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机制下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应用型人才标准化培养模式研究

数字媒体艺术行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在产教融合机制下,标准化培养模式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此,本文以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产教融合机制下,如何构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应用型人才标准化培养模式。通过对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应用型人才标准化培养模式的探讨,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基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高校经管类新文科建设探索研究——依据CiteSpace与文献述评的分析

新文科建设以培养高质量新文科人才为立脚点,而经管类新文科人才的培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描绘了高校经管类新文科建设改革研究的概况,并辅以文献述评的方式进行归纳总结,发现经管类新文科建设研究的热点聚焦课程思政、学科的交叉融合及教学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而翻转课堂作为创新教学模式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经管类课程思政以及教学与人才培养方面体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所以,高校经管类新文科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从创新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模式入手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的生产性——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

在解构或重构一切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可能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一。他对唯物主义批评范畴的界定,对各范畴之间、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和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述无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释了文本的生成动因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既反对把文本视为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反对把作者视为“创造者”的灵感说。这对我们重审文学与世界、文学批评中艺术与语境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有利于我们反思文艺场域理论脱离实际和对文学文本简单历史化两种极端倾向。

新文科之何为新、新在哪、如何新——知识生产模式3的视角

新文科的有效推进需要在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回答3个关键问题:何为新、新在哪、如何新。从知识生产模式3的视角来看,新文科之“新”并非全新之新,而是创新之新。新文科之“新”主要体现在内容之新、主体之新、境遇之新、目标之新等4个方面,需要搭建多维聚合集群,在融合与守正的平衡中建立起具有中国学派特色与世界眼光的新文科。

感官动员、仪式生产与苏维埃文化实践——苏区文艺的文化透视

苏区文艺是一种独特的革命文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苏区文艺的发生不只是一种革命的美学现象,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苏区,文艺与革命呈现出最直接和最现实的联系,文艺与革命“化合”为一体,文艺成为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苏区文艺是革命最直接的感官动员方式、最现实的仪式生产媒介和最生动的文化实践形式。革命者以文艺为媒,组织政治集会和革命庆典,制造火热的革命场面和感性的革命“现实”。苏区文艺的本质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且是苏区军民组织化的生活形式。

整体性思路: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论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话语模式的嬗变

文艺大众化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思潮中的主流观念,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纵观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历程,其言说的主导话语模式可以概括为五四“启蒙话语”、20世纪30年代“大众话语”以及两个《讲话》确立的“人民话语”三种。这三种话语模式在嬗变过程中经历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置换和调整,话语模式变迁的背后其实是文艺本体论与功用论之间的对峙和交锋。20世纪以来的文艺大众化既是政治革命大环境下的产物,又是“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美学原则相互冲突、不断调适,并走向平衡的一个过程。可以说,20世纪以来文艺大众化话语模式的嬗变正是政治与美学双重变奏的过程。

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

混合式教学模式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数字化和信息化教学,成为未来教学发展趋势,尤其是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将这种教学模式推向新阶段。针对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存在的问题,提出“课前、课中、课后”等环节改革策略,以期在保留传统教学模式优点的基础上探索创新,适应新文科“战略性、创新性、融合性、发展性”的特点,实现丰富学习资源、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复合型文科人才的目标。

瑞安跨媒介叙事的意义生产问题探讨

玛丽-劳尔·瑞安在《跨媒介叙事》中讨论了数字媒介的独特属性对叙事产生的影响,这一讨论首先基于她对叙事作为一种心理表征的界定。而后在她对超文本、互动戏剧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一种在“作者(设计者)—文本(新媒介制品界面)—读者(用户或互动者)”基本关系下的“读者进入作品世界”的既有意义生产规定,这代表了一种旧有文艺生产范式对叙事性所提出的要求与标准。该文在当前新媒介文艺实践背景下,结合媒介文艺生产的规律,重新考察瑞安对超文本、互动戏剧的批评,继而提出一些数字媒介特性(如交互性)对叙事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由媒介本身的特性所直接导致,而是含有旧有文艺生产范式的构建结果。这意味着面对新媒介影响下的新叙事问题,还应当考虑新旧文艺意义生产方式更替的背景,结合新媒介文艺生产范式对叙事所提出的新要求,再综合地考量新媒介对叙事的影响。

论融入装置艺术手法的产品设计

尝试以全新的视角,从装置艺术与产品设计的契合点出发寻求突破,分析研究了两者的交叉点,并借鉴装置艺术的思维方式、创作方式、呈现方式来指导产品设计,努力去填补产品设计学科理论在此方面研究的空白。为产品设计创新提出了新的思路,对产品设计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数字媒介时代中国文艺生产的“知识/权力”构型

在数字媒介时代,新型传播媒介对传统媒介传播方式形成了一定冲击,文艺生产话语权被部分从精英阶层下放至大众阶层手中,话语权的变革,使文艺生产的要素、结构、功能等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并形成了"精英言说"、"大众言说"和"市场言说"等三种"知识/权力"构型,合理整合这三种"知识/权力"构型,有利于文艺生产的有序开展。

从创作到制作:网络新媒体视域下文学生产方式转型

以原创文学网站和自媒体为平台的网络文学活动催生了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在文学生产方式上实现从创作到制作的根本性转变:作家的写作重心从写"我"到为"分众"的审美趣味而写,以满足网络时代文学消费需要;在写作模式上,从适应类型化模式化写作到超越模式化,以抵御机器人写作带来的挑战;资本力量推动文学产业化,在文学体量上,要求从文学小作坊转变为大规模批量化文学生产,文学生产者用团队写作来替代个体知识累积所需要的时间资本。这些转变将推动文学范式的根本性转型,也将塑造一种新的文学生活:作家个性消解、"作者死了"或成为现实,文学的"灵韵"如何在转型中延续、保存,是新媒体革命中文学面临的新问题。

近年来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生产刍论

近年来,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迅猛产出,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组织、集体生产的建构特征,表现为一种高度自觉、反应迅速的整体化文艺出版实践行为,上升到了国家工程的高度。从各级作协的组织生产与实践导引、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实践、出版机构的主动策划与跟踪服务,到接受评价层面的价值激励与反向规约,参与集体生产的各方都在建构脱贫这一宏大叙事上达成共识,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形成了脱贫主题文艺叙事的热潮。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物的大量生产,既彰显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突出人民性、时代性的期待和导引,也见证着作家对乡村鲜活生动现实的观察、描摹与分析,以及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态的新变化新气象。

“艺工融合”理念下交互式磁流体科普产品设计

目的遵循“艺工融合”理念下的跨学科实践教学与设计创新思路,以磁流体科研成果为技术基础,进行科普产品磁流体演示仪创新设计实践,探索并验证“产学研创”一体化的跨学科创新设计方法。方法分析交互式磁流体科普产品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探索其设计创新路径。以需求与用户体验为导向构建创新设计方法,开展产品功能创新与交互设计。通过控制磁流体的磁致相变效应,完成对音乐旋律映射、语音交互映射和表情交互映射的互动演示设计,开发实现交互的实时模拟技术,形成全新的科普产品交互展示模式。结论挖掘了交互式磁流体科普产品创新设计要素与方法,有效验证了“艺工融合”理念下设计创新实践思路,实现理论学习、前沿设计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达到了综合性大学跨学科教学模式下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创新,也为未来类似教学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后马肖时代的“文人音乐”:宫廷文化中的视听艺术与音乐的“作品化”——以“香蒂利藏稿”(Chantilly 1047)为例

14世纪到15世纪之交既见证了西欧社会与制度开始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变局,也是音乐文化生活与创作观念面临巨大变革的时代。阿维尼翁教廷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宫廷文艺中心,与被称为“微妙艺术”的多声部音乐风格相得益彰,铸就了中世纪音乐文化最后的辉煌。文章试图从阿维尼翁音乐家关系密切的“香蒂利藏稿”的写本形态和乐曲内容的观察着手,结合君主宫廷体制对教士音乐家的“文人化”的影响,对于附丽于具有书面文学选本性质的手抄小集的微妙艺术的歌诗作品基于特定接受环境的形式特征加以分析,进而窥探作为一种文化机制的“音乐作品”在欧洲音乐史上生成的微观过程。

马克思艺术生产论视野中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针对当今中国文艺学界盛行的质疑、否定甚至批判科学技术的思潮,笔者认为应该回到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中去,在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下探讨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这一视角可以将我们引导到对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辩证关系的深入探讨中,这一辩证关系是探讨现代科技与文学艺术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视角也有利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以及它们在艺术生产中的具体体现技术、技巧、手段、方法等凸显出来,使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关注。通过这样的探讨,我们得出马克思对现代科技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较为辩证的看法:现代科技和文学艺术可能在局部上、短期内、表面上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冲突,但是在长远上、整体上、根本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存在着统一、和谐、共生的一面,而且这在文学艺术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相应地,现代科技也对文学艺术主要地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并且推动这一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实现当今中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建构主义”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

陶东风旨在“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知识生产显然带有“解构主义”的色彩,不过它并非“只解构不建构”,而是在消解“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同时努力重建一种以“对话主义”为运思路向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这种运思路向挣脱了“虚无主义”的网罡,跳出了“实体形而上学”的藩篱,但当陶东风选取关系性、利害性的知识社会学与罗蒂式的实用主义作为其理论重建的基本工具时,却无可逃避地陷入了价值相对论的迷误。

“互联网+”背景下文艺生产方式变革与当代国际文化贸易发展

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文艺生产方式历经变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达到历史新水平。而在互联网时代,文艺生产方式处于变革的新环境和新高度,文艺实践矛盾获得化解的新路径,文艺活动时空呈现拓展的新境界。"互联网+"则对当今世界文化贸易格局变化、国际文化贸易模式的变革、国际文化贸易结构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国际文化贸易所涉文化安全与贸易监管提出挑战。未来推进我国国际文化贸易,要抓住契机,推动世界文化贸易格局朝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夯实基础,促进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结构优化及均衡发展;重视安全,提升我国文化贸易监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顺应规律,推动我国国际文化贸易利益群体和人才队伍的壮大。

经济困境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缘起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文艺界内部去探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却鲜有关注经济问题对会议源起的影响。事实上,从经济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延安文艺界矛盾的根源。延安经济落后,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如此,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文艺政策的制定。如何解决文艺工作者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无所作为的尴尬地位;如何发挥文艺的功用,去缓和政府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了延安领导人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生产传播机制中的译者群体与人文精神——王明杰先生访谈录

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发行了半个世纪,曾是我国重要的文学外宣窗口。刊物在选稿、翻译与出版的传播机制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文学》的办刊特色与服务宗旨。围绕以上问题,接受采访的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学》原副总编辑王明杰先生就杂志社的运作模式、译者群体等做了详细介绍,这对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外译及传播具有建设性意义。

当前网络影视的新实践与新美学

网络影视是当前实践丰富、活力充沛的网络文艺的典型表现形态。在当代文艺发展的总体格局和"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基于互联网这一"全能语言"媒介所具有的"修辞性"特质及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网络影视创作生产因"艺术生产方式"的嬗变而呈现出新的特征、新的经验和新的规律。借助经合理修订而搭建的"‘五要素’解释范型",艺术研究可以分析和把握其间一系列的范式新变,甚至可以进一步观测网络文艺乃至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美学特征和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