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ven＂ and ＂Man＂ under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 from ＂Heaven and Man Being Related＂ to ＂Heaven and Man Being in One＂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y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the pre- Qin Confucianism, the cosmology Confucianism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fucianism ideology from social structur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o on, so as to points out that Confucianism does not collapse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stead,it realizes self- re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宋氏家庭移民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军户移民现象

家族移民史是中华民族迁移史的微观基础,明代武功县宋家堡宋氏家庭移民的原因和时间的历史溯源,对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庞大的军户移民有一叶知秋的学术价值。研究采取历史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试图还原明代中叶宋氏家庭军垦移民的历史真相,继而为了解明代陕西庞大军户的形成奠定微观基础。明代在陕西实施的军屯移民战略,可稳定国防、充实“宽乡”、减轻赋役,形成明代特殊的移民方式,使陕西成为全国军户移民最多的省份。宋氏父子两代人的血泪移民史,是明代陕西军户移民现象的缩影。

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明清宋锦几何纹的构成元素解构与创新应用研究

明清宋锦几何纹种类繁多,构成方式独特。本文梳理宋锦几何纹的演变,廓清明清宋锦几何纹的种类,运用解构设计方法对宋锦几何纹的构成元素拆解,结合现代创新设计进行纹样重构,并寻求适配的创新应用设计,为传统纹样的创新注入新鲜血液与提供借鉴思路。

体天格物——从宋明服饰花木纹样看民众岁时生活

“花木”是对宋明时期植物分类中“花、果、木、卉”的统称。花木纹样,是宋明服饰纹样题材中的一类,其品类多样、形态丰富,具有言志寓兴的文化意蕴。岁时,包括节令和节日,节令即二十四节气,节日包含上元、端午、七夕、中秋等传统庆祝或祭祀的日子。花木与人一同生活于时间系统之下,共同感受和反应自然的发展变化,宋明时期是我国古代岁时与花木文化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人们以花木映射岁时、装饰生活,表达对自然和人生的审美与哲思。以宋明服饰中的岁时花木纹样为研究对象,探析其所呈现的宋明时期人们在岁时之中的生活样貌;尝试解读在岁时生活的视角下花木纹样所含的象征意象;讨论在自然花木主题下的花木纹样中,体现的宋明时期社会人文的传承与发展。在宋明服饰中,岁时花木纹样的应用展现出当时民众应时应节的时间生活方式,花木纹样在宋明服饰中的应用具有“合天时,达人意”的装饰特点,传达出宋明时期“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生活哲思。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论太极拳中“太极”理念的形成

太极拳中的“太极”理念和传统哲学范畴的“太极”是不一样的,两者是一种包含关系。但目前的研究直接将两者混为一谈,使“太极”理念变得混淆不清。实际上,太极拳中“太极”理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先秦到魏晋,再到宋明才成型。太极拳中的“太极”融汇了各流派的思想,是一个综合理念,而非单一概念。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宋代户绝之家的财产继承——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宋代户绝继承法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户绝之家财产继承制度不断趋于完善与严密。结合《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案例分析可知,依身份不同,寡妻、女儿、继子等享有不同的继承权。寡妻改嫁丧失对亡夫财产的继承权,但嫁妆除外;寡妻守志享有不完整的继承权。继子的财产继承权受身份影响,立继子继承权等同于亲生子,命继子继承权受到比例与数额限制,且在有女儿时进一步受限。在室女、归宗女与出嫁女的继承权依次递减,且在有命继子时被进一步削减。

熊十力“尽心”工夫:以宋明理学批判为中心

熊十力接续心学一脉,在批判宋明理学静坐工夫有拘紧倾向的基础上,围绕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主张展开尽心工夫。在心性关系上,熊十力继承心学一元论的观点,将心、性、天等宋明理学范畴同质化。在心物关系上,与王阳明心外无物主张不同,熊十力持心物不二的观点,认为心物二分是导致工夫内外相分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化解工夫内外相分的办法是做好博文之功,即维持工夫在自然与人事两端的平衡。严格来说,熊十力并未能像朱熹、王阳明等宋明儒者一样构建起自身严密的工夫体系,但他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反思和批判对发展儒家工夫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明清俗曲文化的传衍路径及分布格局研究

明清俗曲在其传衍过程中,对我国诸多地域民间音乐样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了我国近现代传统音乐的发展格局。明清俗曲文化的传衍过程存在双文化中心现象,即京津文化中心和苏鲁文化中心,并通过自然传播和人为传播两种扩散方式,形成“两带一圈”的地理分布格局,在空间结构上主要表现为由文化密集地沿运河、长江水路蔓延式扩散的带状结构及人为跳跃式的点面结构。创作群体、历史文化环境、地理交通条件是明清俗曲文化传衍路径和分布格局的主要成因。

再次遇到王船山——兼评程志华教授《宋明儒学之重构》

程志华教授新著《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在四个方面颇有新意。就本体论讲,作者以“太极”作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以“太虚”“天”“太和”“道”作为“太极”不同角度之言说;就历史哲学讲,作者以“进化”为基底,以“循环”为开展,提出王船山持“基于‘演化’的循环历史观”;就儒学史定位讲,作者基于“三期说”给出王船山哲学乃对原始儒学之“正”、宋明儒学之“反”而明末清初儒学之“合”的定位;就研究方法讲,作者探讨了“内在诠释”及哲学诠释的“道”和“术”,体现出强烈的方法自觉。这些方面对于王船山哲学的进一步开展具有启发意义。

《桐城文学渊源考》宋学旨趣溯源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旨趣首在推尊桐城文派,欲以一县之文经纬天下,是一部兼有师友录与道学渊源考体例的学术文献。刘氏传承家族儒学传统,推崇宋学并专精文献目录,系心于以桐城文学为核心的江淮地域文化,固守晚清遗民理念,并将道学置于文学观念之上。全书持论以宋学渊源为宗,以桐城派文人为阐释对象,以遗民心态观照一代学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时代系统梳理学术源流,保存旧观,在学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略论宋、元、明时期橹的发展——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航行水域与目的功能的不同,宋、元、明时期使用橹的船只可以分为内河行船、沿海战船和远洋海船三类。在内河船中,橹在宋代已遍布南北主要水系,元代承之,明代则进一步发展出适应各自水系的船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橹。橹的技术特点在宋、元、明时期较为稳定,没有显著变化。橹操作轻便,速度极快,声音响亮,数量上分为单橹、多橹,以双橹为常见,其局限性是不能航行于浅水且动力有限,不能在江河中逆流上溯。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中,常配备多橹快船,但橹又须与风帆篙桨相配合以保持动力,并且由于火器的进步,至明末时小型战船往往又弃橹用桨,以保证水手的安全。在远洋航行中,风帆取代橹成为主要的动力工具,但橹又必不可少,故而针对橹又设有专门的管理操作人员和管理制度。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屈从与建构——《长物志》中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与群体心态

《长物志》一书对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细节描绘。其中的文人居室设计和器具选择,成为群体的思想表征和精神承载,暗含着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晚明文人的理想表达及情感寄托。从物质生活角度探微《长物志》中所蕴含的晚明文人心态,在对文人家居环境构筑的考察中,发现其中所体现出的对清幽环境的追求与对丰裕物质的强调。他们对传统儒学礼制的恪守遵从与文化权力占有之下对其自身文化优势的炫耀共在,精神生活上的静坐禅修与环境构筑中的现实欲求交融。这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又是一种文人的复杂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