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on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prose developmen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eudal autocratic rule, any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it is rel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alents. Once it become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 th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calcula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ang and Song prose develop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ight great m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论宋元之际散文复古之风与表现形态

南宋散文重道轻文、尖新、冗弱。宋元之际的程钜夫、戴表元、赵孟頫、方回、吴澄等散文家振衰起弊,掀起了散文的复古之风。他们重建了唐宋以来的文统体系,倡导文统与道统的融合,回归文道并重的观念,使散文复古取向与散文文风趋于多元化。宋元之际散文的复古之风打破了南宋散文衰弊的局面,奠定了元代散文多元复古的价值取向。

科举与印刷视野下的南宋古文新变

科举在宋代成为新社会形态的重要推动力,南宋时期参加科举的人数大幅增加,庞大的人数基数催生出具有批点性质的古文用书,印刷的推广又进一步推动其市场的扩大。在科举和印刷的双重影响下,南宋文集的编订和出版呈现通俗化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在所选篇目平易且篇幅短小,所选作者多是中下层文人,体现非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体现在随着理学的世俗化,理学文章在古文选集中并未大幅增加阅读难度,反而因为理学的官方化而进入了更多底层文人的视野。而与通俗化相对应的,是科举与印刷共同造就的新读者——非士大夫群体,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不但扩大了古文的读者群,而且为古文选集的编订和出版带来了新的审美风貌。

浅析宋元骈散关系论的确立及骈散文法论的对垒相埒

宋前反骈言论络绎而出,但并非属意于文体是否骈、散的问题。至宋元,论者明确将骈、散并举,骈、散关系论自此确立;同时,又深入辨析骈散文法异同,使二者呈对垒相埒之势,而分歧点和相参处并非拘泥于文体,而大多指向文法。宋元时期体法双彰、骈散兼备,其骈、散文法互化,是古文运动、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破体为文的成功实践。显而易见,骈、散在文体上各自独立,在文法上互相渗透,在文风上相得益彰。由宋元始,骈文和散文作为文章体派的双子星座,在其文法特征融汇或分明下,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创变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史论发展的视角还是文论生成的过程来看,骈、散论是宋元文体论从未缺席的素材,也是历代体法之争在文章学领域的投影。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陈宓散文创作观及其散文创作探析

陈宓在学术上坚持道统论,斥异端学说,以“体用”论易道,讲求“仁道之蕴”。他的散文创作主张以道为本,注重创作主体的道德与情感抒发,提倡尊古和“文本于用”。陈宓将其散文创作观运用到散文创作中,他的散文复古倾向显著、立论精当、风格多样、抒情有理有节。陈宓推动了莆田地区以朱子思想为基础的持敬涵养、进学致知学术走向,对后来刘克庄、黄绩、黄仲元等人的散文创作产生较大影响。

宋代官员美政书写与新变--以营造文为中心

宋代官员常在地方修建亭台楼阁,并请文才学士记录营造胜事,由此诞生一批以官员美政为主题的营造文。修葺园池亭台属于宋代官吏考课制度的重要内容,这为营造文中褒扬官员政绩提供了现实基础。文人强调官员营建的观政目的,说明先治政而后兴修,修建过程不劳民伤财,不逾礼制。宋代营造文由前代烘托主政者幽赏独乐之情转向塑造官员“与民同乐”的形象,描绘吏民同游,宣扬士大夫“先忧后乐”的责任意识。官员宵旰忧勤的循吏形象也转向了清静无为,其背后体现着儒家盛德化民的治政理念。宋代文学开创了官员美政书写的新范式,并对后代文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园记看宋代私家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的应用

为展示宋代私家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的原貌,文章选择资料较为详实的宋代私家园记作为研究对象,从《全宋文》等典籍中收集私家园记443篇,再从中抽取出明确体现植物生产性的79篇,对其中包含生产性相关信息的园地进行研判。结果表明:共统计出59种有具体名称的植物,分为果、蔬、药、粮4大类,其中果类最多,占到35.6%;植物种植规模没有提及明确范围,下至1株,上至数顷均有出现;植物种植方式有同种种植、同类种植、间种杂植3种;植物与地形、建筑、水体、石类等要素的营造关系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园主身份比重最大的士人群体对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的种植具有推动作用,其背后的动力为士人的观念、收入以及养生习惯。研究结果可为现代园林中生产性植物的运用提供参考。

从贬谪亭记文管窥北宋士大夫的困境心态

通过对贬谪亭记文创作情况及士大夫代表作品的探索,从实际遭遇和文学观念两方面阐释士大夫迁谪与亭记文创作的关联,以阐述贬谪亭记文的创作契机;结合北宋士风及彼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分析贬谪亭记文中所展现的“兼济”“适意”两种士大夫困境心态;进一步从儒释道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亭记文中所展现的贬谪士大夫对道、理想及人生的重新审视,认为贬谪亭记作为其困境下的作品,更能体现士大夫文化心境的真实、深度。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评介

李小奇的专著《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是中国古代园林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著者把园林文学研究从宏观鸟瞰推向微观深耕,从整体性研究转向专题研究,在此领域内具有开拓性意义。著中对唐宋园林散文文献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辑目,对于园林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园林研究,都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成果。

“晋宋体”与清代骈文批评分体的意义

清代是骈文学的集大成时代。清人在总结骈文特征或进行骈文批评时,多推崇前代,以时而论,概括或具体指出时人的骈文特征。清初李绂提出骈文可分为六朝体、唐体和宋体;晚清胡念修又分为汉魏体、齐梁体、唐体和宋体;张之洞则又从六朝体中分出“晋宋体”。确实,对进入过程的清代文学史而言,“晋宋体”骈文单列,更能凸显文章在汉魏、晋宋和齐梁之际的嬗变特征,凸显自我特色。同时,这又说明了清人对骈文属性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当时骈文摆脱四六体制,走向骈散交融的尊体努力。

宋四六代言书写的互动性:基于文本生成过程的考察

宋四六的代言书写是指宋代文人为皇帝、宰执、地方官等代撰制、诰、表、启等应用性文章,其互动性贯穿于文本生成的四个阶段。在意图融合阶段,言意的二元结构集中体现为代言之笔与他人之意的关系,宋人通过日常的沟通协商,既塑造适合人际交往的“公意”,又妥善阐发蕴含作者喜怒爱憎的“私意”。在文章构思阶段,即时性的骈语问答体现出以群体智慧弥补个人才思困境的努力,让敏捷成为有径可循的境界。在文本修改阶段,代言者与立言者以稿本为物质载体,以点窜四字散语和剪裁四六隔对为主要形式,在相互商榷中优化表达效果。在篇章结撰阶段,多个代言者以同题共撰和旧题重撰的方式实现段落的拼合与改写,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从区域格局看宋元文派的文法观

宋元时期散文流派的文学版图,就空间取向观之,传统地可划定为南北二块。从南北文学冲突与融合的角度来看,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在宋初南文北移的文章演进中担当了中坚力量;从诗文革新历程而言,北宋东学文派内化议论实用、辩明经籍的精神于文章创作中,是诗文革新运动中不可小觑的一支生力军。南渡之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南部也呈现出江西、浙东不同区域的文派景观,这主要由南宋已降特殊的时代背景导致而成。从整个宋元时期的文学版图而言,也有东西走向,这里的“东”主要指东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西”则单指四川等地区。宋元文派的文学版图依照时代演变、区域格局和作家观点三重理路而建构,在时、空、人三位一体的间架下,文法取向染上了地域文派的特殊性。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诗文评类著作的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简称《总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集部“诗文评”类的著述反映了四库馆臣的诗学观念和学术思想。《总目》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宋代诗文评类著作进行批评:一是编撰之批评,主要对编撰材料、编撰体例进行评价;二是论评之批评,主要针对作者的批评进行再批评,包括论评内容、论评方法以及考证等;三是作者之批评,主要对诗文评类作者的学识、德行等进行论评;四是价值之批评,主要对诗文评类著作在当时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价值进行评价。探索《总目》对宋代诗文评类著作的批评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宋代诗文评的发展情况。

论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及宋代士人精神的体现

王禹偁《小畜集》收录的十三篇记体文,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北宋初期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记体文题材广泛,表现范围大,体现出了他重教化的教育思想、直躬行道的政治思想和传道明心的文学思想。在创作方式上,其以记“自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展现了士人的浩然之气、责任意识和吏隐观,刻画出了一幅北宋士人精神的自画像。

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宋代是中国文章发展的重要时期,"文"的内涵与名称渐趋稳定,文章创作成果丰硕,论"文"之作在目录学上也开始获得独立地位。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科举制度的深入开展以及文章评点的日益风行都有力促进了文话这一重要文章批评体裁的兴起,而时文的发展尤为个中重要契机。宋代文话奠定了这一著作体裁的体制基础,在诸多理论领域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它的肇兴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