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益诉讼立法的三大难题

自2012年被以专门条款形式写入民事诉讼法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开始踟蹰前行,直到检察机关全面介入公益诉讼并发挥起主导作用,公益诉讼才蓬勃发展起来,不仅将范围拓展到14个领域,而且年办案量已近20万件。当前,制度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公益诉讼向纵深推进的最大障碍,因此为其单独立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共识颇多,但犹有立法的路径、名实、平衡三大难题亟待解决。

论环境侵权群体性诉讼处理机制的完善

由于环境侵权纠纷中受侵害对象的不特定及涉及人数众多的特点,环境侵权纠纷容易形成群体性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是专门处理群体诉讼的一种诉讼程序,对解决群体性纠纷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该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法院对其相对拒斥的态度,导致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遭受到冷落。因此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并在群体诉讼处理机制中进行团体诉讼、示范诉讼及建立联动机制的探索,对及时妥善解决群体性诉讼案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中美刑事庭审程序比较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更是一个走向程序的时代。重估程序的价值、注重程序制度的构建,已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一大显性表征。在“重实体、轻程序”之传统积习甚深的当代中国,也开始高度重视法律程序制度的建构,“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导向之一。通过对中美两国审判制度的比较,诠释“程序正义”的内涵和精髓。期待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能够彰显程序正义之精神。

强制调解模式研究

通过搭建"强制调解的主导者"和"强制调解的适用阶段"两个维度所形成的框架,可以对强制调解进行类型化分析并提炼出四种模式。一国或地区选择何种强制调解模式,要受到程序正义理念、传统法律程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我国实际,未来有必要引入司法性诉前强制调解模式,实现从程序保障提高、调解人适格和制裁措施到位三方面确保诉前强制调解优势的发挥,同时有必要对我国原有的司法性诉中强制调解模式进行改造,实现调解者与审判者身份的分离和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时空的分离,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法官动态裁量调解启动的权力以及启动调解时应当考虑的基准。

证据契约制度与我国的适用环境

证据契约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缔结的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属于纯粹的诉讼行为。由于我国公民权利观念淡薄与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模式,我国尚不具备建立证据契约制度的条件。但“和为贵”的传统思想与法官职权探知仍对建立证据契约制度有利。

虚假诉讼的模型化识别及防范治理——基于诉讼结构的视角

民事诉讼领域里虚假诉讼所涉及的诉讼结构主体,包括原被告、审判方以及关联方:监督方、律师、受害第三者。虚假诉讼原告的直接目的是取得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或调解书,最终目的是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虚假诉讼标的基本表现为财产权纠纷;虚假诉讼缺乏真实意义上的诉讼理由。虚假诉讼内涵的七大识别点,显露于构筑其模型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防范与治理虚假诉讼,要通过立法与制度,规范诉讼主体、审判方和律师,加强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的监督,健全对受害第三者的救济。

我国家暴虐童追诉限缩的批判性反思

告诉才处理案件在我国采取"绝对自诉主义",在程序上尽管可以避免公权力对家庭的不当干预,但受虐儿童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长此以往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犯罪,而案件最终需要通过公诉途径解决。《刑法修正案(九)》就虐待被监护、看护人,新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并对第260条虐待罪第3款"告诉才处理"进行了限缩。但受传统政治哲学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司法实践中限缩的告诉才处理,在诉讼启动的裁决上难以衡量。而家暴虐童行为追诉方式的公诉化,不仅是对寻求不同代际之间正义的积极回应,还是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必然要求。此外,应综合考量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能否有效衔接,从而使得修法的预期效益最大化。

论我国不应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本文从我国缺乏设立辩诉交易的制度环境、辩诉交易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冲突和辩诉交易制度的应用所造成的问题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不应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法院数字档案领域模型设计

由于法院数字档案的信息化尚没有比较具体的国家标准,导致目前市场上的法院档案数字化软件各行其是,软件设计千差万别。在数年开发法院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采用rationalrose软件设计出法院诉讼档案的领域模型,为法院数字档案的开发提供支持。

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基本模式探讨

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大致形成了代理申诉、参与化解和第三方参与化解三种模式。代理申诉模式是对不服司法机关处理决定的申诉由符合特定条件的律师代为进行的模式;参与化解模式是符合特定条件的律师及其他人员受政法机关的聘请,以法律顾问或者辅助人员身份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模式;第三方参与化解模式是由具备特定条件的人员组成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模式。它们既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不足。比较而言,律师代理申诉模式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应成为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的基本模式。

法律倾向性和诉讼行为的博弈研究

1996年,美国国会修改了关于经纪人诈骗的有关法律。其修改的有关条款对被告,即经纪人明显有利。让人惊奇的是,此类诉讼的数目在下降了一段时间以后显著增加。

实现担保物权程序之立法论研究

诉讼裁判模式、非讼裁判模式、直接申请强制执行模式,各有优势和弊端。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将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纳入到特殊程序之中,就此学界基本持赞同态度。但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立法模式之选择除立足国情,考量效率和公正两种不同的价值外,尚需考虑担保物权登记凭证基于国家公权力所具有的特殊效力,即具有转化为执行力的内在禀赋。此外,社会存在决定法律制度,我们尚需反向考察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的实际运作效果,并基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担保物权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中恰当定位。

诉讼契约合理性之多元分析

诉讼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以直接或间接发生诉讼法上效果为目的的合意。诉讼契约的合理性是多元的,具体包括诉讼契约的程序主体论分析;诉讼契约的意思自治论分析;诉讼契约的正义论分析等。

论民事诉讼中的认证

民事诉讼认证制度的目的就在于保障法官公平、公正地运用证据发现案件事实,防止法官在认证上的恣意与专横。我国民事诉讼认证制度应借鉴国外认证制度的有益做法,运用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选择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相结合的认证模式,建立完备的认证规则体系及明确界定认证的主体和范围。

诉讼诈骗行为立法断想

将诉讼诈骗行为单独设罪符合国内外诈骗罪的立法模式,符合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和刑法谦抑性等原则的要求。在刑法分则体系的具体安排上,应该根据它所侵害的主要客体来确定。在个罪具体内容设想方面,罪名宜采用"诉讼诈骗罪",罪状与法定刑的设计则可以参照现行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相关规定。

隧道断层开挖引起的地下水系统变化分析(英文)

在岩层中开挖隧道时以及开挖后,地下水会倒灌进隧道中。利用SEEP/W程序,对倒灌进隧道的地下水的水量及水位变化进行了二维有限元分析。研究对象是位于韩国Gyeongnam市Cheonseong山区的Wonhyo隧道,隧道模型范围内既有湿地,也有断裂带,选取了隧道沿途的4个典型区域进行研究。通过DFN模型计算了岩层中的导水率的各向异性度,再将各项异性度数据输入连续性模型。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利特性所造成的不确定性,文中进行了参数分析。此外,为了反映某一介质在饱和和非饱和条件下对水的储存和运输能力,模型中还引入了体积含水量和水利传导性。

再论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缘起于国家对刑事诉讼的不当干预,要禁止刑讯逼供就应当规范控辩双方权力(利)行使的程序。对于控方主要从规范讯问时间、讯问地点、讯问规则等方面减少其权力行使的任意空间,对于辩方则应尽量减少其权利行使的障碍,此外,立法上的完善也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