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明遗民徐芳寓言散文之刍议

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素以寄托深远、发人深省的寓言体散文名世。他的讽世寓言多以动物为喻,或指陈人性的善恶两面;或借喻明末的社会现实,讽刺自私自利的朝廷官员;或嬉笑怒骂,暗藏机锋,直指儒林丑态。他的志怪故事则驰骋幻想,书写异域风情、鬼神灵异,寄寓惩恶扬善之旨,启发世人反躬自省,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或有一定启发。徐芳作品包含深刻的现实关切与批判意识,负载着作家意欲捍卫儒家道德体系的功能。

徐芳交游考

徐芳是文学史界较为关注的明遗民文学家。但其交游情况学界尚未全面论述。徐芳的交游对象既有师长辈,如马世奇、钱谦益、苗蕃、李元鼎、熊文举、李明睿等;也有友朋辈,如方以智、傅瀛宾、文德翼、傅占衡、吴嘉纪、施闰章、归庄、周亮工、陈允衡、汤来贺、竺庵禅师等。就这些人物的具体身份而言,既有殉明烈士、明遗民,也有仕清官员与僧人等。徐芳与这些士人的交游,不仅为其散文与寓言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体现了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宗的理念,从中还可看出遗民的隐居生活看似高雅闲适,实则贫病交加的状况。

论江西堪舆文化对明遗民治生抉择的影响--以清初文学家徐芳为例

明清易代,受传统儒家名节意识的影响,明遗民拒绝清廷招揽,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生计抉择的问题。明遗民为风水先生者不在少数。徐芳以地师身份行脚大江南北,以堪舆相地自谋生计,这一人生选择受到江西民间信仰与文化传统等大历史环境的影响。细查徐芳一生行迹,他奔走四方,流连明朝陪都南京,屡屡与众遗民同道交游,或有借“看风水”之名从事抗清活动之可能。

朱彝尊与易堂诸子交谊考述

朱彝尊与魏禧相识于扬州,因二人年龄、经历、出身与职志等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逐渐结为至交。诗文方面,朱氏不仅与魏禧有密切的交流,与其兄魏际瑞亦有书信往来。朱彝尊与曾灿相识于京师,游处累月,朱氏仕清后,重逢于苏州,因身份迥异,曾氏遂有“云泥之叹”。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氏因小事被谪官,其心境为之转变,希冀通过曾灿与魏禧之侄魏世傚搭建与“南园词客”接续前谊的桥梁。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从“文风底色”到“儒商叠色”——明清顺德园林发展历程

作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清晖园所在地的顺德,明代前期已形成园林营建传统,至清代中期进入鼎盛期。园林作为文学发生地,与文学、教育共生,“文风底色”贯穿明清园林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明末清初园林叠加“遗民瑰色”,成为明代遗民的精神家园。清代中后期园林叠加“儒商混色”,园主身份由进士学者,到文人、豪商并存,儒商并重,园林既体现文学艺术性,亦带有珠三角生活的世俗性和商业性的文化特质。该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把握,以顺德为个案分析,考察岭南园林明代、清初、清代中后期三个阶段的艺术实践状态,为岭南园林史研究提供鲜活的区域样本。

《桐城文学渊源考》宋学旨趣溯源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旨趣首在推尊桐城文派,欲以一县之文经纬天下,是一部兼有师友录与道学渊源考体例的学术文献。刘氏传承家族儒学传统,推崇宋学并专精文献目录,系心于以桐城文学为核心的江淮地域文化,固守晚清遗民理念,并将道学置于文学观念之上。全书持论以宋学渊源为宗,以桐城派文人为阐释对象,以遗民心态观照一代学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时代系统梳理学术源流,保存旧观,在学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屈从与建构——《长物志》中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与群体心态

《长物志》一书对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细节描绘。其中的文人居室设计和器具选择,成为群体的思想表征和精神承载,暗含着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晚明文人的理想表达及情感寄托。从物质生活角度探微《长物志》中所蕴含的晚明文人心态,在对文人家居环境构筑的考察中,发现其中所体现出的对清幽环境的追求与对丰裕物质的强调。他们对传统儒学礼制的恪守遵从与文化权力占有之下对其自身文化优势的炫耀共在,精神生活上的静坐禅修与环境构筑中的现实欲求交融。这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又是一种文人的复杂特质。

明清文学作品中塾师被丑化和嘲讽的原因探析

塾师是古代承担启蒙教育的老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明清时期的塾师,他们因科考失意且多出身寒门,仕途上的穷困和经济上的清贫使得他们只能以舌耕为业,落魄塾师成为他们的代名词。塾师的悲惨境遇本应得到世俗的同情,但在明清文学作品中,塾师成为被丑化、嘲讽的对象。这种不谀反讽现象,既带有文人自嘲、情感共鸣因素,也具有作者童年记忆、社会观念转变等原因。

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胜国宾师”:明遗民朱舜水与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有较长的交流交往历史。17世纪前期明遗民朱舜水出于特殊原因赴日讲学,对日本文化及之后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其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有所扬弃地纳入日常讲学中,对日本士林颇有启发意义。将之置于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朱舜水在日活动对日本文化与儒家思想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出于遗民的政治诉求与理想表达,朱舜水鼓励日本发展儒学的相关言论与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影响较大。

论明代滁州文人的醉翁情结——以《南滁会景编》为例

欧阳修在滁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流风余韵影响着后来无数的滁州为官者或驻足文人,陶冶着他们的情操,激发着他们的文人性情,并留下诸多佳篇美文,表达着他们对醉翁风范的仰慕,在徜徉琅琊山水中怀有一种独特的醉翁心态。通过明代《南滁会景编》编纂动机以及景欧主题作品分析,由此透视明代滁州文人胸中挥之不去的醉翁情结,从中体会出一代文宗欧阳修对后世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与精神浸染作用,对于一个地方文化昌盛所发挥的文化助推作用。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的“夹处”心态及其影响

自明末至清中叶,文人拟话本盛行一时,作者辈出。以群体的视角考察这些文人小说家,可以发现他们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日常生活体验等层面都面临着“夹处”的心态困境。这一困境又导致其自我认知的游移和不断进行的自我解释,从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否定、主观与夸张的写作风格,背后则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精神世界实际所处的焦虑。对其的相关辨析,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文人作者对推动明清拟话本小说演变的意义。

“暗香浮动月黄昏”——从《影梅庵忆语》董氏形象透视清初士人的遗民心态

“忆语体”散文《影梅庵忆语》在深切缅怀董小宛的表象背后,更暗含士人冒襄对朝代更替的不适与矛盾。通过对董氏形象进行“错位性”构建,冒襄达成了自我价值的“镜像式”反观。董氏知书礼、明大义、守忠贞的品格,消弭了原生身份与后天声望之间的价值失衡,是清初士人群体遗民心态的时代缩影。董氏一类形象也成了寄托士人理想品格与家国精神的一抹浮动的暗香。

世变与文人:论明遗民王忠孝的政治作为及情感心态

王忠孝是南明福建抗清斗争的重要遗臣,其晚年追随郑经东渡台湾地区,促进了台湾地区的文教发展。《王忠孝公集》是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明末迁台遗民文人别集之一,它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提供了有关南明福建抗清政权的重要史料,同时又是遗民文人个人生活及情感经历的真实记述。因此,基于《王忠孝公集》对王忠孝的政治作为及生命情怀的细致考察,既可以展现易代之际遗民文人的政治生态及情感变化,又可以为相关的南明文学、台湾地区文学研究提供学术借鉴。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民国初年前清遗老圈生存心态探析

民国初年的前清遗老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散居各地又相对集中于天津、青岛、上海等地。他们保持着前朝遗民特色的生活方式,避免于世俗接触、交往,同时,还想得到世俗的认同。作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他们与整个社会潮流格格不入。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