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stment risk of rural famil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epective of educational cost and incom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rural families make the choice of interests and behavior decisions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their own benefits and costs,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rural education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cost and income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rural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isk of rural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costs and benefits, and then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operational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Does Family Planning Increase Children's Income?

Whether the generation affected by the family planning will benefi t directly is the key to test whether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the same to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There are researches on the family planning's consequences are usually in the macro-level.In order to discovery how family planning directly affects the individual,this paper use micro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2010 to test the impact of family planning on children's personal income.The results shows that"quantity-quality tradeoff"hypothesis holds on human capital levels in China,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effectively increases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but the social capital effect of siblings is also reduced by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Considering the two kinds of effects,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as not signifi cantly affect children's personal income.

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职住学空间测度及儿童通学决策的影响机理——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当代城市家庭选择居住地时往往将临近学校作为重要参考,在缩小学住距离的同时加剧了职住分离。选取昆明市561个有学龄儿童的双职工家庭为研究对象,分析家庭空间分异对儿童通学决策的影响。首先,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构建考虑职住学三个锚点的家庭活动空间及测度理论模型。其次,根据测度结果将家庭活动空间划分为职住学就近型和职住学分离型两类。最后,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探究两种模式下父母工作时长以及父母儿童组合时间窗对儿童通学时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学住距离,父母的职住距离和工作时长对通学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就近入学政策对于促进儿童步行上学的作用有限;对于职住学分离型家庭,父母下班与儿童放学组合时间窗的宽裕程度对儿童出行影响显著,组合时间窗越宽裕,儿童小汽车出行的可能越大,因此弹性放学时间的效果也有待商榷;儿童在通学行为中的性别差异主要在职住学分离型家庭中体现。

农村扩中群体的家庭财务报表识别机制研究:基于浙江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实践探索

基于家庭财务报表构建扩中群体识别机制对提高财政支持政策的精准性、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浙江省现有扩中群体识别机制构建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梳理农业经营主体家庭财务报表的编制探索、应用进展及对扩中群体识别的启示,进而提出基于家庭财务报表改进扩中群体识别指标的思路和完善识别机制的建议。分析表明,现有实践从财产、社保、职业、收入等维度构建相对富裕群体的识别指标体系并运用排除法锁定扩中群体有其合理性和推广价值,但还面临标准设置权威性与精准性欠佳、指标选取不足、缺乏动态修正机制等挑战。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探索编制了农业经营主体家庭财务报表,对完善扩中群体识别机制产生有益启发。基于家庭财务报表识别扩中群体存在关键收入与支出数据缺乏、资产价值评估标准难统一、线下数据采集质量不高、数据动态更新与共享机制滞后等不足。鉴于此,从排除法指标调整、修正类指标补充和直接类指标拣选3个方面提出改进扩中群体识别的可能思路,并从完善农村家庭财务报表设计、改进家庭结构画像和经济画像规则、强化数字化支撑、完善配套支撑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双减”政策实施对城市低收入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基于西安市509个家庭的调查数据

“双减”政策的实施对转变家庭教育投入观念、优化社会教育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陕西省西安市低收入家庭家长的问卷调查发现,“双减”政策切实减轻了城市低收入家庭教育投入负担,为其子女接受更加优质、公平的教育提供了保障,但校内课后服务供给质量与学生需求之间不平衡、部分家庭校外素质类培训支出负担较重、亲子情感交流方式单一且深度不够、家校共育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依然存在。建议提升薄弱学校办学质量,促进课后服务优质均衡发展;对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提高其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导低收入家庭优化教育投资观念与行为;完善家校合作机制,提升低收入家庭与学校协同育人质量。

生态保护区移民搬迁对低收入农户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A县2014—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法探讨生态保护区移民搬迁对低收入农户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搬迁总体显著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降幅为2.2%。脆弱性分解和成因分析结果表明,与低脆弱农户和低波动农户相比,搬迁对高脆弱性农户和高波动性农户的正向影响分别降低了16.3%和13.0%。人力资本劣势导致这些农户较难适应搬迁后的劳动力市场,生计转型缓慢,从而脆弱性下降较为平缓。这一结论对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搬迁后的帮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资本对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促进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对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388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赋权家庭资本各维度指标测算综合得分,实证研究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资本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丰裕的家庭资本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资本丰裕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提高创业收入进而增强他们的进城定居意愿。此外,创业经历缩小了不同家庭资本存量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进城定居意愿差异,即创业经历在家庭资本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分别从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优化创业环境等四方面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助力其实现进城定居意愿。

时间匹配程度对学龄儿童通学出行方式的影响

改善学生与家长的通勤时间约束、优化或转变儿童通学出行方式是缓解拥堵、提升安全的有益选择。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提出儿童通学时间与家长通勤时间的匹配程度测度方法,划分时间制度约束型、出行时间宽裕型和出行时间约束型三种时间匹配值类型。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父母不同时间匹配值类型对儿童通学出行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家长与儿童的时间匹配程度会影响儿童通学出行方式选择。在不同时间匹配值类型条件下,儿童通学出行方式与家长性别高度关联。上学出行中,母亲与儿童在时间制度约束下小汽车出行比例增加;放学出行中父亲受到时间制度约束反而会增加儿童步行通学出行的概率。因此,制定鼓励学生步行通学出行的政策时要重视时间制度与上下学时间情境的影响。

外出务工、家庭汇款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基于流失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分析

本文借助家庭内部分工理论构建外出务工影响耕地撂荒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2016—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流失效应造成农户耕地生产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引致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同时,农户外出务工在非农部门获取超额的劳动回报,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并不会正向作用于农业生产性投资,实际导致了耕地保障功能的削弱,反而加剧了耕地撂荒。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外出务工主要是通过增加家庭汇款影响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专业户家庭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外出务工对具有社会保障的农户家庭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在保证农户拥有长期稳定的外出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要有效引导土地流转和托管,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缓解耕地撂荒。

居民数字技能的减贫与分配效应

积极构建居民脱贫致富的内生机制,是缓解相对贫困、实现“提低”和“扩中”以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以居民家庭的数字技能为切入点,利用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年四期数据,检验居民数字技能的减贫效应,以及对不同维度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数字技能提升能够抑制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但整体上低数字技能提升对家庭的减贫效应大于高技能家庭。不同水平的数字技能对城乡之间、不同家庭特征和不同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家庭相对贫困减缓作用也存在差异。居民数字技能提升可以通过信息可得性增加、自主脱贫积极性上升、家庭就业人数与工资增加缓解相对贫困发生。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数字技能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抑制收入不平等。结论为地方政府从提升居民数字技能视角,治理相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提供参考。

子宫颈癌术后带导尿管出院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子宫颈癌术后带导尿管出院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0年5月—2023年5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O医院行根治术治疗并在术后带导尿管出院的102例子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癌症患者自我管理测评量表对患者出院后自我管理能力进行测评,结合患者临床特征分析不同特征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得分差异,结合单因素差异性结果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子宫颈癌术后带导尿管出院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102例子宫颈癌术后带导尿管出院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得分为(149.95±12.87)分,各项问题平均得分为(3.41±0.31)分;不同年龄、学历层次、家庭收入情况、家庭居住情况、家庭照护情况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家庭收入情况、家庭居住情况是影响子宫颈癌术后带导尿管出院患者自我管理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子宫颈癌术后带导尿管出院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年龄、家庭收入情况、家庭居住情况均会对患者自我管理能力造成影响。

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分析

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运用相对收入剥夺指数动态测度农户收入差距,实证分析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且对低收入和女性群体的影响更加明显,处理内生性之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看,家庭老年照料通过影响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表现为限制其劳动力流动距离和降低就业稳定性,间接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同时社会照料的互补功能可以较好地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为此提出了要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式养老的新模式、增加就近的工资性受雇机会以及制定差异化农村养老方案等建议,以减轻家庭老年照料负担和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基本公共服务何以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增收?——基于家庭劳动分工视角

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它通过调整家庭内部分工和劳动资源配置,有助于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在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中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理论分析发现,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数量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进行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研究还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取决于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在不同类别基本公共服务中,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和基本劳动就业创业服务的增收效应最为显著。机制研究表明,其他家庭成员的增收效应和就业增进效应共同解释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家庭总收入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将改变家庭随迁策略,对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在迁入地的长期居住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家庭特征的大学生创业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家庭环境考察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状况。采用自主编制大学生创业能力自评量表,抽取19所高校的本科大学生进行调查,采集有效样本4248份。大学生创业能力在父母职业、文化程度以及家庭收入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父母职业为企事业中高层管理者或私营业主的大学生创业能力水平较高;父母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创业能力水平较高;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创业能力水平越高。家庭特征对大学生创业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是影响大学生创业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农户的调查

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653户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一步讨论了宅基地退出对不同类型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宅基地退出可通过提升外出上学便利性、优化农村教育环境和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考虑农户异质性,宅基地退出对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独生子女家庭,对农村家庭女孩的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男孩,对金寨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邛崃。最后,提出宣传宅基地退出在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上的重要作用、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收入水平、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与教育相关的配套政策、统筹配置城乡教育资源等建议。

我国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在居民杠杆率不断攀升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两大问题并存的当下,为实现全面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所提供的2010—2018年共5期微观家庭部门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就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究,并进一步将居民家庭样本分为城镇样本与农村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居民杠杆率的提高会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且城镇地区的影响效应大于农村地区;居民杠杆率通过金融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生产经营活动影响居民收入差距,其中房地产投资渠道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为家庭金融资产投资渠道,最后为生产经营活动渠道。为控制居民杠杆率的上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应持续控制居民杠杆率、科学追踪资金流向、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

减税政策会促进家庭创业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个体工商户家庭创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减税幅度越大的家庭继续创业概率越高。从长期效果来看,减税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减税效果在税改后五年即2015年达到最大。影响机制表明,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就业选择的机会成本效应和信贷约束缓解效应是个人所得税减免促进家庭创业的关键渠道。此外,研究还发现减税的创业促进效应因家庭特征存在异质性。

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城乡二元制下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面临养家糊口和照料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以兼顾工作与家庭,易陷入时间贫困。文章采用解释性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20年CFPS数据,测算三类时间贫困指标并分析影响因素;深入访谈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探寻其对于时间贫困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是社会结构和群体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市场的不公平待遇、无酬工作的“隐形”和家庭内部的角色固化、个人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其更易陷入时间贫困。由此提出规范有酬工作时长、实施发展型家庭支持政策、完善兜底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模拟政策改变后的积极影响,以期改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