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与包装

色彩是视觉传达力最活跃的因素。包装的色彩识别主要是针对商品内容而言 ;论述了色彩的商品性 ,色彩的民族性和时尚性 ,色彩与消费、销售的关系。

南京十年时期津沪商人罢市之特征与成因

南京十年时期 ,商人罢市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之态势。津沪两地商人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 ,或一致反对罢市倡议 ,或囿于战时环境而被迫罢市。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罢市行为或其主动性之缺失 ,既可归诸南京国民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 ,又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弱势地位及相关政策密不可分。有无罢市之举 ,主动抑或被动罢市 。

地域会馆与商帮建构——明清商人会馆研究

商人会馆的出现 ,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大宗贩运贸易兴起的产物。本文认为 ,作为一种社团组织的会馆 ,实际上是贩运商帮建构的表象和媒介。会馆组织的建构和发展 ,是贩运商人通过“笃乡谊 ,祀神祗 ,联嘉会”的文化纽带以及“利”、“义”的契合实现群体整合的过程 ,同时也是商人在自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把社群认同和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结果。

“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价值观——“通商精神”初探之一

"强毅力行,通达天下"的"通商精神"充分展示了历代南通从商者为实现远大志向迎难而上、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通商精神"内涵丰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为其核心价值观。"精神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南通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孕育了历代通商"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小家"与"大国"同命相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为历代通商群体共同的价值追求。兴办实业和教育是历代通商"家国一体"爱国主义价值观的理性实践。

无锡商会与1929年国民救国会被捣毁风潮

1929年7月初,无锡县国民救国会因查扣日货事件与地方商人发生所谓救国会被捣毁风潮。救国会呈控地方商民大肆捣毁救国会,抢走被扣押之日货。据此,无锡县政府先后拘押两名地方商人。为营救俩人以及反对救国会查货,在请愿无果的情形下,无锡地方十三业宣布总罢市。最终,在无锡商会的调处下,无锡县政府答应了大部分请愿要求,罢市风潮得以平息。本文据有关资料,通过无锡国民救国会被捣毁风潮的梳理,揭示了反日运动中地方商民与国民救国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通过对商会调处的分析,亦展现了在复杂背景下商会功能的实践。

论唐五代小说中的胡商现象

唐五代小说中，胡商作为相当活跃的商人群体而存在，它的出现，构成了唐五代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探讨胡商的来源地、来华原因、从事的职业、在中国的分布和胡汉融合的趋势以及唐五代人对待胡商的复杂心态等问题，有助于对唐五代小说中的胡商现象进行整体的把握，并由此探寻胡商现象所蕴涵的文化内涵。

晋商及其所建立的全国市场体系:超越施坚雅的“区域市场观”

近年来,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提出的有关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运用其理论对中国各地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对其理论提出了质疑。本文针对施坚雅的重要理论之一"区域市场观",在前人对晋商研究的基础之上指出:从晋商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中国的市场体系并非如施坚雅所言机械地分成九个区域、各个区域之间相对分隔、它们之间只有比较脆弱的联系;其实,那个时候在晋商的不断努力经营下中国国内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跨区域的全国性市场体系。从明朝(1368年)到清朝(1912年),晋商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经历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晋商逐渐建立起了一个以山西为核心,以"点"(会馆与票号)分布全国九个大区域,以"线"(晋商商路)连接全国九个大区域的全国市场体系。这一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建立,正是晋商能够屹立于明清商界500年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利益汇聚与舆论抗争：国民政府新盐法通过前后的民众舆论探究

在1931年国民政府新《盐法》出台前后,广大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纷纷指斥专商引岸制的罪恶,揭露旧盐商对新盐法的阻扰,呼吁政府体察他们支持新盐法改革的民意。民众的舆论呼声竟汇集成强大的舆论洪流,一度影响和左右了新盐法变革走势。旧盐商利益集团不敢与之正面交锋,国民政府不得不俯首倾听。但民众舆论最终未能敌过国民政府的财税欲望,新盐法未能全面推行。民众舆论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与不满因此而日增,国民政府权力合法性构建受到了极大影响。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威尼斯商人》之改宗、宗改和英国民族国家意识

《威尼斯商人》中既可恨又可怜的夏洛克形象,不仅顺应了伊丽莎白时期观众对犹太人的偏见,还能够引起人们对宗教改革过程中经历过的种种宗教压迫和无奈进行反思。夏洛克父女最终都皈依基督教,反映了伊丽莎白时期天主教徒改信新教的选择,反射出英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倡导。由于改信新教与英国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息息相关,而灵魂救赎问题却一时难以解决,这给伊丽莎白时期的改宗者带来焦虑。《威尼斯商人》为这种焦虑提供了一个隐蔽的发泄出口。

南京国民政府“验票”新论

南京国民政府的盐政改革基本体现了其对现代化目标的追求,但在改革中出现的"验票"之举,却明显违背了其意旨。"验票"是南京国民政府摆脱财政困境的权宜之策,它构成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环节,有效地限制了专商与地方势力的联系,使盐商就范于以取得中央政府承认来换取自身利益的保证。所谓的南京国民政府验票的"政权基础说"以及验票的盐商集团"撵金运动说"难以成立。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浔商对近代浙北民族企业的开创及社会影响

近代浔商因组织湖丝经出口外销而致富,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投资于新兴的经济领域,在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创办了一批早期民族企业,奠定了浙江、特别是浙北近代丝绸工业的基础,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还引进吸收了欧美先进的技术设备,消化吸收了西方企业的经济理念与经营方式。浔商自身也在创办早期民族企业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商人向近代民族资本家的转化。

南京国民政府对招商局的改制与官商博弈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甫经成立,便迫不及待地对招商局开始实施控制。初则派员清查,继则派员管理,最终于1932年底将其彻底收归国有。其间,以赵铁桥为代表的官方与李国杰为代表的商股,展开了激烈博弈。结果,赵铁桥被刺身亡,李国杰则锒铛入狱。此案一方面反映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由于缺乏健全的法制环境,私有产权的发展是不独立、不完整的,商权始终处于官权的压迫之下。另一方面,从招商局收归国营的复杂曲折过程来看,私人产权亦不再像以往一样一味地顺从、依附于国家政权,商权也会对政权产生冲击作用,使其尽可能地在现有的法律范围内行事。

旧盐商对国民政府新《盐法》改革的舆论误导与阻扰探究

在南京国民政府新《盐法》的起草、通过、公布和筹备实施期间,利益相关各方在社会舆论领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博弈。本文将新《盐法》投放于社会舆论视域,探寻旧盐商利益集团在这场舆论博弈中的系列活动,呈现出他们对新《盐法》变革的舆论误导与阻扰全貌,进而揭示出其活动与新《盐法》改革流产的深层联系。这有助于为政府改革克服经济利益集团的阻扰提供一些启示。

为求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河南绅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福公司为首的西方列强经济侵略深入河南,攫取了焦作煤矿的开采权,把河南封闭的经济纳入了世界经济大市场中。由于特殊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使河南绅士阶层发生很大变化。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河南绅商领导了社会各界收回矿权的斗争,并积极投入到兴办近代新式工矿企业,谋求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行列中。

商人组织与近代民族地区城乡经济的发展——以广西为例

文章对近代以来广西商人组织的发展数量、规模及其对城乡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近代商人组织在规范广西城镇市场秩序,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城镇工商实业、推动乡村经济的进步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由此对广西城乡社会经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近代香山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功转型--兼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近代人物的历史地位

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近代香山买办群体,早期作为洋行买办,在助推外人侵蚀我经济利权方面无可否认地起过负面作用,但所幸他们在积累资本和经营经验之后能够幡然醒悟,当国家发起“外争利权”、“自图振兴”、“国强民富”洋务运动的历史关头,义无反顾地响应召唤,毅然放弃买办职业,迅速转型为近代首批中国有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家、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率先以具有独立人格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登临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舞台,并在“官督商办”体制下成功建立“商主商务”的近代企业制度,在推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期形成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近代北庭地区的汉族商帮与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传播述论

北庭地区地处北疆交通要道,城市众多,商业发达,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传播甚广。近代北庭地区的汉族商帮人士通过节庆活动、自身的日常行为及经商活动,广泛移植并传承了节日文化、工艺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游艺文化等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促进了北庭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该地区的社会风貌,巩固了自清代以来北庭地区形成的中原文化的主体地位,推动了该地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的发展。

国权与商利:抗战时期贵阳商会初探

抗战时期的贵阳商会呈显出貌似相悖的双重面相。作为经济绝交、"一元献机"、慰劳将士、救济难民等抗日救国活动的重要组织力量,商会有力地表达了其民族主义诉求;而开展税捐斗争、抵制征兵乱象、调查战争损失等维护商人私利的行为,则恰当践履了其组织义务。"国权"与"商利"的双重考量,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中国商会的历史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