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配置研究

回顾我国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配置演进史,以“一级政府,一级监管”为特征的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导致了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双目标冲突以及地方金融监管事权划分不合理等问题,由此造成地方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困境。究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缺乏法律的顶层设计,体制上的金融放权范式取代了法律上的金融分权范式。在我国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推进地方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关键是将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经验以法律形式加以巩固,并在金融监管组织法的框架下明确央地金融事权的划分标准,完善央地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持续优化地方金融监管决策程序与实施过程,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的行政问责制度。

“放管服”背景下高校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的博弈分析

从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视角,对政府财政部门与高校间互动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求营造良性互动环境,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监管成本,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助推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省管县”改革的维度与进度: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省管县"改革是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略,具体可分为财权维度的改革、事权维度(包括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和人事权维度的改革。我国已有22个省(区)开展了各种实践形态的"省管县"改革。根据各省的改革政策文本分析,当前的"省管县"改革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从三个维度来看,当前的"省管县"改革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省管县"改革,应着重推进人事权维度的省直管改革。

当前制度条件下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权的边界确定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理论界和决策层始终关注于财税权力的合理划分。有关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权合理划分问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学术界也鲜有系统理论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对金融管理权的定义与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框架下,结合我国当前的制度特征,探讨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权的边界确定问题,继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监管权控制的法学之维

行政法与经济法相异的权力控制理论对比阐明,金融监管机关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两种权力性质与内容的差异使得在控制两种权力方式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应该用不同的理论来同时控制金融监管权,应当尝试兼用两种不同的法学理论路径对金融监管权力控制问题作整体性的全新解答。

财政分权与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问题探析

我国是成功实施财政分权化的国家之一。作为公共财政框架部分之一的义务教育也实行了分权化管理,义务教育办学的责任主要地落在了县、乡两级地方政府身上。而我国庞大的义务教育事业由县、乡甚至村脆弱的财力来承担,可谓“杯水车薪”。一些农村地区和贫困山区学龄儿童无学可上,无书可读等现象屡见不鲜。可见过度分权化的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是制约当今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

央地财政关系新论:基于权力清单的考察

权力清单的发布既是政府自我约束权力的体现,更是政府职能的整体梳理。而财税权力清单作为央地财政关系中的一种配权工具,通过对其进行纵横向度的比照,也有助于厘清各级财税部门的事权,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规则之治。但是这种权力清单式的划分的效力和效果如何,是否足以完成纵向府际之间的事权划分任务,显然存在疑义。基于规范央地财政关系的考虑,极有必要从地方财政自主权、事权划分视角反思当下的财税权力清单制度,进而对其进行体系优化。也唯有优化财税权力清单内容,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制度,规范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才能促进财税权力清单的规范行使,助推权力清单的深入实践,实现央地财政关系的深度规范。

央地关系视角下的财权、事权及其宪法保障

财权应该取代财力成为我国央地关系中与事权对应的要素,缺少财权而仅获财力的地方不能成为自足的法律主体。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概念各有侧重,但首先应解决其宪法化的问题。宪法是联接财权与事权的法律基础,只有财权事权匹配的宪法保障才能使一国央地财政关系真正步入正轨。

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效应评估与政策引申

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演变根植于分税制改革实践中,主基调是通过财力的频繁调整来寻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以确保区级公共服务财政能力,而对事权清晰划分缺乏实质性进展。立足上海“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财税发展新环境,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取向,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改革可细化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清单,促进市、区财权与财政事权动态匹配,优化市对区的转移支付机制。

当前我国大学经费“行政化”特征探究

当前我国大学在支出结构、分配和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行政化"现象,具体表现为:行政管理费支出庞大,行政力量拥有绝对的经费配置权,行政部门拥有相对的决定权。其经济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对大学经费投入、支出及其管理的"行政化"。大学在经费上的"行政化"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大学功能和理想的实现。大学经费去"行政化"的策略包括:进一步丰富经费来源渠道,减少政府干预,归还并扩大大学理财自主权,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让经费配置权回归学术力量。

关于国有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思考

国有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宜采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模式。母公司与分公司、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之间如何划分财务权限,如何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充分发挥集团优势,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并提出国有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基本思路。

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挑战及推进建议

通过减少财政层级、变革省—市—县政府间财政关系,我国目前实行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意在消除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县乡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和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等市管县体制弊端。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面临的实践挑战,与财政省直管县仅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中间过渡阶段的特点密切相关,根本上是由降低改革阻力、维持市管县体制前提下仅触动省—市—县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方略决定的。因此,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必然要求适时推进全面、彻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提高省直管县改革指导精神的效力层次,直面政府间职责、事权、财权规范化难题,致力于遵循中央、省和市县(市)级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和财力合理配置这一主线,建立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体制,应对市级政府干部的利益阻力、提高省级政府调控和监管能力、规范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等问题。

国家安全体系建构的困境、挑战与忧思

多年来,我们未能一贯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安全的辩证关系,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等总体国家安全上的政策体系不够完善,长期未能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有效的应对机制。美国的持续衰落与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美国的战略焦虑,致使其在各方面牵制中国,增加了中国的国际与地区环境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在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上一直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尴尬状况。针对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问题,我们应确立"总体安全观",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学解析

实行"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但目前在改革中也遇到诸如扩权和放权的落实到位情况不乐观,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垂直管理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等问题。应重点推进财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改革,配套的措施包括: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重点;下放权力,激活县级政府的发展潜力;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以事权确定财权;合理核定县级行政单位的机构设置等。

金融市场化、管理者权力与资本配置效率

以融资约束差异和代理成本理论为基础,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将宏观层面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和微观层面的公司管理者权力结合来研究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并没有使投资效率得到改善,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没有使管理者权力与投资效率关系得到显著改善,投资效率低下反而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研究成果为解读我国上市公司"高投资—低效率"现象、丰富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如何健全我国的财政分权体系——兼论土地财政的成因及其双刃效应

完善的财政分权安排体现在财权和事权的对称性以及责任执行机制的有效性方面。当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且地方政府的事权越来越大时,地方政府就会寻求税收之外的土地收入;同时,当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来保障事权的执行时,越来越庞大的土地收入就会被用于满足当政者个人偏好的相关领域。正因如此,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往往具有双刃性:一方面,它为扩大政府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它为政府的错误投资提供了可能,从而产生浪费式的经济增长。浪费式经济增长典型地体现在"形象工程"、"短命工程"、重复建设、投资失误以及职务消费等方面,并成为社会腐败的主要诱因。

匹配大国治理的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沿革、挑战及优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无论在事权、财权,还是转移支付等方面,与大国治理现代化的需求相比,都存在不相匹配的问题。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应基于外部性、信息对称及激励相容等原则,瞄向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其中,事权划分应更加精细,适当提高中央事权责任;财权划分应更加精确,在保持总体财力格局稳定的情况下健全地方财税体系;转移支付应更加精准,不断提高纵向转移支付的绩效,探索建立横向转移支付体系,促进不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不断优化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才能为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及其解决——以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为视点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是一个多方权力介入和博弈的过程。在涉及传统的司法管辖领域时,国家常常会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适当地限制法院的管辖权。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权与司法权存在一些冲突,处理冲突时应本着“司法最终裁判原则”。

我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探析

当前的县乡财政体制存在一系列问题:事权划分不清,支出责任模糊并倾向于向县乡政府推移,地方支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权高度集中等。研究表明:"省管县"和"强县扩权"有助于改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但只有与地方民主建设相结合,才能做到面向县乡居民的偏好和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关键在于:减少政府级次,细分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实施彻底的分税制,扩大基于财力均等化公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

财权事权匹配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与实证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下完善财政体制,推动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选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权事权的匹配程度对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在全样本数据下,当前财权事权的匹配程度对高质量发展和科技支出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但对经济增长和教育支出的影响方向则恰好相反,这一结论在低经济发展组中同样成立。在高经济发展组内,当前财权事权的匹配程度只对经济增长的负面阻滞效应表现显著。针对当前现状及实证结果,提出结合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根据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配置实体化联能部门;面对共同事权,廓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边界;推动事权划分方式规范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