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结构与并购行动——基于啤酒产业二层网络的分析方法

以我国啤酒产业为例,构建了厂商"竞争关系—并购行动"二层网络,分别从整体和局域两个层次讨论了网络的拓扑相似性,提取并计算了厂商竞争结构指标。相关性研究发现,厂商竞争结构对并购行动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的结构变量对并购行动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并不相同。

企业并购行为的博弈分析

指出企业并购是多个局中人参与的博弈行为,分析了并购方和被并购企业的行为特征,建立了不同情况下的企业并购博弈模型,并给出了不同情况下博弈双方的最优战略。

诉讼标的论的新视角——创设预备性合并制度的思考

诉讼标的理论的各种学说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请求权竞合导致诉讼标的为复数的争论;二是把纠纷划分为较细较多的单位来分别处理,还是尽量把纠纷纳入一个较大的框架内予以一次性解决。通过对现有的诉讼标的学说评析,文章创设了预备性合并制度以解决各种诉讼标的理论有关请求权竞合的根本性缺陷;同时在对纠纷划分时,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为依据列出审理对象这一具有制度的划一性、透明性和实用性。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煤炭企业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将政府规制、行业竞争、创业导向、组织警觉等作为影响煤炭企业并购主要因素,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反馈系统,建立了整体流图模型以及各因素间模型原因树。通过状态变量方程、辅助变量方程和速率变量方程,运用Vensim软件模拟分析各变量动态行为,对政府规制、行业竞争、创业导向、组织警觉对煤炭企业长期绩效的长期影响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在不引入外部变量条件下,我国煤炭企业长期绩效显示出缓慢增长趋势。四个影响变量比较结果中,组织警觉对煤炭企业长期绩效发展趋势变化幅度最大,其次是创业导向、行业竞争和政府规制的作用。

我国企业并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兼并收购是一种快速扩张的对外交易型企业发展战略。现在的中国企业 ,正置身于一个迅速变化的竞争环境之中。并购作为一种新的战略要素 ,变得日趋重要。如果能有效地使用这一手段 ,并购会成为在行业中致胜的源泉。但如果使用不当 ,并购也会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 ,最终导致自己退出竞争舞台。当前 ,只有采取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规范并购中的政府行为等措施 。

国有企业兼并的法律性质

国有企业兼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主要是一种合同行为。无效的国有企业兼并形成保护性民事法律关系。

论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相斥性原理

诉的客观预备合并系不可并存且具有先后顺位之请求的合并。我国未确立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制度,但实践中该种诉讼被广泛适用。法官错解主备位请求相斥性原理,悖离处分权主义,错用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理论审理案件,对当事人权益造成侵害。审视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历史演进历程,相斥性原理历经了“肯定—否定”的变迁过程。我国对相斥性原理不宜一概否定,而应采取肯定观点。在此基础上,须明确相斥性原理的立足点不在于诉讼请求不可并列之表象,而在于诉讼请求所依托法律关系状态异位性之实质。我国具备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实践基础,应当以相斥性为理论内核明确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若干构成要素,以此构建本土化的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制度。

对企业兼并的思考

讨论了目前我国开展企业兼并工作的特点和其中存在的不足。对于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我国企业顺利兼并、健康发展,作者提出了他的看法。

意思自治原则下债之混同规则的适用限制

债之混同规则的正当性源于混同当事人之意思,混同债权的消灭并非基于事件,而是基于混同当事人所实施的清偿或者免除的自我行为。在混同债权本身具有流通性利益、经营管理利益,以及混同债权之上存在预告登记、责任保险与第三人担保等权利或者利益等典型案型下,混同当事人还可能不实施任何行为以使债权存续。目前的学界通说既忽视了混同当事人之意思,又无法妥当处理上述典型案型。在对债之混同展开具体分析时,应当区分主体合并与自我行为两个层次:主体合并不导致债权消灭,而仅排除该债权的可诉性;一般财团与特别财团(包括发生混同的债权在内)通过自我行为完成清算,最终决定混同债权的命运。《民法典》第576条主文系意思表示解释规则,而但书系当事人实施自我行为之权限的注意规定。

资源行动视角下并购重组企业协同价值创造机理研究——以中国五矿与中国中冶重组为例

选取中国五矿与中国中冶并购重组案例为研究对象,剖析并归纳出资源行动视角下并购重组企业的协同价值创造的形成机理及创新路径。通过对中国五矿与中国中冶并购重组的协同价值创造过程进行纵向案例分析,进一步探讨企业如何根据战略定位与组织资源情境进行资源配置和行动选择,剖析并归纳出资源拼凑模式以及资源优化模式下的并购重组企业的协同价值创造的形成机理及创新路径。研究发现:并购重组企业的资源行动受战略定位与组织资源情境协同匹配的作用影响,聚焦于资源拼凑与资源优化两种资源行动选择开展并购整合,分别侧重于内部开发为主的吸纳式整合和内外部开发兼顾的促进式整合,其协同价值创造实现方式经历了业务撬动到平台撬动的转变,最终实现了交易型协同价值创造向集成型协同价值创造的演化。

资源行动视角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合作型整合机制——基于海信的案例研究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盛行,跨国并购和整合发达国家企业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重塑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方式。然而,面对与发达国家企业在制度文化、战略资产、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支持性合作模式实现高效整合,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本文基于资源行动视角,以中国家电领军企业海信集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海信跨国并购后整合TVS和Gorenje的嵌入式案例研究,探讨跨国并购后如何采取资源行动策略以形成支持性合作模式,进而实现高效整合。研究发现,第一,跨国并购后整合中的资源相关性可以解构为资源可转移性和资源互补性两个维度,并在不同类型的跨国并购后整合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第二,由于并购双方资源的可转移性和互补性特征差异,并购企业分别聚焦于整合中的资源嵌入和资源桥接,采取不同的资源构建、资源重组和资源利用等行动策略;第三,在不同的资源行动策略下,并购企业分别形成了驱动型和联动型两类支持性合作模式,实现跨国并购后的高效整合。本文形成的理论机制对理解中国企业独特的跨国并购后整合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响应了近期学者对研究如何实现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后有效整合的呼吁。

诉讼请求变更的规制及法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原则上规定了当事人在诉讼系属中可以进行诉讼请求的变更,但是,由于没有对诉讼请求变更的应有条件以及相应程序作出规定,导致诉讼请求变更的随意性,并由此引发当事人双方之间就诉讼请求的变更是否正当的争议,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诉讼的正常进行。诉讼请求的变更涉及到被告的防御权、诉讼效率、诉讼成本等若干问题,因此,如何设置诉讼请求变更的要件和程序至关重要。诉讼请求的变更不能简单依据案由来加以确定,而应当将诉讼标的作为判断根据。诉讼请求数额变更原则上不宜作为诉讼请求变更,而应分别纳入程序和管辖问题按照相应的制度予以处理。通过比较法研究,我国法可设置时间条件、被告同意及其例外作为变更要件。诉讼请求变更制度的有效运作,还有赖于变更程序的设置,并尽快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通过修订民事诉讼法实现法律文本制度上的完善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