),辅政结束,康熙帝亲政。在九年半的辅政期间,四大臣所上奏疏当为数不少,然今日可见者仅一,故著录题名为"辅政大臣遏必隆、鳌拜满文奏疏"。该满文奏疏当成于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即索尼去世之后,苏克萨哈获罪之前。遏必隆、鳌拜以此满文奏疏提请康熙皇帝"亲近忠正贤良之人,远离巧诈奸恶之人",暴露了康熙帝亲政前后满洲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与权力斗争,也反映出清初的汉化对满洲统治集团核心成员的影响。满文奏疏中多种皇帝称谓词语的使用,体现了以宗亲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满洲统治集团构成特点,以及与汉王朝相同的家国一体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