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西堪舆文化对明遗民治生抉择的影响--以清初文学家徐芳为例

明清易代,受传统儒家名节意识的影响,明遗民拒绝清廷招揽,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生计抉择的问题。明遗民为风水先生者不在少数。徐芳以地师身份行脚大江南北,以堪舆相地自谋生计,这一人生选择受到江西民间信仰与文化传统等大历史环境的影响。细查徐芳一生行迹,他奔走四方,流连明朝陪都南京,屡屡与众遗民同道交游,或有借“看风水”之名从事抗清活动之可能。

试析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禁教政策及其影响

近代法国在亚洲传播天主教 ,弘扬基督教文明 ,是其对远东进行殖民扩张的重要精神动因。越南是中国近邻 ,传统上受儒学浸染至深。明命统治时期更是全面推行中国模式 ,竭力以儒家思想来维护正统的封建统治。天主教的传入与越南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明命禁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儒学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另一方面 ,传教士和教民不断卷入当时越南国内的叛乱事件 ,危及阮朝中央政权的巩固 ,是明命严厉禁教的直接原因。明命禁教对越南近代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 ,明命由对天主教的强烈反感而走上极端 ,驱逐、惩罚甚而大肆杀戮西方传教士和教民 ,到严禁洋人入越 ,最后导致闭港政策的推行 ,对越南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其次 ,明命的禁教政策对法国在远东的殖民扩张利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造成越法关系日趋紧张 。

宋元滨海地域明教非海路输入辨

由于近年所谓“海上丝路”热的影响,有关摩尼教入华路线的说法已出现非学术的倾向。本文从纯学术的角度,论证宋元时期福建滨海地域流行的明教,并非海路输入;而是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唐代摩尼教华化变异而来。作者认为,摩尼教之入传福建滨海地区,是古代文化间接传播的典型例子,有着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探讨摩尼教文明与闽文化之交融,不失为历史人类学一个新颖的研究课题。

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

文章考察了明代后期广东潮州的著名乡绅林大春与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以此说明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方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文章展现了读书人在民间信仰传播方面的重要影响,同时表明,一个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的神明,要为某一地区的民众所接受,常常还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而这样的过程,同时又可能被当地士绅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

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

明代国家祭祀对象的构成及其变化表明,该体系具有宗教、文化、政治、社会等多重寓意。其核心是展现一种以天权为核心的天、神、君、民秩序观,因而是明代中国政治文化精神的投影。它对于明代的统治者说来,体现着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定位、世界秩序规范和自我定义,同时也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观念基础。从宗教和文化成分角度分析,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但又是以儒家传统为根基的。永乐以后的变动,主要在于与道教、佛教和民间杂神崇拜之间界限的模糊化。这些变化与明朝政治文化精神趋于混沌状态有内在的关联。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

明世宗朝君臣的宗教活动中 ,有一部分祈神和修省行为是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明世宗朝以救灾为目的的宗教活动 ,使道教地位有所提高 ;也对朝中政治格局产生一些影响 ;还为整饬刑罚和吏治提供了契机。

从“宋明”转向“明清”——就儒学与宗教的关系看明清思想的连续性

历来把"明清"思想断层看得过于严重并不妥当,事实上,清代士人在面对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时,显然无法置身于宋明文化传统之外,若从明清两代宗教文化的角度看,则可发现明清思想存在着"连续性"。本文着重考察清儒对宗教典籍的阐释、宗教文化的信仰以及鬼怪故事的叙述,尝试对于"后16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与文化之特质提出一种理解的新视角。笔者以为,通过这一尝试,或有可能将"明清思想"与"宋明理学"的研究视域衔接起来。

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

在明代 ,伴随着佛道两教与其他宗教的日益兴盛 ,私建的寺观祠廊逐渐增多 ,对国家财政、社会控制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进行毁“淫祠”活动以遏制私建、私祭之风 ,解决“淫祠”的存在与兴盛引起的各种问题。毁“淫祠”活动在弘治到万历前期达到高潮 ,是明代统治者改革潮流中的一个支流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一过程中 ,地方官员扮演了毁“淫祠”

明末民间宗教发展原因探析

明末民间宗教的发展既有深远的历史因素 ,也有客观的现实条件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新兴商品经济的流动性与冒险性使人们对平安生活与物质财富的渴求更进一步地寄予民间宗教神灵 ;明代帝王对民间神的崇奉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三教合一为之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

明末清初地方儒者的宗教关怀

明末清初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地方儒者——如陕西的文翔凤、广西的王启元、江西的谢文洊、河北的魏裔介等,他们在儒学信仰之外,在宗教问题领域亦别有一番思想旨趣值得关注。主要有三点:一、他们积极主张"事天""尊天""畏天""立命",其中甚至有人企图建立"孔教""儒教";二、他们对"天""上帝"等宗教问题的观念表述,应是晚明清初儒学与宗教互动格局的一种生动反映;三、他们应对外来天主教的态度各异,或从传统宗教或从理学本位的角度来排斥或评价外来新宗教。明清之际的这些思想新动向足以提供许多深刻的省思。

明清小说与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之关系论纲

明清小说与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对明清小说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崇拜观念、三教合一思想、巫术结构方式等。反之,明清通俗小说也同样影响了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的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军事斗争和宝卷创作等。

关于明清小说中死亡描写的宗教解读

明清小说中描述的死亡现象,常常具有宗教的意义。如《三国演义》里的关羽之死、《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之死、《红楼梦》里的贾瑞之死,都包含着某种佛家或道教文化观念,体现出古人对死亡问题的认识和态度。

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

文章针对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关于洪武三年城隍祭祀“改制”的三篇论文指出:所谓改制背景为“理念派”与“惯习派”之争说法出于虚构;洪武三年二月份祀天神、地礻氏并未造成“两种城隍”;洪武三年“改制”与明朝对道教的政策无关;洪武三年所定祭祀城隍规则曾得推行,后来才发生变化。滨岛敦俊的有关研究忽略了明太祖本人在明初宗教制度、政策中的决定性地位,以两元对立观念考察儒、道关系,忽略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契合一面,并根据明中叶以后情形推测明初情形,加以对史料处理简率,因而造成一系列误解。

略论明清时期的粤澳宗教文化交流

宗教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16世纪中叶澳门开埠后，基督教第三 次传入中国。这次传入是通过澳门──广东然后进入中国内地的。澳门作为岭南的一部分， 早就流行着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但随着大批广东移民进入澳门，澳门佛教、道教与广东佛 教、道教联系就更加密切了。

明清会道门的内丹修炼

聚焦于为明清会道门所广泛采用的内丹修炼,着重辨别其在民间信仰宗教性实践总体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而非具体的思想理论话语,揭示其作为一种会道门内部组织手段的意义,以及此种内丹修炼的实践目的和其在一般医疗功能之上衍生出的"高级功能"所具备的转化信众自身的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中的名教观念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地主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玄学兴起,对这个时期史学有一定影响,但从根本 上影响这个时期历史撰述的还是名教。名教观念与这个时期史学相互作用,以不同的形式,把门阀意识浸入史学 之中,从而使宣扬名教和正厉风俗成为这个时期历史撰述的重要旨趣之一,而且正史中开始以孝立传。

宗教与生命的纠结——梁漱溟早期宗教观探析

梁漱溟着重从人的精神需要出发 ,论述了宗教的基本特征和产生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 ,他以生命的四大问题的永恒性为根据 ,预示了以解决此四大问题为核心的宗教的永恒性。他看到宗教与生命的某种关联 。

晚明文人陈继儒三教思想

陈继儒是晚明的大名士2,9岁弃科举隐居山林,完成了由儒家"入世"向佛道"出世"思想的转变。隐居山林后他结交显要,参与社会事务,仍未脱离儒家的处世哲学;在心态方面,他处世淡定平和,追求洒脱自然的田园生活,并兼习禅宗,谈禅说玄。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三教融通的哲学思想体系。就陈继儒的为人及为文中所体现的儒释道思想作一个剖析,以进一步考察晚明文人的思想状况。

晚明“三教合一”思潮与越中士人的静坐修习——以《祁彪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为阳明学讲会证人社之重要成员,常与社中白马山会诸友举“七日静参之会”,还在寓山园或云门寺进行静坐实践,故《祁彪佳日记》成为考察其本人及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难得个案。祁彪佳等人的静坐,受晚明阳明学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故在静坐的形式上多采用佛、道的方法,其目的则与修身日记或举放生社、参与赈灾等一样是为了劝善改过,而他与白马诸友或知交僧人讨论最多的也是阳明学的修身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