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居住空间演变的制度逻辑——以东莞TG村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向城市,居住空间的选择以市场化的住房形式为主,大部分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和用人单位的宿舍里。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空间是他们日常生活展开的空间,这一空间的生产过程、所呈现的社会关系以及所体现的制度逻辑在时代发展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基于制度变迁的逻辑机理,通过对东莞TG村这一典型城乡结合部村庄外来人口居住空间发展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空间扩张衍生的独特社会形态,是市场交换以获取最大经济利润的理性选择,是各级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行政干预的治理成果,是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日常实践的生活构成。这个社会空间的生产是一个受多重制度逻辑影响的产生过程,是由被动的市场逻辑主导逐步发展到以各级政府的行政逻辑规范为主导,近些年又回归到以外来人口日常生活实践的生活逻辑为主导的状态。外来人口居住空间的生产不是一个机械的产生过程,而应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是外来人口、本地村民、企业雇主和各级政府等多方行动主体共同建构的过程。

包容性视角下公共艺术介入地铁站点公共空间的方式与设计策略研究

地铁站点公共空间不仅承载着轨道交通枢纽的功能,还扮演着文化融合与社会包容的重要角色。公共艺术介入地铁站点公共空间,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形式,不仅提升公众的审美体验,还促进了公众对于城市文化的认同,进而增强社会的包容性。本研究从包容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公共艺术介入地铁站点公共空间的方式,并以外来务工者的视角探讨了包容性设计策略,以期为外来务工者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家”的归属感。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民工教育研究——基于Cite 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农民工问题研究一直为国内学界所关注,农民工教育作为农民工问题研究的热点之一,至今已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从科研合作、研究热点、研究演进趋势、研究前沿等方面切入,利用Cite Space软件对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1979年至2018年40年来关于农民工教育研究的1942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民工教育研究存在作者、机构之间合作或联合研究较少而“单枪匹马”多,有影响力的作者、机构偏少,研究成果分散等方面不足。今后,应该从加强科研合作,聚焦热点问题,紧跟时代发展等方面深化农民工教育的研究。

基于社区绿地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之道——以社会交往、地方依恋为中介

社区绿地对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社区绿地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机制和路径。利用杭州市15个社区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基于情感事件理论,以社会交往和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社区绿地环境感知对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社区绿地环境感知对社会交往、地方依恋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社会融合无显著影响;2)社会交往、地方依恋分别对社会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3)社会交往、地方依恋在社区绿地环境感知与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且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范畴,可为包容性城市建设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乡村工匠的职业转型与技能变革

乡村工匠的技能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现实价值。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对X村瓦工近30年职业空间与技能转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工匠技能劳动从以村为中心到依托县域,再延展至城市劳动力市场;同时,伴随乡村工匠职业空间的转移,工匠自身的技能呈现出分化与升级的多重趋向。一方面,从乡村到城市更加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了工匠新的职业空间,他们通过习得新技能或提升原有技能构建了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受到年龄与学历限制以及缺乏相关制度保障,工匠技能升级与职业转型面临各种困境,加之更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使其在既有的乡村社会中不占优势,在城市只能从事低技能劳动工作,甚至成为不稳定劳工群体。工匠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较弱,依靠技能人才推动乡村振兴,既要从制度上给予工匠劳动保护,还要营造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

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

近年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倍受国内外关注。本研究从"社会建构"概念入手,以上海某棚户区中的外来民工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是农民工身份被建构和维持的宏观背景;同时,在与本地居民混居的社区中,这种集体身份也通过日常交往和城市居民的话语被建构和符号化,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笔者在文中提出"移民空间"的概念,即随着乡城迁移人员在城市的集聚,"农民工"聚居区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正在慢慢形成,并成为身份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

大城市建筑业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空间探析——以南京市房屋工程建筑业和建筑装饰业为例

建筑业作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产业之一,关于其外来工居住空间的研究却远远滞后于制造业和商贸服务业。因此本文以南京市为例,以房源供给模式为主线,从中遴选工棚型、宿舍型和自租型三类主导居住方式作为典型代表,展开多层面的居住空间比较研究,进而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旨在形成对建筑业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空间的系统认知。

流动人口就业空间的集聚性和城市就业空间的关联研究——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以南京市主城区为实证,运用集聚指数、空间网络关联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空间拟合等方法,围绕着"流动人口—城市人口"之间的"局部—整体"关系,从就业集聚分区、就业网络分析和就业中心识别三方面比较和解析"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空间集聚性同城市就业空间的关联,并进一步探索其影响因素。

经济转型视角下广东省流动人口的时空格局响应

2000-2010年间广东省流动人口增速高居全国之首,在此十年间,广东省也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那么广东省经济转型对人口时空变化有着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广东省各县域单元机械增长是总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差距渐趋缩小。广东省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转变对人口分布的变化有显著影响,随着广东省经济转型,三产产值的增长对流动人口也会呈现出一定拉力。需求结构转变对广东省流动人口分布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对于珠三角地区而言,外需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主要因素;而对于非珠三角地区而言,固定资本投入是近十年来对流动人口的主要拉动因素。

移民行动对跨国空间社会网络的依赖——对浙南移民在欧洲族裔聚集区的考察

论文研究了浙南侨乡移民持续迁徙行为的动因、浙南移民移入地就业和创业的有限选择等问题。认为移民社会网络是指由浙南侨乡与欧洲的浙南移民族裔聚集区共同构筑的跨国空间网络。通过移民社会网络所动员和配置的资源,侨乡居民完成移民的过程,并在族裔聚集区站稳脚跟。移民行动者无论是在侨乡做出迁徙决策,还是在移入地就业或创业,都高度依赖移民社会网络所提供的路径和模式。同时,移民行为也被限制在与网络资源水平匹配的有限选择中。

性别视角下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的分异探析——以南京市主城区为实证

选取南京主城区作为主要研究范围,通过男女对比揭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经济属性在就业空间上的性别差异和共性。比较二者就业空间的分异格局可知,主城区大部分区域性别差异明显,同时也存在性别差异不大的区域。性别差异明显的地区根据阶层特性、就业方向和社会家庭特征可分为4个次级特征区,主要分布于主城南部区域、主城东部环紫金山一带及主城中部一些散布街道。性别差异不大的地区主要分布于老城大部分地区,主城北端区域、主城西北局部。二者就业空间社会分异格局的形成既有商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科研院所与高科技园区、大型用人单位布局、城市第二产业等要素的布局带来的影响,又有劳动力市场的内在排斥、传统的家庭观念甚至性别歧视等个体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男女外来务工群体的共通影响、主次影响或分别单独影响促成上述共性和差异。

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结构特征及其性别差异:基于福建省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多种流动指标分析和生存分析方法,探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空间特征上,遵循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在距离上由近及远、在城市等级上由小到大的规律,且流动距离相对于初次流动趋于缩小,流动的就近性特征显著;在时间特征上,大多数城市间流动发生在流动生涯的前期,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状态趋于稳定;在性别差异上,女性城市间流动的强度大于男性,地域选择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导向,而男性的流动空间活动范围大,地域选择则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兼顾并重。

居住隔离与农民工职业表现——来自七个区域中心城市的证据

本文利用7个区域中心城市1739名正规就业农民工数据,探索居住隔离对农民工职业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有:居住隔离同时产生空间误配/失配和溢出两类效应,共同决定农民工职业表现。基础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均稳健地显示居住隔离正向影响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空间溢出效应超过误配/失配效应;而负向影响职业地位,空间误配/失配效应超过了溢出效应,居住隔离仅仅支撑了农民工城市社会的基本生存,但却制约了阶层流动和提升。引入居住隔离与社区区位和社区公共空间交叉项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农民工居住地离公共资源集中配置区和工作地越远,居住隔离所引发的空间误配/失配效应更强,弱化了其对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的积极影响,但增强了其对职业地位的负面作用;农民工所居住社区的建筑有更多的公共交互空间,更有利于居住隔离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形成,增强了其对职业脆弱和工资水平的积极作用,但减弱其对职业地位的消极影响。

西安市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隔离研究

通过2010年和2000年普查数据分析了西安市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西安市呈现中心区域外来人口的聚集度下降、外围区域聚集度上升的特点;而空间隔离程度变化不大;又通过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空间隔离的因素,发现对外来人口居住空间隔离有影响的因素为个体的留城意愿、居住稳定性、所在社区的性质和所在区域。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城市空间契合机理研究

在梳理城市空间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空间问题进行研究,发现物质与居住空间、精神与文化空间及社会与权益保障空间是制约其市民化的主要因素。然后针对城市空间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契合机理进行解析,最后构建了相应的空间,进一步拓展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场域、精神域及保障域等空间,达到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目的。

西部农民(工)城市融入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基于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视角

目的基于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视角,研究农民(工)城镇化与城市融入进程的空间特征,有助于构建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人本和谐社会空间结构。方法以陕西省宝鸡市为案例区,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获取资料。结果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农民(工)城镇化与城市融入存在空间分异特征;近半数的农民工认为中等城市是其理想的就业与生活城市,城郊区的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高于中心城区;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城镇化与城市融入意愿存在空间分异,新生代农民(工)偏好于中心城区;土地收益对城郊区农民(工)城镇化具有更强保障意义。结论重视并发挥城郊区对农民(工)城镇化与城市融入的作用,在制定区域整体层面的综合政策时,需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性的引导政策,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有序、有尊严地城镇化和城市融入。

回流移民再融入的生活史研究——以加拿大回流北京的技术移民为例

论文以回流北京的加拿大技术移民为研究对象,对回流者的再融入经历展开个案研究,研究显示了回流者再融入母国社会的三个主题策略:心理调适、生活和行为方式本土化以及跨国社会资本的经营和转化。认为无论回流者的实际遭遇如何,他们倾向于对自身的再融入经历做出积极评价。这种积极的主位评价,与当事人的回流期待得到实现和满足的程度密切相关。从回流者个体的视角,再融入作为个体内在需求和外界社会现实之间进行持续互动的过程,是一个以实现自我价值期待为核心的个体微空间的建构行为。

“第三空间”视域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基于W市调研的调查

通过访问调查、个别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深入地分析W市关于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得出结论: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有其独特性———既不是农民身份,也不是市民身份,而是独特的农民工身份,为此,应有的放矢地规划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发现:由于行政操作偏差,政府意识不到农民工身份的独特性,使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偏差,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的差异性文化需求,客观上使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成了一句空话;此外,市民的无形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封闭"使得这一现状更为严峻。基于此,提出了政策调整的建议:明确常住地政府的主体责任意识、遵循服务逻辑、重视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机制化运作;创建需求、宣传、可触、互动等"四型"公共文化服务。

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需要从微观和象征的角度予以理解。从"象征社会"的分析视角看,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媒介信息与象征标记往往成为社会身份的分类工具与生产机制。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群体所承载的诸多象征标记使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凸显出"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常常是文化性的、隐秘的,可用"象征二元结构"概括之。"象征二元结构"意为表达不同群体社会身份的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对立或两极趋势,它彰显了不同群体在身份、地位、声望等方面的二分化与不平等。"象征二元结构"所包含的"问题化农村"与"梦想化城市"的逻辑成为国家建构现代性形象的手段与策略,以弥合"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的距离。

共同城市:深圳移民城市的空间转型与城市治理探索

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深圳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方式,在快速改变城市外貌、加剧资本重组及利益固化的同时,深圳较少关注普通市民,特别是外来移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城市文化认同感和空间转型社会成本等基本问题,削弱了深圳作为移民城市所具有的城市活力、社会多元性和创新低成本等发展根基,对深圳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提出以城市公共空间为媒介,尝试一种日常性、公众性和微介入的空间转型的新路径,实现城市公共空间引导移民城市治理转型—回归城市日常生活、诱发社会"自生自发秩序"、建立空间微更新机制。在共同城市愿景下,以社区和公共空间为载体,探索一种日常性、公众性的移民城市微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