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河东地方家族变迁略探——以襄垣浩喆家族为例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及石刻文献探讨北朝至隋唐潞州襄垣浩喆家族的兴衰变迁史,发现目前出土的五方浩喆家族墓志中书写的其先祖及本人官职真伪参半,其中一些较为显赫的官职多为其家族成员为炫耀家族政治地位而编造,他们实际上主要在潞州襄垣本地任职,以州、县僚佐为主,同时也有一些没有实职的版授官。这类官职虽然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却为其家族在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使他们成为襄垣地方较有势力的家族。然而其家族在文化方面的素养不高,在九品中正制取消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参加科举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其势力范围只能局限于潞州襄垣本地,难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导致其家族历史随墓志记载至唐中宗时期戛然而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家族入唐以后在政治上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虽然有证据表明唐宋时期潞州地区仍有不少浩氏聚居于此,但似乎再未有类似于浩喆家族的地方家族出现。以浩喆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视角探讨隋唐废止乡长对地方家族及地方社会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隋唐乡里制度的改变导致地方家族难以有上升空间,地方社会也因此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具限制性、封闭性,这是造成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出现的根源之一。

“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地方上大姓富室的存在与稳定培育,对于区域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生活环境,自然有助于地方富户的培育,而社会动荡与王朝统治变更之际,尤能显现出富户阶层的特殊意义。"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富民乃国家元气所关,"安富以保贫",使富民不苦于为国家供应,而贫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赖,这种意见,代表了明清社会中主流阶层的基本认识。但就总体而言,富户阶层的能动作用基本在"地方",相对于帝制悠久的王朝国家,明显处于被控制与调配的地位。明清两代政府在推行一些"保富"政策的同时,还有限制富户某些活动的具体措施,并不是单纯地任由富户干预乡村和城镇的管理事务。而且,本富为上、末富为次的观念,在当时仍是普遍的。

家族伦理文化与中国竞技体育的反思

本文基于家族伦理文化的"权威意识"与"多元人际互动模式"两大基本概念,探讨家族伦理文化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效率维度"、"公平维度"和"权力维度"的影响,明确现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窠臼。由"新权威主义"理论思路出发,有机嫁接"法律权威"与"民众权威",形成权威主体内部理想的民主氛围,既保持竞技体育发展效率,又消除权利壁垒的形成与垄断,防止不公平性矛盾危机演变。

“朱门白屋,转眼变迁”:晚明士大夫的成长及家族发展--以万历二年进士支大纶及其家族为中心

晚明士大夫的社会成长与家族的发展、转型须臾不可脱离,但从县域社会层面来看,士大夫的在官在野、乡居城居,不仅建构了士大夫的人生轮廓,也形塑了其主导的家族生活风貌。其中,万历二年考中进士的支大纶,出身嘉兴地区的世家大族,但其自称支家产不过中人、官不登上士,长期抱持耕读传家的理念,严格约束家族生活,重视道德教化,一生行迹多以乡居为主,仕途短暂且屡遭挫折。从嘉靖至万历朝,支大纶的人生追求及其家族发展,都与国家治理、地方行政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关联,从中可以映现出支大纶这样的士大夫或乡绅在国家统治地方层面的角色扮演等内容。更重要的是,家族生活中谱系的确认,以及族内强力人物的统合,会影响家族的在地表现,关涉宗族形态与地域社会之特质。

家族文化视野下论《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中家庭家族叙写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涵盖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层类的家庭家族,包举各种家庭家族事务。其中家人族人的言行举止大多违背了家法族规,动摇了家族制度的基础,混乱了家族秩序,家族声望难以为继,而家族制度已经不能有效纠错以及维系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其社会功能逐渐丧失。家族维系的民间社会已经衰乱与崩溃,和皇朝官府的衰乱与崩溃相辅相成。《儒林外史》,冷峻地写实,为后人剪留了专制皇朝自上而下全面衰崩的"盛世"投影。

云南武举武学简论

明清时期,武举武学在云南的社会影响逐渐加深。这与中央加强边疆统治有关,是文官主掌中央与地方军事组织情况日益制度化的体现,更是云南主动融入全国科举社会的努力之一,是地方与中央博弈与妥协的结果,是家族、个人利益最大化方式之一。

何处买军妻?--明代佥妻制度研究

佥妻制度发韧于明代军制,旨在抑制军士逃亡,对清勾、解军等军政影响深远。早期佥妻主要用来辅助完成清勾军政,弘治以后佥妻制度逐渐脱离清勾军政独立存在。起初,军士无妻者只解本身,随着佥妻条例强制效力的加强,无妻者改由军户或地方为之娶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佥解的军士、军妻数量,但也加深了军妻觅雇的弊端。解军及佥妻以其广阔的影响力笼罩着明代社会。有司将佥妻等徭役平均分摊到各里图的决策,减轻了军政负担,避免了佥妻政策难以维系的局面,但也不断消耗着地方社会的自治效能和民间财富。佥妻条例的种种弊病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政令堆叠的积重难返。佥妻及其实践也提供了一个从制度层面持续观察明代人口性别结构变化的视角。

边疆内地化进程中军户群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清初的战乱和随后逐步开始的对卫所的裁撤、八旗兵和绿营兵的驻防,使长城沿线地区旧的军户群体开始分化、流动,或沦为寇盗,或为农、或经商、或从文,或为矿业苦力,或小手工业者等,新的军功群体和军户群体成长起来。军户群体的变动,使其他职业从业人员增多,推动了长城沿线地区职业结构的变动。八旗兵的驻防,改变了驻防地的民族结构。可以说,明末至清初,军户是一个数额庞大,又慢慢被分化、融合和发展了的群体。这是边地向腹地演变、社会向常态化运行的一种必然结果。

宋代岭南士人家族考论

在宋代文教教化导向下,岭南涌现出诸多读书、应举、仕宦的士人家族。这标志着士人成为岭南社会中一个新的重要阶层渐趋形成,并在国家治理与岭南地方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宋代岭南士人家族具有三方面特征:读书应举成为家族成员的价值导向,并身体力行;士人家族的姻亲关系也深受此价值导向的影响;士人家族都具有一定的财富基础。岭南士人家族的大量出现是宋代岭南社会的新变化,士人阶层开始成为岭南社会重要力量,岭南与内地文化同一性进程加速,成为宋代岭南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

明代新安卫武官家族对徽州地方社会的融入——以于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新安卫武官家族融入徽州社会的过程是一个外部移民土著化的过程,新安卫左所世袭千户于氏家族的发展轨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任何徽州背景的外地孤族适应、参与并融入徽州地方的完美范本。其家族在徽州文化的影响下,主动体认与实践儒学文化、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业、努力发展壮大宗族,进而彻底融入徽州社会,跻身于当地高门大族之列。在其家族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既对徽州地方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又体现出了徽州精神中“好儒”“收族”和“重义”三个本质特征。

山东新城王氏家族对地方的贡献——以《新城县志》为主要研究载体

山东新城王氏作为明清时期新城县的望族世家,凭借自身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实力,多方面回馈家乡,如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为新城县同邑谋求政治福利,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新城县志》中详细记载了王氏家族对当地人民所作的贡献:参与地方志编撰,帮助地方修葺与重建学校,倾物力、财力、人力救济灾民、重修城门与城池等等。《新城县志》中保存的真实可靠而又丰富详实的王氏家族史料,为后人研究新城王氏提供了便利,也表现出地方志在社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地方社会史的重要载体。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生产力低下,有限的财力无法支撑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即使在郡县制建立之后,国家政权很少落实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这为民间力量的兴起提供了空间。自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基于社会的敬老传统,父老阶层在聚落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父老阶层在乡里社会的权力空间不断受到来自士绅群体的挤压,并逐渐被取代。考察清代甘肃科举家族在地方社会的事功,主要表现在参与地方教育、编纂地方志、维护地方安定等多个方面。

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

金乡卫设立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辖蒲门、壮士、沙园三所。清初废卫为镇,改称金乡镇(金镇)。由明至清,卫所军户由单列"卫籍"的特殊群体渐次演变为普通的编户齐民,并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这一过程,可谓为"军户的地方化"。军户的地方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明中后期,军户家庭逐步形成,军户地方化初现端倪;(2)清前期,裁并卫所,军户转为民户,屯田改为民地,军户地方化进程加速进行;(3)清中后期,军户家族形成并趋于稳定,军户与非军户融合,军户地方化最终完成。军户的地方化是东南沿海沿海卫所军户群体演变的普遍趋势,也是沿海地方社会构建的组成部分。

宋元之际的吕师孟及其家族初探

吕师孟是宋元之际吕氏家族军事、政治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参与了宋末与元朝的谈判以及向元朝递送降表等活动,在南宋末年的政治舞台比较活跃。尽管吕师孟受到文天祥的误解,但史料证明,他并没有投降元朝,反而在与元朝谈判的过程中表现出忠于南宋的臣节,受到此后社会舆论的肯定。进入元朝,吕师孟隐居吴下,过着悠闲富裕的隐士生活。吕师孟去世以后,其子孙的仕宦比较成功,在吕氏其他家族纷纷衰落的情况下,其社会地位比较稳定。在明清学者的语境里,吕师孟成为忠义之士,其故居寿乐堂也保留下来,清朝同治年间还存在,成为当地百姓和士人参观凭吊的古迹。吕师孟家族在元朝的成功,与吕师孟保持臣节、拒绝投降元朝的人生经历有关。元代吕师孟及其家族的发展,为我们认识元朝统治下江南社会的发展特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