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我国分民族省内人口流动的变动趋势

本文利用1990年至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系统梳理了我国分民族省内人口流动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省内流动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均存在明显差异,省内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有所增加,人力资源禀赋不断加强。多数民族省内乡—城和省内城—城流动比例明显上升,流动原因整体趋于发展型,流动时间呈现中、长期化态势。分民族省内和跨省人口流动存在多方面差异,对此应创建优化更富有针对性的流动人口服务与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民族工作效率,进而为民族互嵌格局的形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尼泊尔藏缅语族群年轻移民的调查——以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哈社区为例

尼泊尔藏缅语族群的迁移活动呈现出年轻人口以求学、出家为目的大量外流的新趋势与新特征,对原籍社区人口空间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关系到中尼边境地区未来人口结构与发展趋势,甚至可能影响着边疆一线区域的安全稳定。本文通过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哈社区的实地调查,在博达哈移民社区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使用“推拉理论”分析在迁出地局限和迁入地保障双重驱动下的藏缅语族群年轻移民现象,并深入探讨在他们完成学业或还俗后,“留在城市”“跨国迁移”和“回到家乡”三种不同人生选择的生活现状与未来出路。

社会建构形象何以影响随迁子女入学——基于广州市政策设计过程的分析

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是确保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制度保障。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形象是影响政策利益差异化分配的重要因素。基于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文本,尝试分析随迁子女的社会建构形象,并从政策利益分配、政策论证策略和政策路径选择三个维度探究社会建构形象如何影响随迁子女入学。研究发现,社会建构形象赋予了相关群体不同水平的利益分配标准,政策设计者综合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策略,分别为不同群体贴上了“可得”和“不可得”的政策身份标签,并最终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路径实现了随迁子女内部差异化利益分配结果的固定。

结构化社会时间的节日再生产——昆明各民族务工群体的左脚舞实践

社会时间结构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影响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秩序。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规定着秩序也在调整着秩序而使社会时间得以结构化,节日便是结构时间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昆明市出现了务工群体从偶然组织过节迅速转变为频繁组织过节的节日涌生现象。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现代节日,跳左脚舞都是节日的主要内容。在从偶发性的、事件性的过节发展为新规范指导的理性的集体行为过程中,具有组织性、程式性和时代性的城市节日涌生现象建构了新的社会时间结构。昆明市各民族“三交”实践中的节日再生产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基础。

“漂老”与“老漂”:国内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城乡转型与人口年龄结构倒置之时,更多老年人发生了空间位移。跨涉流动与老龄双重属性的老年流动人口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治理的重点人群。聚焦国内老年流动人口,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从社会适应与融入、健康与公共卫生服务、养老与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维度,概述21世纪前后,尤其是2011年以来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现状,从研究理论、视角、内容等方面阐述当前研究的局限。通过分析老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从坚持本土化流动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完善城市治理顶层设计、以动态治理思维将流动长者纳入流入城市和居住社区的治理工作以及提升流动长者的数字素养等方面,反思未来学理研究的发展方向与针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策略,以期提升其生活福祉,增强其获得感和幸福感。

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进路选择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路径。厘清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和内容要求,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必然离不开农民工的进入。从知识结构、收入结构、代际结构和对GDP的驱动作用来看,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现实可行性,具体可以加强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农民工群体可持续性财产性收入、优化农民工群体工资性收入结构、完善农民工共享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政策、阻断农民工群体滑回低收入群体隐患等有效推进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青年流动务工者的媒介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流动务工者将媒介嵌入陌生城市环境的适应行动,以媒介化互动和数字化交往对抗流动性风险及身份认同困境。研究通过对23位流动务工者的深度访谈及“三和青年”线上群的非参与式观察,发现青年流动务工者多基于媒介技术赋予其身份构建的自主性,建构媒介化为导向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其在城市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本。媒介使用帮助其维护原有的强关系、开拓新的弱关系,通过抱团取暖找寻“共同体”。在借助多元自我呈现增强现实认同感的过程中,部分青年流动务工者的宣泄型“伪社交”、唯利价值观加剧了其身份认同困境。

工程移民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干预:赋权视角的应用

中国是世界上工程项目建设最多的国家,工程项目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大量的居民需要搬迁安置。然而,在搬迁安置过程中许多移民陷入"弱势"境遇之中,成为移民弱势群体,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社会等层面的问题,急需采取各种方法予以应对。社会工作就是一项有效的专业方法,增权作为这一专业理论和实践上的新视角,特别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权利、能力的承认与发展,对移民弱势群体进行个体、人际关系、政府三个层面的增权是介入移民弱势群体问题的重要手段。

团体心理辅导对流动儿童心理干预效果的初步研究

目的:探讨团体心理辅导对流动儿童孤独感、自我接纳程度的干预效果。方法:采取团体心理辅导的方法对26名流动儿童进行干预,采用儿童孤独量表(CLS)、自我接纳问卷(SAQ)、及教师访谈、儿童访谈进行干预效果评价。结果:26名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水平较干预前降低显著(评分差值9.58±10.140)且与未干预对照组的评分(差值-0.43±1.08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我接纳程度较干预前提高(评分差值6.54±6.205),与未干预对照组的评分(差值-0.07±0.2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我评价因子评分的变化差异明显(P<0.05)。结论:团体心理辅导能有效减轻流动儿童的孤独感程度,提高其自我接纳程度与自我评价水平。

透视非自愿移民发展路径的一种新视角——资源挖掘机制研究

发展问题是非自愿移民群体长期面临的最根本的现实问题之一。本文立足于探讨"以人为中心"的非自愿移民群体的共生性发展问题。研究者从资源挖掘视角重新定义发展概念,将发展视为移民资源挖掘的实践目标,发展嵌入在资源挖掘行动实践过程中,而非自愿移民发展的关键是资源挖掘可行能力的发展。文章结合非自愿移民发展实践的例子,从行动、互动和结构三个层面系统阐述移民发展的资源挖掘机制。

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需要从微观和象征的角度予以理解。从"象征社会"的分析视角看,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媒介信息与象征标记往往成为社会身份的分类工具与生产机制。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群体所承载的诸多象征标记使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凸显出"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常常是文化性的、隐秘的,可用"象征二元结构"概括之。"象征二元结构"意为表达不同群体社会身份的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对立或两极趋势,它彰显了不同群体在身份、地位、声望等方面的二分化与不平等。"象征二元结构"所包含的"问题化农村"与"梦想化城市"的逻辑成为国家建构现代性形象的手段与策略,以弥合"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的距离。

农民工小团体现象的探测与分析 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对深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应用N-G算法,探测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小团体现象,并通过对其数目、规模及内聚程度的分析,探讨了亲缘、地缘关系在小团体现象中的角色问题。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具有明显的小团体现象,不同性别和不同职业构成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团体化程度存在差异,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等三类网络的团体化程度也存在差异。混合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低于单一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加工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力差异程度较大,而建筑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则普遍较高。加工业农民工的业缘关系是小团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建筑业农民工的小团体以地缘关系为主,但业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凸显。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因区域环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而具有以下群体特征:他们在当地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多来源于周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更小、受教育水平更低;其就业领域集中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业;少数民族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相比数量较少,受教育程度更低,城市融入更难;其居住格局呈现围寺而居,小聚居、大杂居等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有宗教信仰,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其人际交往呈现"去内卷化"特征,族际通婚的现象渐多。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研究

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说法,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致可勾画出新生代农民工所谓"四高"、"一低"、"一薄弱"的社会印象和群体特征。相对其他群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对于农民身份认同相对减弱,城市社区认同较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研究应该区分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特征,并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

德国中国移民的历史演变及类别构成

利用统计方法,分析了中国人移民德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及其发展;阐述了中国成为德国的前十大外国人输入国的原因和在德中国人的组成类别。得出结论,中国人在德国的移民发展总体呈现增长的态势,学生和青少年是增长幅度最大的群体;中国人移民德国的迁徙明显受到中德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和相互交流往来的影响。

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 以农民工社会分类问题为例

农民工社会分类的生成源于制度性的安排,一种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分割制度的社会安排,包括先赋性的制度安排,后致性的教育水平、个人职业选择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味,其动力机制表现为最初的社会化和先天的类别化安排,这是群体符号边界的生成的最初动力;其次,这种社会分类形成于某种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即通过社会认知系统、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别化,完成再社会化或自我类别化运作,并通过行为的互动模式,进一步内化这种群体符号边界,实现这种群体符号边界的再生产;最后,社会分类是一种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通过社会建构和知识的再生产,达成了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固"和"强化"的过程。

法治视角下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的思考——以云南绥江“3.25堵路事件”为例

云南绥江"3.25堵路事件"是典型的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反映了我国水库移民普遍存在的共性矛盾。从法治视角看,私权保护不足是引发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实体层面,未将"人"作为考量水库建设可行性的主要因素,对水库移民的补偿不足。在程序层面,公民难以参与公共决策,权利救济的路径狭窄。预防与控制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对策是:慎行水库移民,完善移民补偿立法,建立移民程序机制,慎用强权对待权利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与自我认同

农民工如何适应流入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焦点。对个体社会关系的考察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出个体的自我认同情况,通过分别考察新老两代农民工"所属群体"和"参照对象"的变化情况和新生代农民工"所属群体"和"参照对象"的一致性情况,可以判断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发生了自我同一性的错位和身份感的丧失,其在有较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的情况下,只是实现了表层融入,仍然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边缘,面对着自身存在和城市设置的诸多市民化藩篱。

农民工随迁子女后义务阶段群体分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员开始出现举家随迁的流动模式,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也由此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群体在步入成年后,出现了内部较大差异的分化;但无论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留驻城市或返乡就业、创业,都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现代劳动力。对916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研究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完成其义务阶段教育后,能继续留驻流入地的人员超过了一半;完成义务阶段教育后去向不明的,多为社会特征水平偏低者;城市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家长特征水平上偏低。因此,应以国家宏观需求和个体微观分化的特征为立足点,对该群体后义务阶段的管理与教育作出思考。

外群歧视与农民工城市创业

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农民工遭受的外群歧视与其城市创业行为的关系,可以发现:外群歧视明显抑制了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形成这一影响的机制是外群歧视减少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了对他们的社会尊重程度,进而抑制了其城市创业行为。外群歧视对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这两类创业活动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前者的抑制作用更大。另外,新生代、跨省流动、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受到外群歧视的抑制作用要更大一些。农民工大量流入的城市应该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减少对农民工的外群歧视,并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以激发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