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体系化治理视域下我国轻罪治理实践检视与进路

对犯罪治理,我国已进入轻罪治理时代。轻罪化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但也容易引发犯罪标签泛化、犯罪人口比例提升而加剧社会治安隐患。有鉴于此,应建立一般违法与轻罪、重罪,定罪与量刑,实体与程序之衔接体系。这具体体现为在规制社会失范行为时,首先应诉诸非法律手段,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进而采取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域的制裁措施,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适用刑法上的轻罪。

刑事一体化视角下的轻罪应对

我国现行《刑法》未对轻罪作出明文规定,但大致可以将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归入轻罪的范畴,当然特定犯罪除外。近年来轻罪激增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立法层面增设轻罪这一直接原因,也有司法层面基于刑罚轻缓化的政策要求和形势变化的时代背景而提升定罪量刑标准这一重要原因。未来,应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妥当应对轻罪。就贯彻刑法谦抑原则而言,最为紧迫的是通过优化定罪量刑标准有效控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多发轻罪的入罪范围;就推进综合治理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实现行刑有序衔接,既要立足当下通过司法裁量实现“出刑转行”,又要立足长远谋划对《刑法》规定的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允许比照适用,实现“两法衔接”,切实发挥《治安管理处罚法》事实上的“轻罪法”作用;就贯彻程序优先理念而言,要充分发挥审前分流作用,避免轻罪案件“扎堆”进入审判程序,并在降低羁押率的前提下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就完善前科制度而言,可以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突破口,并采取“程序修法先行,实体修法跟上”的具体策略,进一步实现犯罪的轻重有序治理。

轻罪速裁程序的价值反思及制度重构

刑事速裁程序是实现轻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轻罪时代下的速裁程序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减少犯罪人这三重价值准则,力求推动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从宽。现行的速裁程序存在速裁不速、被追诉人诉前处遇不宽松、诉讼沟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应当促进轻罪速裁全流程的宽简化,引入刑拘直诉制度和专人专办制度以重塑公检法三大机关轻罪案件处理模式;通过加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说理实现被追诉人处遇的宽松化;探索法院快速审理、直接判决、裁量从宽的宽缓化工作模式。

轻罪治理中的程序性权力扩张及其理性应对

目前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轻罪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均一定程度上主张扩张程序性权力,“程序工具主义”色彩浓厚。不当的程序性权力扩张潜藏着“象征性程序”现象加剧、程序性控制机能不足以及规范效力的整体受损等风险。对轻罪进行程序治理需立足于程序独立理念,回归刑事诉讼程序的谦抑性,明确治理公权。在划清程序谦抑与程序无为之间界限的基础上,遵循“扩充权利以收缩权力”的总体方向,以阅卷权和异议权为支点对审前程序的谦抑性进行重塑,并围绕公诉审查、证明机制以及权利救济机制对审判程序进行制度完善。

轻罪的类型与适用

轻罪概念具有多重面向,在不同语境下应使用不同内涵的轻罪定义。从立法沿革、立法宗旨及法条现状的角度,可以将我国的轻罪分为两种类型四种情况,即轻罪分为传统的轻罪与新增的轻罪两类,在新增的轻罪中,又包括扩大犯罪圈意义上的轻罪、降低刑罚强度意义上的轻罪、传统重罪下调为不纯正的轻罪三种情形。轻罪立法体现的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的一面,轻罪司法中宽严尺度的选择需要结合个案中行为人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不能笼统地说对轻罪都以宽为主,从宽处理。在司法适用时,要对轻罪的出入罪应做实质审查;结合刑事政策确定解释尺度;善于运用前置轻罪;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作为轻罪处理。

轻微犯罪问题的三个思考维度

轻微犯罪问题是我国法治现代化在刑事法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对于轻微犯罪问题的思考可以分别从理论维度、事实维度和法律维度等不同侧面展开。轻微犯罪问题的理论维度是对轻微犯罪问题的理论解读,主要包括两个问题即从概念意义上澄清什么是轻罪、什么是治理,这是轻微犯罪问题思考的概念前提和思考界限。轻微犯罪的事实维度是轻微犯罪问题思考的事实解读,主要包括犯罪的发展趋势、轻罪特征、轻罪的发生原因以及犯罪治理的现状和效果等内容,这是轻微犯罪问题思考的事实前提和基本对象。轻微犯罪的法律维度是对轻微犯罪问题的法律解读,主要是从法律出发来思考轻罪要不要通过刑法来治理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应该通过何种方法来进行治理,这是轻微犯罪问题思考的价值立场与手段选择。

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

在刑法扩张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向轻罪化方向发展。随着轻罪比例的不断攀升,现行前科体系之弊端日渐凸显,因此,为轻罪犯罪人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具有积极的制度价值,可以起到顺应轻罪比例升高之趋势,实现刑法体系现代化以及更新国人犯罪观念的积极效果。在宏观制度厘定层面,可通过制定单行“前科管理与适用法”的方式在规范层面明确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同时应当对制定轻罪前科的规范性文件之层级作出限制,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范围与时点。在微观制度构建层面,需要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免除附条件的过失犯罪人、微罪犯罪人以及“定罪免刑”犯罪人的前科担负,并为不能立即消灭其前科的犯罪人构建轻罪前科封存制度,以5年作为封存上限,根据罪行的差异分类配置个罪的具体封存期限。

轻罪化时代下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溯源思考和本土进路

“轻罪化时代”亟需建构限制轻罪入罪的机制。“但书”规定是现成的实体法方式,但其在轻罪治理实践中陷入瓶颈。可罚的违法性在我国有天然的法规范土壤,为畅通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奠定理论基础。可罚的违法性是指,行为既符合构成要件,又不存在阻却事由,若没有达到可罚的违法性,不成立犯罪。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创设之初是用于轻微罪的出罪,其中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最契合我国轻罪治理。发展至今,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我国已经异化,不但将刑罚反向融入犯罪成立的判断,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刑法对前置法的从属性。应当将可罚的违法性单独置于第四阶层,宏观把握轻罪行为的入罪与否,并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贯穿于“但书”规定的司法适用,充分激活“但书”条款在轻罪治理中的潜力。

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构

当前,我国前科制度呈现出类型日益多样、适用主体广泛、存续时间较长的特征。伴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既有轻罪前科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违反责任主义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困境。基于此,我国刑法应当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立法模式上,应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在逻辑基础上,以轻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调和防卫社会与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以面向全体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适用前提,并在域外立法经验与我国学界既有方案的基础上,从基本条件、范围、程序和法律后果四个方面建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此外,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应兼顾如下配套措施:规范前科制度的立法层级,调整前科制度的具体内容,修改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轻罪治理背景下酌定不起诉的扩张适用

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犯罪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轻罪治理模式成为刑事法治和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基于慎诉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一定程度地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能够有效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审前分流功能,符合我国轻罪治理的情势需要和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制度基础已具备的前提下,我国应通过适度扩展并规范起诉裁量范围与标准,以满足慎诉目的下的合理需求;通过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加强刑罚替代措施的有效适用、完善权力监督审查机制,增强起诉裁量权扩张的正当性、合目的性与可接受性,在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之下,为更新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提供可替代的优化方案。

监管沙盒模式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轻罪定位及其治理方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司法领域严重暴力犯罪率急速下降,轻微犯罪率急剧上升,导致我国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出台生效,轻罪立法活性化已是中国刑法的时代特征。在金融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刑事规制的核心罪名之一,但暗含着金融领域“口袋罪”的嫌疑。在监管沙盒模式下,金融科技创新项目触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实质上为轻罪,应将其纳入轻罪治理体系,提供多方面治理优化建议,积极探索科学治理路径,以满足金融科技创新需求,在动用刑法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同时,防范机械性司法的积弊,高质有效地应对金融犯罪的新型挑战。

轻罪时代犯罪处遇模式的重构与完善

轻罪时代来临,对犯罪处遇的理念与模式都提出了新要求。因应时代变迁,须确立人本化、类型化、一体化、社会化的犯罪处遇理念。应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程序简便化及执行宽和化为导向,完善轻罪处遇。轻罪时代不能忽视重罪治理,应在平衡刑事法的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前提下,优化重罪处遇。此外,还需进一步健全犯罪处遇的配套机制,包括犯罪人的人格调查制度、行刑衔接机制以及前科制度等。

轻罪治理背景下我国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之完善

在积极刑法观推动下,我国轻罪立法较为活跃,形成了以轻罪为主体的刑事犯罪结构,轻罪治理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时代考题。轻罪治理对刑事案件程序分流提出迫切的制度性需求,如需要程序出罪机制的支撑、诉讼程序的层次分化、审前程序的系统性转型等。但是,我国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刑事程序立法步伐远滞后于轻罪立法步伐、程序分化不足难以满足轻罪案件多元程序需求、程序出罪机制的政策回应型特征致其作用受限、审前程序的分流功能受诉讼程序的结构性压制、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缺乏有效配套制度供给等方面。对此,必须基于体系化思维,推动刑事诉讼程序的进一步分层、分化,突出审前程序对轻罪案件分流的重心作用,形成贯穿诉讼全流程的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并在刑罚轻缓化、司法办案组织设置等方面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轻罪治理背景下不起诉裁量权的运行张力与程序优化

轻罪立法下轻罪数量大幅增加,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进入轻罪占比居多的“轻罪时代”。轻微犯罪通常罪责较轻且悖德性弱,坚持“一律起诉、一律定罪”的司法作业模式容易引发道德可罚性难题并造成机械正义困境。“慎诉”政策的提出便是针对大规模轻罪立法的司法回应,要求检察官摆脱机械司法,在合法性事由之外,以合理性事由谨慎对待起诉,后者对检察官用好、用足不起诉裁量权提出了要求。然而,目前不起诉裁量权与公诉机械倾向还存在内在张力。犯罪量飙升的客观现实和嵌套在科层制链条中的检察官角色以及“传送带”式司法作业模式都在各自层面上强化了公诉的机械属性。此外,检察官个人职业性麻木以及法律思维习惯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公诉机械倾向。克服裁量权运行张力,从长远来看需要改变以“犯罪控制”为价值导向的司法效率观,强化检察官的司法担当;在具体技术处理上则应该从外部扩宽裁量权行使的程序空间,从内部打破机械管理并增加公开听证。

轻罪治理视域下完善赔偿保证金制度的进路

司法实践中,赔偿保证金制度大多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促成轻微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和解而开展。随着轻罪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赔偿保证金制度应发展成为判断轻罪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进一步减少轻罪案件的审前羁押,切实化解矛盾,恢复受损社会关系的检察新路径。构建赔偿保证金制度应更加注重程序正当性,将赔偿保证金融入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量化评价并对部分争议案件开展公开听证,真正消除社会的质疑,从源头化解矛盾,推动轻罪治理的全面、精准实施。

论轻罪罪量要素的作用机制完善

在积极刑事立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优化轻微犯罪出罪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法治课题。我国刑法采用“立法定性+定量”的入罪模式,对于轻罪治理而言,发挥罪量要素的出罪功能尤显重要。为此,在理论层面,应将罪量要素置于违法性阶层进行判断;在立法层面,应统一立法技术,规范法律用语,对罪量规定进行全面性、多维度、综合性的统合;在司法层面,应完善司法解释,推动类案指导,转变执法理念,保障自由裁量。发挥罪量要素的出罪机能,实现我国轻微犯罪出罪体系的本土建构。

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轻罪立法符合我国当下法治体系建设的趋势,完成劳教制度废除遗留下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指导下,通过设立轻罪解决部分罪名“口袋化”的司法困境,适应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以促进我国刑法朝着“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轻型犯罪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不利后果,在轻罪立法的背景下,前科报告制度给犯罪人打上标签,不利于其重回社会、再就业,轻罪犯罪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平等的价值需求和保障机能的要求,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具体构建上,可学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经验,明确轻罪记录封存的对象、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正当化限度及应对路径——以轻罪时代为背景

随着轻罪时代的来临,我国的前科制度更凸显出诸多弊端,亟待作出调整。只有厘清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正当化限度,才能对前科制度的现状进行检视,进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前科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人身危险性已是共识,其存在的理论根据应是充当前罪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考察评估机制,其性质为保安处分,属于与刑罚相并列的犯罪的法律后果。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性质决定了其正当化的限度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自负原则、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明显有违前科制度的正当化限度,需要从废、调、补这三个方面来采取应对措施,即废除一些完全缺乏正当性的前科制度、对《刑法》第一百条进行合理调适、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如此,方能满足轻罪时代的实践需求。

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的理论证成与具体方案

为实现对轻罪的科学治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前科制度的固有弊端,有必要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宏观层面可从罪刑均衡原则、罪责自负原则和人身危险性原理三方面夯实构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理论根基。在微观层面则要合理划定轻罪前科消灭的适用范围,即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附加刑,或定罪免刑、单纯宣告有罪;科学进行程序设计,建立依申请或依职权的“或选”模式,并由法院参考检察院、司法局等单位的意见作出是否消灭前科的裁决;加强配套制度的衔接:建立司法数据与人事档案、户籍信息平台共享机制,及时删除符合条件的前科信息。应将轻罪前科消灭作为社会矫正的鼓励手段,不断降低社矫对象的再犯罪率,真正实现其再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