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命运观是消极宿命论吗

在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 ,“命”包含两个层次 :一表示“天命” ,代表至上神———“天”的意志 ,是道德的最后根据 ;二表示通常所谓命运 ,是对人的客观限制 ,反映了人的有限性。“知天命”是知晓自身肩负的使命 ,“知命”一向难解 ,但是新出土的郭店楚简让我们知道“知命”即明白人应当做什么。孟子的“无义无命”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发扬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

信用伦理视域下的明清晋商

明清晋商一度执商界之牛耳,同时以笃守信用而著称。他们虽以获取财富为诉求,却视诚信不欺为立身处世之本,执义如山,杖信如石,宁自茹苦绝不负人。商业实践中,他们坚执诚信笃实的行为范式、因义而信的价值立场,以内在的道德自觉对自我的利益追求进行审视和规范,最终因信而利,汇通天下,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商业奇迹。面对当前的道德失范、信用缺失,当代商业主体应当借鉴明清晋商的价值取向,以诚正己、信义取利,努力实现商业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崇贞重义:士大夫视角下的晚明妓女

晚明妓女以爱情贞节、政治气节著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士人的塑造。晚明官妓的文化素养、社会女德的兴盛、复杂的社会现实都是影响晚明妓女形象的现实因素,而士人在政治、文化中的失落则是他们美化妓女形象的根本原因。晚明妓女形象贞义化,一方面是对士人节行的讽谏规劝,另一方面则是对儒家道德的质疑。同时,这种寄兴亡于艳情的文化感伤也延续成为清代士人表达末世情怀的手段。

传统义利观的衍变及其现代转向

在融合百家义利观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主流的儒家义利观,经过宋明大时代义利观内部的讨论,最终使义利观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得到完整的体现,并在现代社会中由传统慢慢转向现代,成为社会主义义利观建设的一部分。

晚明新思潮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

"三言""二拍"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晚明时期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思潮。它们体现了不耻言利,义利并重的义利观;体现了顺应人性,肯定欲望合理性的理欲观;体现了颂扬真情,倡导自主平等的婚恋观;也体现了重视自我,追求适意享乐的人生观。

论“义以为上”的价值根由——基于宋明儒家的视域

讲天道、重义理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特质。宋明儒家以天为本,通过天人合一的义理构思方式来说明道德价值的合理性,这尤其体现在对“义以为上”价值原则的辩护中。他们从天人相通、天人相别、天人相宜的角度出发,集中论说了“义以为上”的道德形上根据、内在根据以及实践根据,展现了以公正为内涵、以中和为基础、以道德实践为归宿的道义原则,彰显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义理特色。

利义统合观与明代商人的经世之路

明代多有商人以“天道”为衡量,着眼于公共价值的落实,未把追求扩大商业利润当作唯一目标,而是统合利义关系,在私利和公义之间寻求一种价值平衡。他们利用财富积极开展地方救助和建设活动,内中虽含有一定个人诉求,但总体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稳定支撑作用,显示出与既有体制的契合性,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经世之路。当时商人凭借经济优势,通过主持或参与公益事务越加有能力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进而与士大夫阶层共同成为基层主要支配群体。这也提示着明代中国在延续帝制基本框架下,向商业化要素日益增强的社会演进的可能前景。

“激发忠义,惩创叛逆”——明代历史小说隐含作者的济世情怀

明代历史小说隐含作者的意图伦理,主要表现为“激发忠义”“惩创叛逆”以及由此而显示出来的济世情怀。激发忠义既可以通过明君贤臣来显示忠义于盛世之重要,也可以通过忠义行为和人格品质来显示忠义于为人之重要,还可以通过丧失忠义及其不良后果来显示忠义缺失之危害;惩创叛逆包括叛逆之危害、惩创之艰难和惩创之复杂性;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济世情怀,隐含作者“激发忠义,惩创叛逆”时,总体上遵从官方伦理,同时也吸收了民间伦理,让小说显得丰富而不刻板,既说教又充满人情味。

父子之“命”与君臣之“义”:《庄子》伦理观特质

《庄子·人间世》提出父子之“命”与君臣之“义”的观点,分别对应于“不可解于心”和“无所逃于天地”,代表了道家对两种人伦的看法。在庄子看来,父子之“命”是一种先天的存在,处于人的认知把握的范围之外,因而具有自然性与不可知性,无法经由后天人为的方式加以解除。君臣之“义”则是政治社会中的一种外在的、应然的伦理规范,是臣者在共同体生活中,因其臣者身份而必须承担的职责,故而臣者身在其中既无所逃离,又无可奈何。儒家内部对庄子的看法,有认同,也有批评。批评的意见主要来自宋明理学家,因为理学家认为,父子与君臣的伦理均是由天所赋予,是人性所固有,但庄子将君臣一伦视为外在共同体的规定,实有“无君”的嫌疑。通过比较,可以窥探儒、道两家的伦理观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