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对流:汉代边疆文化风景

汉代边疆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空间,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除了物质交易、技术传播之外,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或许也可以称为“对流”,影响了“胡”“汉”双方的生活和艺术。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可以产生美感的文化存在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采缯”向西传布,西域的“采罽”东输,也满足了内地的消费需求。除“胡乐”影响中土艺术生活之外,中原“音乐”也传入胡地。一方面汉地女子以其包括美容方式的妆饰,通过“和亲”及其他跨民族情爱和婚姻关系沟通了不同民族的情感;另一方面,“胡粉”和西域“异香”也传入中原,美化了汉地社会生活。趋于共同的美学追求,使得民族关系亲近融合,成就了多彩的汉文化。

地名意象与古诗胡汉分界地带的书写模式——以“白登”为例

白登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郊,今又名马铺山。白登山一带是具有胡、汉界线性质的边缘地区,自然特征体现出农牧两种地区的过渡性;而从文献记录与遗迹、文物的形态来看,当地的区域文化兼有胡汉特色,一方面呈现汉化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又融汇了胡文化。由于汉高祖“白登之围”是历史上有关胡汉冲突与胡汉交融的重大事件,在后世多次作为典故入诗,“白登”也成为古代诗歌中边塞书写的一个重要地名意象。在文学书写与区域地理的双向互动中,“白登”已形成了一个代表边塞的文化符号。作为文化符号的“白登”,是一个“边塞想象”的集合体;但同时,它在胡汉关系中的意义也体现于其中。

胡汉交融背景下的“袴褶”服饰研究——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

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和实物、图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对"袴褶"的词源及所指之物、穿着普遍性、流行推广,以及在魏晋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资料主要为画像砖、陶俑、壁画等。发现颜师古所注"袴褶"并非《急就篇》中"袴褶"所指本义。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时局动荡下对胡服的被动接受、袴褶的实用性等方面。

多元民族文化影响下中国汉族传统服饰的演变

中国汉族传统服饰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北方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多元的民族文化为每一次服饰的演变提供了不同民族因素的资源和动力。汉民族对异族服饰文化的态度既有和平往来时期的主动接受,也有异族入侵时期的被动接受到逐渐吸收与融合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汉族人民根据本民族习俗和衣着习惯采撷外来服饰中的菁英部分,使传统服饰在造型、功能等方面融汇了多彩的异族因子,形成了多元性、胡汉交融的特色,这是一个由激烈碰撞、慢慢影响到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

秦汉量制与《九章算术》成书年代新探——基于文物考古材料的研究

论文考察了前人关于量制单位斛的使用不早于新莽的证据和论证,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个方面证明新莽以前就有斛的使用,同时也证明了一些被认为是新莽时代特有的数字表示法是早已有之的。论文还分析新莽容积(体积)计量系统的继承与变化;证明《九章算术》反映了时代更早的容积(体积)系统的特征,它很可能是斛取代石的过程中之重要一环,而新莽铜嘉量的颁行则是这一过程中的里程碑,但并非终曲。论文证明《九章算术》中石和斛分工、分别表示重量和体积(容积)很可能是耿寿昌所为,这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最后成书于耿寿昌的记载提供了新的证据。

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

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是汉代胡人图像的代表,大多为尺寸较大的圆雕。从考古发现看,这类石像频现于鲁中南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跽坐式";一类是"四面式";一类是"草原式"。跽坐式胡人石像继承了商周以来的跽坐式仙人图像模式,代表了汉代人心中来自西方、沟通仙界和人间的使者,并以其巨大体量逐渐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四面胡人石像则可能代表了传播佛教的贵霜人携带来的印度教梵天的形象,反映了汉代外来神祇同本土信仰的糅合。草原风格石像代表了汉人在石质陵墓设计中对草原风格的吸收,也反映了草原文化在汉帝国内部的影响。山东地区的汉代胡人石像揭示了汉代艺术形成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汉民族在信仰中主动改造外来风物之路,另一条是外来艺术在汉帝国境内传播过程中的误解、传讹之路。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汉赋与丝路文化:汉赋胡人书写及其意义

在汉代丝路文化的影响下,汉赋中的胡人书写逐渐从模糊性、轮廓化的侧面描写转向细腻、真实的正面描写。总体来看,汉代赋家具有将胡人矮化、妖魔化的创作用意。这既体现了汉代赋家具有汉帝国为中心的叙事话语立场,也体现了他们具有"非我族类"的异类书写观念和"百鸟朝凤"式的意义场域建构意识。

“丝绸之路”开拓与“胡文化”的输入

就对人类文明交流的贡献而言,无论怎样评价"丝绸之路"所起的巨大作用都不显得过分。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在促进西域各民族进步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陆路到海上,四通八达的道路和从四面八方蜂拥而入的新奇的思想、新奇的艺术、新奇的物产,造就了一个空前开放、空前强盛的大唐王朝,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中亚的主人"。

从胡文化“汉化”看生态环境的迁移对文化转型的影响

不同文化特质的形成 ,除受政治经济影响外 ,还受特定生态环境的制约。胡汉两大文化体系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与此相应 ,文化的发展一旦脱离了与自身相适应的环境 ,就势必要出现势能上的劣势 。

汉魏两晋南北朝胡汉饮食文化交流述论

汉魏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表现在饮食方面,胡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便十分频繁。其原因当与张骞凿空西域、夷夏观的演变以及胡汉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等不无关系。胡汉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体现出双向性、层次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农牧交汇、胡汉交融:鄂尔多斯高原凤凰山汉墓壁画再分析

本文运用历年来最新研究成果汇总、描述了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凤凰山汉墓壁画的形制、随葬品和壁画概况。深入分析了壁画所具有的题材内容涵盖天地、包罗万象,布局严谨有序、构图充满张力、气势,线条的流动飞扬和色彩的丰富热烈等绘画艺术特点。通过将鄂尔多斯高原的汉代历史与凤凰山汉墓的生动壁画内容结合起来分析,透析出壁画所反映的鄂尔多斯高原上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发展状况、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交汇产生的宜农宜牧经济形态、南匈奴与汉族交往融合的社会民族状况等基本历史史实和社会发展特点,凸显了凤凰山汉墓壁画在鄂尔多斯高原乃至中国北方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

试论北京文化的嬗变与社区文化的形成发展

北京文化史可分为燕文化、幽州文化和京师文化三个不同的时期。其文化可分别概括为地域文化、特区文化和社区文化。燕文化的特征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混合体 ;幽州文化的特征是“胡汉兼融” ;京师文化的特征是多元性 ,多元文化在兼融、混溶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京师文化。京师文化具有集大成性 ,来自全国各地又影响全国各地。在上述文化形成的过程中 ,政治因素的制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冲突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混乱和黑暗与它思想上的自由和解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战争的带动下,弱势的胡文化与强势的汉文化之问产生了剧烈的交流、碰撞和整合。胡汉文化冲突不仅大大的提高了胡文化的水平,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北魏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其对隋唐文学的影响

随着拓拔氏集团汉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北魏文化呈现出质朴刚健、苍凉慷慨的特点,展现出佛教文化影响的深刻痕迹,同时,它又对隋唐文学起到了规制的作用。

和羹之美在合异——胡汉交融的文化价值及当代启示

中华文明以其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质绵延五千年,铸就了大唐盛世的世界文化身份。唐代社会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开放格局将西域文化及其汇流的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融入自己的血肉,为中原文化引入了强健气息、补充了极端之美、拓展了生活空间,从而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最高荣誉,创造了世界文化的最高坐标。作为盛唐气象典型文化代表的诗歌,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汇的诗性与美学注解,对我们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和倡导多元文化交流,为中华文明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提供了历史注脚,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破解人类社会的发展瓶颈具有当代启示。

魏晋南北朝首服“风帽”考释

“风帽”,是戴在头上能抵挡风寒的帽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时代特色的首服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笔者尝试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对有关魏晋南北朝首服“风帽”有关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分析风帽的形制与演变发展,发现处于北朝孝文帝服制改革这一大背景下,在深入汉化和多民族共生的政策下,作为胡服系统的风帽没有被禁止,反而更加普遍流行。“风帽”是拓跋民族的历史印记,诠释着一代帝都尘封已久的繁华,更彰显了华夏文明的宽博与活力。

唐朝胡汉互动与交融的三条线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

选择唐朝语境下是云偘、贺拔亮家族自北而南的转迁,吐谷浑王族自西向东进入朝廷辖内的变化,粟特人东迁内地的辗转反复这三条线索,以个案为例,该文论述了这些外来者步入汉地后其族属文化与认同发生的转型。高车族属的是云偘、贺拔亮家族将自身命运寄托拓跋政权之后,随其南下以仕职朝廷而“飞黄腾达”,又与汉地士族联姻改变了旧属文化。因吐蕃东向扩张亡国的吐谷浑王族投向唐廷后,以外族王属身份被纳入唐廷的北部防务系统,又在朝官的替换中改变了族属文化。那些群居或个体活动的粟特人及后裔,其族性文化认同因与特定地域社会的结合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然而无论多么复杂和多变,外来者的族属文化受唐朝国家的主宰和支配,应是这种关系的本质展现。

胡汉乐舞文化交流中汉代舞蹈的新变

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跨时空的文化交流中,胡汉乐舞文化曾以"输入""输出""中转""回授""同化""变异"等方式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其间,胡乐舞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对汉以前舞蹈传统形态之"稳定态"产生了冲击,促生了汉代舞蹈的新变,具体表现在舞服样式、表演关系、舞蹈动作姿态以及审美追求等方面。胡汉乐舞文化的交流不仅为汉代舞蹈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更为后世舞蹈的发展特别是中外乐舞文化的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原、南方地区矩形动物纹牌饰初论

形制多样的动物纹牌饰是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特色装饰品。中原、南方地区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矩形动物纹牌饰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艺术风格。本文对矩形动物纹牌饰进行类型学分析,概括出其发展阶段和主要特征,并结合相关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对牌饰的制作地以及其所反映出的一些历史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西安和广州2个地区是矩形动物纹牌饰的2个制作中心。战国时期秦国的统一战争以及西汉时期胡汉关系和猎奇、好胡之风是导致战国西汉时期矩形动物纹牌饰在中原、南方地区盛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