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ernment Should Adopt Policies Favouring Rural Migrants

Based 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is article has designed a model representing the flow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and the patterns of urban settlement.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are assessed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put forward.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 problem is attributable to institutional set-up and strategy and will continue for the entir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modernization will be realized in about 2050, at which time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process will also be complet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eaturing industry's support of agriculture and urban support of rural areas. Furthermore,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hould be gradually eliminat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policy innovati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humanity and fair treatment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should be sought.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与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出村”之后,其家庭再生产安排深刻影响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发现,由于打工城市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将家庭再生产嵌入乡村社会,形成代际联系紧密的直系留守家庭,通过拓展留守家庭经营、为下一代加盖房屋等促进了乡村发展。然而,近年来农民工输出地的县域城镇化提供了新的家庭再生产空间,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发生上移,家庭劳动力和家庭经济资源从乡村抽离,造成留守家庭规模锐减、经营萎缩、盖房停滞等乡村空心化现象。与此同时,大量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因难以实现家庭化而陷入家庭再生产残缺,与留守家庭的联系逐渐疏离,不愿参与留守家庭经营和房屋营建,导致农地抛荒、房屋破败、照护危机等乡村发展困境。本研究有助于修正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出村”造成乡村空心化的线性变革观点,突显家庭再生产分析对理解其与乡村发展的复杂关系的重要意义。

迈向共同富裕:农民工流动的社会效应及其体制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农民工在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农民工仍然是一个具有鲜明身份与职业特征的过渡性阶层,难以融入大中城市。因此,他们选择就近县域城镇化,落脚县城是普遍选择。在县域社会的场域中,农民工流动发挥了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效应。首先是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不断增长,带动农民生计模式转型;其次是农民工社会地位上升,构成了县域中间阶层的主体;最后,农民工可进可退的流动方式,构建了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这些社会效应的形成和国家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有关。国家不断完善农民工流动体制,形成了生计稳定取向与普惠发展取向的两类政策体系,其核心理念是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迈向城乡共同富裕。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城乡收入差距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深入研究两者的关联十分重要。基于2010-2019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借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合成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通过非农产业发展和农民返乡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对于东西部地区、高金融发展水平和弱财政能力的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加明显。另外,研究还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更多起着“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作用,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主要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县域的城乡收入不平等。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广东返乡农民工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抉择与必由之路。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互促共生。通过构建返乡农民工与乡村振兴耦合协同模型,发现近年来广东省返乡农民工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同度不断提高,从2017年的濒临失调提升到了2022年的良好协调。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返乡农民工系统的发展指数有回落的现象,而且大部分年份两个系统都存在耦合协同效果不理想的情况。针对这些状况,提出了搞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金融扶持政策和打造“互联网+乡村全产业链”培育模式的建议。

务工人员血吸虫感染调查

目的了解池州市贵池区本地外出和外来务工人员血吸虫感染状况,为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526名从本地血吸虫病疫区外出务工人员和507名从非疫区到疫区务工人员进行血吸虫感染情况调查。采用间接血凝试验筛查,阳性者用Kato-Katz作病原学检查。同时问卷法调查外出人员基本情况。结果从流行区外出务工人员推算血吸虫感染率为3.2%,从非流行区到流行区务工人员推算血吸虫感染率为3.0%,流行区当地人群推算血吸虫感染率为2.7%。外出务工人员血吸虫感染率超过了流行区当地人群,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应尽快制定防治策略和措施,加强外出务工人员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我国城镇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现状调查及对策探析

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对我国城镇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现状及制约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促进我国城镇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对策,为我国城镇农民工体育研究提供参考。

试论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的原因不在于制度供给不足,而在于法律、政策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应当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政策和措施切实得以落实,使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不因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矛盾与社会后果:从一个建筑工人家庭的日常经验出发

运用2010-2013年期间收集的农民工口述历史以及田野研究的资料,从劳动力再生产的理论框架出发,尝试跨越城市和农村两大社会空间,完整地呈现一个建筑工人及其家庭的日常与长期再生产的经验与过程,旨在以微观的个人经验对宏观的城乡发展论述进行批判与反思。研究发现,农民工劳动与再生产的空间矛盾体现在:农民工的劳动力使用与最小化的日常劳动力再生产发生在城市空间,而长期劳动力再生产则主要由城市打工收入支持并在农村空间进行。而在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力量作用之下,土地逐渐失去了承担农民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农村社会的根基亦逐渐变得脆弱不堪,而对城市打工收入的严重依赖反过来更加强化了家庭再生产的内在冲突和农村社会的衰败。

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河南省40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度不高,政策认知和对政策评价都处于较低水平,政策情感处于一般水平,农民工对推出时间早、实施时间长、受惠面积广的政策更满意。在认知主体因素中,年龄对惠农政策认同度有显著影响,两代农民工的政策认同度存在着显著差异,第二代农民工认同度低于第一代农民工,而性别、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惠农政策认同度没有显著影响。外在影响因素中,政策宣传情况对惠农政策认同度影响力最大,得到实惠多少、务农意愿和对政府的信任等因素对政策认同度也具有显著影响,均与政策认同度呈正相关关系。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及对策分析

介绍了农村留守儿童出现的特定的时代背景,详细阐述了这些儿童由于家庭不正常而引起的家庭教育缺失表现及影响,探讨和分析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

统筹城乡视域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或主线,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中心战略。农民工市民化包括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时序环节,而且每一环节的推进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由于特殊的二元制度使然,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与制度不当同时并存,阻碍了市民化的进行。只有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逻辑起点,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土地退出制度、户籍进入制度、社会保障融合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政策机制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围绕农民工劳动力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城市化、人的权利的城市化,以机制分析(劳资协商机制、成本分担机制、社会参与机制)为核心,以政策问题(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选举政策)探讨为重点,以农民工就业、公共服务、落户、子女教育、住房保障、选举等为主要问题,梳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相关机制和政策,并深入剖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阻力来源与内容,在此基础之上,给出了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调查研究——以四川为例

以四川为例研究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意愿,并基于推拉理论对影响农民工落户决策的推拉力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一方面表示适应城镇生活,另一方面在城镇落户的有效意愿偏低。农民工不肯放弃农村户籍的主要顾虑有二:一是对城镇生活缺乏足够的信心与安全感,二是难以舍弃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等既得利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市民待遇的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工个人素质与能力的提高、建立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机制、鼓励农民工及其家庭同步城镇化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应对之策。

中国农民工就业矛盾研究

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市工业化的需求,使农民向城市移动无可避免。由于历史沉淀下来的城乡隔离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农民工本身素质、就业规划性与方向性差等原因,导致中国农民工低端就业、不稳定就业、自我及后代无保障就业、两栖就业等,以及雇主的低成本雇佣、一些地方政府不断享受人口红利等就业矛盾尤其突出,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资源配置失当、流动性加大、社会稳定等),农民工就业矛盾表现在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次,只有在相应的层次发挥政府、企业、农民工组织、农民工个体及NGO等的作用,通过政策调整、目标调整、行为调整等来消除、缓解农民工就业矛盾,统筹城乡,建设和谐社会。

成都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与社会适应性研究

近年来,流动人口相关研究是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但现有研究成果多为宏观研究,且理论支持不够。在继续社会化、城市化和同化等理论基础上,针对成都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及社会适应性,通过问卷调查及实地访谈,可得出如下结论:成都市流动人口文化认同感较强,社区活动主动参与性很低;社会适应性较强,满意度较差等。因此,各级政府应以社区活动为交流平台,提高流动人口的文化参与度;规范就业市场秩序,维护流动人口权益;增强就业培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缓解城市流动人口压力等。

农民工对流出地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研究不同地域类型与不同外出模式下,农民外出对流出地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发展提供依据。采用在四川省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基于层次分析和熵权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实证分析农民工对流出地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对丘陵地区留守儿童的教育影响效果显著,单亲外出的影响效果优于双亲外出;对丘陵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非常显著;对山区法制安全教育影响非常显著;对丘陵地区留守儿童道德品行影响非常显著。国家应增加财政投入,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构建良好的受教育环境,科学倡导农民单亲外出的模式。

人口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城镇化加快发展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又凸显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为农民工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充分关注城镇化的城乡差别效应。要以城镇化为主线大力推进城乡统筹的综合改革,以城乡统筹为主线加快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以农民工问题为突破口努力开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课外活动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山东省梁山县韩岗镇为例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当前农村义务教育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课外活动是儿童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更有其深远意义。但通过调研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低龄化情况严重,课外活动时间很少;课外活动内容贫乏,形式单一;课外活动的场所简陋,明显处于落后状态;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性很低,活动能力较差;活动选择上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等。这种情况明显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关注较少,学校缺乏应有的重视,对学生的课外活动缺乏必要的指导。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创造必要条件,特别是经济上给予扶持资助;学校要发挥主渠道作用,改善农村留守儿童课外活动的现状;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也应承担起帮助留守儿童参与课外活动的责任。另外,还应动员社会力量来关注留守儿童的课外活动情况。山东省梁山县农村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在全国广大乡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普遍性,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