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应用与农民工劳动供给

从劳动供给视角出发,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数据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考察机器人应用对农民工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并没有产生严重挤占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现象。机器人应用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参与,同时显著降低农民工劳动供给时间。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主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工资率影响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异质性分析显示,机器人应用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地区、代际、性别、流动时间和技能水平差异。同时,基于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不同,进一步考察了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结构性差异。

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城乡二元制下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面临养家糊口和照料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以兼顾工作与家庭,易陷入时间贫困。文章采用解释性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20年CFPS数据,测算三类时间贫困指标并分析影响因素;深入访谈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探寻其对于时间贫困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是社会结构和群体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市场的不公平待遇、无酬工作的“隐形”和家庭内部的角色固化、个人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其更易陷入时间贫困。由此提出规范有酬工作时长、实施发展型家庭支持政策、完善兜底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模拟政策改变后的积极影响,以期改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问题。

结构化社会时间的节日再生产——昆明各民族务工群体的左脚舞实践

社会时间结构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影响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秩序。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规定着秩序也在调整着秩序而使社会时间得以结构化,节日便是结构时间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昆明市出现了务工群体从偶然组织过节迅速转变为频繁组织过节的节日涌生现象。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现代节日,跳左脚舞都是节日的主要内容。在从偶发性的、事件性的过节发展为新规范指导的理性的集体行为过程中,具有组织性、程式性和时代性的城市节日涌生现象建构了新的社会时间结构。昆明市各民族“三交”实践中的节日再生产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基础。

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适龄儿童含麻疹成分疫苗初免及时率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适龄儿童含麻疹成分疫苗(MCV)初免及时率情况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对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科2018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的北京市儿童预防接种管理系统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计算适龄儿童首剂MCV及时接种率并进行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调取4686名儿童的信息。判定为首剂MCV“及时接种”的3825名,MCV初免及时率为81.63%。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外地户籍适龄儿童相比,本地户籍适龄儿童MCV初免及时率更高(OR=3.500,95%CI:1.173~10.443,P=0.024)。与父亲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适龄儿童相比,父亲教育程度为初中及高中/中专/职高(OR=5.280,95%CI:3.651~7.635,P<0.001)或者大专及以上(OR=3.086,95%CI:1.057~9.003,P=0.039)的适龄儿童MCV初免及时率更高。与母亲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适龄儿童相比,母亲教育程度为初中及高中/中专/职高(OR=6.599,95%CI:1.269~34.308,P=0.024)或者大专及以上(OR=7.729,95%CI:2.989~19.982,P<0.001)的适龄儿童MCV初免及时率更高。与父亲有工作的适龄儿童相比,父亲无业或待业的适龄儿童MCV初免及时率更高(OR=8.653,95%CI:4.378~17.103,P<0.001)。与母亲有工作的适龄儿童相比,母亲无业或待业的适龄儿童MCV初免及时率更高(OR=38.628,95%CI:18.088~82.492,P<0.001)。与住址距离疫苗接种点>5 km的适龄儿童相比,住址距离疫苗接种点≤5 km的适龄儿童MCV初免及时率更高(OR=27.412,95%CI:8.528~88.108,P<0.001)。与不接种自费疫苗的适龄儿童相比,接种自费疫苗的适龄儿童MCV初免及时率更高(OR=9.468,95%CI:3.362~26.667,P<0.001)。与不使用短信或微信等信息化的疫苗预约方法的适龄儿童相比,使用短信或微信等信息化的疫苗预约方法的适龄儿童MCV初免及时率更高(OR=7.996,95%CI:2.952~21.659,P<0.001)。结论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适龄儿童MVC接种及时率有继续提升的空间,该单位保健科应针对影响因素实施有效干预,进一步提升适龄儿童的MCV及时接种水平,这对于尽快达成“消灭麻疹疾病”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健康中国视域下第一代农民工健康医疗可及性析论——基于30位第一代农民工的质性研究

运用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健康及医疗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存在健康的弱势累积现象,其医疗健康服务可及性较差,这些都导致他们的健康由累积的弱势演变为累积的风险。新农合政策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健康医疗服务可及性存在时空滞后问题,其低便携性抑制了农民工的健康维护能力,放大了他们的健康风险,并为其晚年生活留下健康隐患。健康中国建设实质在于落实人人享有医保政策目标,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健康医疗可及性问题实质在于医保政策的属地原则与农民工高流动性存在二元张力,消除此二元张力,是解决农民工健康弱势累积和增强其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核心举措,也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建设的重要内容。

流动幼儿好奇心的城市趋同效应及父母教养方式的作用

流动幼儿跟随父母在城市漂泊,由于家庭条件有限、社会保障不足等众多因素,相较于城市幼儿往往处于不利境地;但流动经历并不总是风险因素,也可能改变其父母教养方式、提供较好的学校教育资源,促进其好奇心等积极品质的发展。本研究对流动幼儿父母(n=113)和城市幼儿父母(n=175)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流动幼儿父母对小班幼儿的好奇心评价显著低于城市幼儿父母,但两组父母对中班和大班幼儿的好奇心评价没有显著差异;流动幼儿父母的回应性教养显著低于城市幼儿父母,且回应性教养在小班的幼儿类型(流动幼儿/城市幼儿)和幼儿好奇心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流动幼儿父母的平均城市生活时间与幼儿好奇心、父母回应性教养显著正相关,回应性教养在父母平均城市生活时间与幼儿好奇心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教师评定验证了家长评定结果,即低年段(非高年段)流动幼儿的好奇心显著低于城市幼儿。总之,流动幼儿的好奇心相较于城市幼儿存在先落后、后持平的差异趋同效应,家庭是促进流动幼儿好奇心发展、改变不利处境的重要动力,引导其父母回应性教养行为、保障其接受良好幼儿园教育均可使流动幼儿受益颇多。

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

通过对江苏省农民工状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明显超过法定标准。通过相关的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了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受教育水平低、未签订劳动合同、小时工资较低、在私营和个体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其劳动时间显著增加,并且超时劳动的可能性也将显著上升。而就业的行业对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结构特征及其性别差异:基于福建省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多种流动指标分析和生存分析方法,探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空间特征上,遵循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在距离上由近及远、在城市等级上由小到大的规律,且流动距离相对于初次流动趋于缩小,流动的就近性特征显著;在时间特征上,大多数城市间流动发生在流动生涯的前期,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状态趋于稳定;在性别差异上,女性城市间流动的强度大于男性,地域选择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导向,而男性的流动空间活动范围大,地域选择则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兼顾并重。

经济转型视角下广东省流动人口的时空格局响应

2000-2010年间广东省流动人口增速高居全国之首,在此十年间,广东省也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那么广东省经济转型对人口时空变化有着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广东省各县域单元机械增长是总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差距渐趋缩小。广东省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转变对人口分布的变化有显著影响,随着广东省经济转型,三产产值的增长对流动人口也会呈现出一定拉力。需求结构转变对广东省流动人口分布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对于珠三角地区而言,外需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主要因素;而对于非珠三角地区而言,固定资本投入是近十年来对流动人口的主要拉动因素。

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的农户外出务工问题研究

本研究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展开分析,首先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分配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然后分别对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时间决策行为进行了探讨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受其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人力资本等)、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影响;其次,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表现出明显的地区、职业类型以及行业差异。

“过一天算一天”:一位女性打工者的都市体验

本文讲述一位外来女性打工者的都市浪漫爱情、工作和"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常生活策略,试图在她"现在"的体验中发掘更多不同的时间叙事。这一多层的时间叙事启发我们批判性地思考"现在"的形成条件,将农民工"现在"的体验同时置于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想象中来理解;这同时也挑战了农民工研究中单一的"现代化/发展"叙事和"弱者"叙事。未来研究一方面应该揭示农民工"不稳定"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也应该书写时间之流中的希望和想象。

农民工培训的时代转向

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环境中,农民工培训应与时俱进,努力实现三大转变:从单一的政府行为向多元的社会行动转变;从注重扩大培训规模向着力提高培训质量转变;从"生存型的外来工培训"向"发展型的新市民培养"转变。

近代关内移民与东北地区饮食文化的变迁

近代以来,关内移民大批进入东北地区,促使东北饮食文化发生了变迁。在改变东北传统饮食结构,改进烹调技法,转变饮食行为和观念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移民的到来,促进了东北饮食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了既不完全等同于东北,又不与中原地区一致的特色饮食文化,呈现出适应性、能动性、包容性等地域性特征。

户口与迁移时间:上海城市迁移人口的阶层地位获得(1977—2014)

在经典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户口和迁移时间变量,可以增强地位获得模型对于中国迁移人口地位获得的解释力。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和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两次重复截面调查的汇总数据,研究上海城市迁移人口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获得上海户口的迁移人口的职业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上海本地人口,以及其他未获得上海户口的迁移人口。另外,改革初期迁移比改革后期迁移到上海的人口职业阶层地位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获得上海户口同迁移时间存在明显的交互效应:对于改革初期迁沪人员而言,是否获得上海户口对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较近时间的迁沪人员来说,获得上海户口对提升阶层地位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一般儿童课外活动时间分配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CEPS调查数据,分析比较了14996名儿童中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一般儿童在课外时间分配上的差异。研究主要结论为:(1)留守儿童在课外用于学业学习的时间明显少于流动儿童和一般儿童;(2)流动儿童在课外用于学业学习的时间与一般儿童没有显著性差异,但跟随父母双方流动的儿童在游戏娱乐上的时间明显比留守儿童和一般儿童多;(3)无父母陪伴独自留守的儿童尤为值得关注,除了课业学习的时间显著少于流动儿童和一般儿童,他们课外做家务和睡觉的时间都是所有儿童中最多的。基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课外时间分配现状,提出以下建议:政府建立留守儿童信息库,关注留守儿童中的困难群体;规范游戏娱乐场所运营,通过社区教育充实流动儿童课外时间;父母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保持与学校的紧密联系。

劳动合同签订能提升农民工的工资吗?

本文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调整了劳动合同签订对工作时间的影响所带来的度量偏差的基础上,应用内生处理回归模型消除了劳动合同选择的内生性,分析了劳动合同签订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部门,签订劳动合同能够使得农民工工资得到显著提升;在私营企业,由于签订劳动合同会为企业带来较高的成本,企业愿意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提供工资补偿,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尽管在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并未使得农民工工资得到提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的约束提升了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就业保障水平,间接提升了未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工资。因而,在现阶段通过《劳动合同法》约束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是必要的。政府部门在法律约束劳资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基础上,提升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合同签订中的谈判能力,增强其维权意识,能使得劳动合同签订为农民工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

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

生育意愿是夫妻双方对生育行为的共同意向且夫妻双方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容易导致夫妻分居两地,那么流动人口的配偶随迁情况对其生育意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使用二维交叉表和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配偶随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约21.5%的单独夫妇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会再生育一个孩子,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未来较远时间进行生育。配偶随迁显著地弱化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配偶未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配偶随迁的流动人口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对数发生比降低0.135个单位,说明尽管夫妻一同流动会提高生育可行性,但由于流动人口夫妇一起进入新的环境中,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生育成本也大幅提高,最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对于明确有再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也会推迟再生育时间。另外,流动人口男孩偏好对其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当流动人口家庭仅拥有男孩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不再生育孩子,即使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也更倾向于在未来较远的时间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时间的推迟效应。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弱化效应,生育时间存在推迟效应。

流动人口避孕方法使用及长效避孕方法使用时机选择

目的:分析中国流动人口长效避孕方法的使用及其避孕时机选择。方法:根据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70 849名流动已婚有偶育龄妇女的避孕方法选择,特别是其中采取长效避孕措施47 919名妇女避孕方法和采取时机进行生存分析。结果:流动已婚有偶育龄妇女88.8%采取避孕措施,其中75.6%采取长效避孕措施。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时机的中位生存时间为末次生育后6.51个月;生育子女数越多,产后采取相同的长效避孕措施与末次生育间隔越短。结论:流动已婚育龄妇女较为普遍采取现代避孕方法,使用长效避孕方法及采取时机因避孕方法类型、育龄妇女年龄、生育子女数、生育子女性别构成而存在差异。

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生育率下降——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采用离散时间Logit模型分析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二胎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市地区有稳定住房、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读书看报学习活动、在老家不再有农村承包地、较长的流入地居住时间将会降低全部或者部分乡城流动的人口二胎生育的概率。这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妇女在城镇地区的生活经验与经历改变了她们传统的生育观念,而城镇居民的社会范式也改变了乡城流动人口生育孩子的信念;另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人口上向的社会流动将驱使她们投入更多的能量与资本到提高自身的社会阶层地位上,因而减少了孩子的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