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田锡的军事观

北宋初期,田锡有感于当时面临的战争形势,以其独到的见解,先后写下大量关于北宋边事的奏疏、策论文章。在当时战事频繁的时代背景下,田锡针对宋代军政分离的中枢体制、扬文抑武等用人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做出理性务实的思考,对宋廷提出了强国为先、安民为本、军政合议、选用武将的主张,得到了后世史家的关注和称道。

夷夏一体:丁谓经略夔州与宋初羁縻统治的转型

宋代是南方族群治理制度逐渐从羁縻转向土司的重要阶段,虽宋代仍施行羁縻制度,但自北宋前期开始,南方边地治理实践中已萌发出一些转型的要素。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宋朝借鉴内地治理经验,重新建立边疆族群地区的经济、军事体系,形成夷夏一体的边地共同体。宋真宗时期担任夔州路转运使的丁谓,堪称宋初羁縻统治转型中的官方代表。丁谓所施行的“以盐易粟”和“土兵联防”等举措,皆受北宋前期内地与西北沿边治理政策的启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这可以表明宋初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政策改革,是影响宋代羁縻制度转型的重要原因。对丁谓经略夔州路为代表的宋初羁縻统治实态的考察,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唐宋羁縻制度变革的认识,理解古代南方治边策略从羁縻制向土司制转变历程的重要意义。

西夏对宋鏖战中的屯田探蠡

西夏屯田,源于对北宋战争的需要。宋、夏战事的发展,使屯田成为了西夏军事补给的重要来源。屯田的规模和范围随着宋、夏战争的升级而不断扩大,屯田区往往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同时也决定了战争的走向,这些边地的屯田区往往因地制宜而开发,为军事上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西夏汲取北宋西北地区屯田的经验,形成了寓兵于农的屯田经济发展模式,屯田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迅速开发了西北地区,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由役及吏:两宋“公人”疏论

两宋的“公人”可直译为“公家之人”,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其中衙前公人出身、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吏士合一”政策,吏人地位渐渐提高,职役开始倾慕吏职,至南宋前期吏人、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公人”“公吏”往往混同书写,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公人世界”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职役、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清代论词“南北宋之争”推阐

“南北宋之争”是古代词学批评中颇为重要的命题,清人接踵阐述对该话题的看法,或者推崇北宋词,或者尊尚南宋词,或者抱持兼容并取态度。清初,“南北宋之争”话题蔚然兴起,宋徵璧、朱彝尊、宋荦等人的观点尤具卓识。清中叶,“南北宋之争”呈炽盛情势,吴衡照、王昶、蒋方增等人不断推进相关思考。清末,“南北宋之争”趋于分流与落定,陈廷焯、姚椿、谢章铤等人贡献尤多。在清代众人的不断努力下,“南北宋之争”的边界、外延等方面都逐渐得以确立,推动了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对古典词论的拓展深化亦裨益甚大。

宋金榆次之战考论

发生于1126年的宋金榆次之战是北宋军队为援救被围困的太原而与金军在榆次展开的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这场战役中,北宋名将种师中率领的数万宋军反为八千金军击溃,种师中战死,北宋解救太原的目标终于失败。造成宋军兵败的原因众多,既有统帅举措失当之嫌,亦有士兵临战逃亡之责,更有北宋朝廷调度无方之过。正是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宋军兵败榆次的严重后果。

从两宋园林的变化看南宋园林艺术特征

论述了两宋园林审美从大尺度到精致化、从理想化到残缺美、从平远到深远之嬗变,相对于北宋,认为南宋园林多了几分雅俗共赏、闲适优雅的生活情趣,适应于江南的自然环境,山石经营"叠置有峰",园林理水变化多端;园林建筑纤巧多变,群体组合错落致密;园林栽培技术成熟,花木繁盛,突出了植物在题名点景方面的文化意蕴。总结出南宋园林逐渐远离了"平远、壮美、雄浑"的境界,日益"诗化、画化、精致化",显现出"巧趣柔美、清雅俊逸、精深幽邃、幻化多致"的写意特征。

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对两宋家族及其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振兴和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而一般寒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保护和照顾,这些保护和照顾措施促进了宋代大量科宦家族的形成。两宋科举制度对家族教育目的和方式有明确的引导性,而科举内容对家族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学家族转化。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要素,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家族的文化传统、文学积淀和某些弹性措施,可以适度调节科举功利性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文学自身的良性发展。

论两宋江西地区的交通及其影响

两宋时期,江西地区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宋时期,大庾岭驿路成为京师与岭南交通的最重要通道,举凡广南物资北运、官员赴任、商旅往来等,大都经由此路。靖康乱后,南北交通受阻,东西交通成为南宋交通的重点,信州—袁州驿路成为东西交通的孔道。江西境内四条支线驿路或直接或间接与以上两条干道相连接,构成了两宋江西地区发达的驿路交通网络。交通的发达对两宋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

汉江上游北宋时期洪水事件的沉积记录和文献记录对比

根据汉江上游洪水事件的地质沉积记录和历史文献记载,统计分析了北宋时期汉江上游地区的洪水发生频率及其影响,并对该历史时期气候变化进行分析。通过对汉江上游安康东段立石村(LSC)剖面、郧县西段五峰段李家咀(LJZ)剖面、郧县西段尚家河(SJH)剖面的洪水沉积剖面分析,判定在950—1050 A.D.的北宋时期汉江上游地区确有特大古洪水事件的地质沉积记录。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说明北宋时期确实为洪水灾害频发时期。对洪水灾害的气候背景分析表明:在950—1050 A.D.间气候发生恶化转折,气候状态不稳定,降水变率增大,导致了汉江上游的特大洪水事件的发生。

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

宋代地方志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编纂随着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势的发展变化显示出不同的撰修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这一时期地方志的编修时间、体式类别和所隶属的空间地域这三个方面展现出来。两宋地方志的撰修如此的繁荣,而导致出现这种繁荣景象的原因,与地方志修撰的主持者及其编修地方志的目的、寄寓与整个社会修史的风气和时代环境息息相关;这些影响地方志纂修的因素,在北宋与南宋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又显示出时代的变化和差异。

中国古代葡萄、葡萄酒及葡萄文化经西域的传播(一)——两宋以前葡萄和葡萄酒产地

两宋以前栽培葡萄及其酿造产地的扩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经西域传播的重要内容。两宋以前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西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扩展。先秦时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开始在西域传播;秦汉时期,葡萄和葡萄酒产地在西域扩展,并向关内初步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葡萄酒产地主要在内地都城拓展;隋唐时期,葡萄和葡萄酒产地较快发展;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葡萄酒产地广泛(尤其在江南)扩展。

北宋弓箭手的军事作用

北宋时期,在宋夏沿边交界处,因战事不断,宋朝设置的民兵性质的弓箭手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戍守捍边、耕垦备战、参与战斗御敌和修筑军事工程,以及代正兵以省军费、开发地方、战斗御敌等方面。这一民兵性质的军事建制及其所发挥的军事效能,不但对北宋政府有效抗御党项、契丹族的扰攘侵掠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且影响到周边辽朝和金朝的军事建制。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北宋澶渊之盟前的河北军事防御区域

宋太祖建国伊始非常重视北部边防,命诸大将长期驻守河北军事防御要点,并给予其相当大的自主权。宋太宗即位后,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对辽政策转为消极防御,在河北沿边依托塘泊布置防线,并大力调整州军设置,以增重边防形势,显示出步步为防的特点。宋真宗时期重新设置河北军事防御区域,布置了三道防线以形成对辽的纵深防御,然而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终于导致了北宋对辽军事行动的失利,承认了辽占据幽云地区的合法性。

论文人画从北宋到南宋之变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影响了绘画,“破体”为文而至绘事,颇多诗画相通之论。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提出了系统的画家修养论;(2)倡导绘画的传神论;(3)确立了“书画当观韵”的标准。在创作上大致可分三类,其中,苏轼、文同、米芾等被视作典型的文人画。南宋文人画的逐渐退潮,除了院画兴盛的外部因素外,更出于自身的原因。其变化与转型体现在五个方面:(1)文人画几可看作是画院以外绘画的代称;(2)有借鉴院画之长并与院画结合之势;(3)创作主力转移到水墨竹石花卉;(4)开绘画与诗、书、印结合之先河;(5)僧道作品形成了狂逸的创作风气。

宋代长江下游圩田开发与水事纠纷

两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圩田开发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迅速发展。人们在圩田开发利用过程中,因为争水、排涝、抢占河湖滩地,以及对陂湖的恣意破坏等因素,产生了诸多水事纠纷。这些纠纷主要有地主与农民之间、官府与民间以及圩际之间等类型。面对各种水事纠纷,两宋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北宋定州军事特质农业发展管窥

定州在宋代政治军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军事的作用对定州农业经济的影响很大,使之具有很鲜明的军事特质。无论在土地的使用,还是在劳动力的使用以及农作物种植方面都具有军事色彩。对定州这一时期军事农业的成因、农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量和思索。

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

从总体上说,两宋社会经历了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演变。与大局的变换相适应,两宋的时代主题也经历了从变法图强到救亡图存的转化。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这一南宋历史的大局,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本文较多借助既有研究成果,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举例式地对此作了一些粗略考察,以期进一步说明两宋历史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