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ortant Guarantee for Judicial Justice——Huang Jin on Improving Judicial Protection for Human Rights

The Decision on Certain Issues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which was endorsed by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dvocates improving judicial protection for human rights, mak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ne of the practical measures for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and ensuring human rights, and making improvement of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Prof. Huang Jin, president of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was interviewed by the journal.

轻罪时代刑事司法柔性治理

轻罪时代,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与我国当前犯罪态势逐渐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犯罪逐渐从以偏重事后惩罚威慑向注重事前预防、多方协同、深化诉源精准治理、多措并举的“治罪”与“治理”相结合的标本兼治观念转变。“依法有效治理犯罪与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是我国刑事司法治理的核心任务,实践中通过贯彻“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社区矫正”等制度,展现了犯罪治理的新思维与新作为,但也存在一些与刑事司法柔性治理要求相抵牾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与准确把握大量轻罪入刑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衡平问题,刑事司法就须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犯罪治理的根本价值遵循,并将“宽缓、审慎、谦抑”理念贯穿于犯罪治理的全过程。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适度能动”之气候司法研究:域外实践与实现路径

气候司法是我国气候应对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对气候立法、气候行政行“能动纠偏”之用。我国气候司法从被动、弱能动,当前呈现“强能动司法”的发展趋势,但司法政策和理论研究都对气候司法提出了“适度能动”的要求。本文意欲厘清中国语境下“适度能动”气候司法之实现路径。通过对中外气候能动司法实践与理论展开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相较域外“造法型”气候能动司法,以“服务保障”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回应型”气候能动司法有着更广泛的“社会控制”意义,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挥司法的气候治理作用。但中国能动司法不可跳脱出其宪法定位,不可代位甚至超越行政权和最高权力机关之立法权。气候司法于气候立法“补位而非代位”,于气候执法“辅助监督而非代位干涉”。中国“适度能动”回应型气候司法有“气候规制监督”“气候损害救济”“气候刑事惩戒”和“气候政策保障”四条实现路径,故此应强化检察机关气候法律监督职能,探索公益诉讼预防性功能,拓展“大环资审判”格局;减少公民个人承担气候刑事法律责任的情形;避免“绿色原则”之滥用,限制预防性检察行政诉讼的提起范围,审慎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高质量进口、工业智能化与碳效率——基于调节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减排目标实现任重道远,研究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工业智能化推进能否有效提升碳效率对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贸易国别异质性基础,选取各省主要进口来源国的进口产品技术属性作为高质量进口代理,并从基础投入、生产应用和竞争力与效益三层面测度中国30个省份工业智能化水平,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高质量进口对碳效率的影响。并将工业智能化作为调节变量纳入二者研究框架,尝试解构高质量进口对碳排放的外部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高质量进口和工业智能化均能够显著提升碳效率,工业智能化正向调节高质量进口与碳效率二者间的关系,区域间调节作用相差较小。而且高质量进口对碳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高质量进口对碳效率的提升不显著,中部地区的碳效率提升效果大于西部地区。

司法解决行政争议中实质性标准的廓清

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理念下,能动司法不意味着司法万能。司法实践对实质性的判断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通过合理性审查消灭不确定法律状态,基于保障权益和节约资源而变通诉讼程序,进入审判外协商调解与府院合作的解纷渠道。一方面,法院将确权判决、原告撤诉、诉讼程序不重启、协商调解等可视化结果视为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另一方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在多数裁判文书中仅作为宣誓性表达。这造成实质性的形式化,泛化实质性标准,产生司法能动与谦抑、程序与实体、尊重当事人意志与司法介入之间的价值冲突。我国司法正义观介于纯粹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追求解纷效率的同时,需避免司法负担过重或肆意逸脱至审判外渠道。鉴于此,司法解决行政争议中实质性标准应受限于司法实体裁判能力,理性识别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且不可将协商调解与府院合作等同于实质性的达成。

亚里士多德基于“应得”的分配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维护城邦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城邦公民幸福的手段。正义既是一种个人的善,也是一种城邦的善。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普遍性的正义,另一方面是具体性的正义。其中,具体性正义又根据调节对象与分配依据的不同而被划分为分配正义、回报正义与矫正正义三种形式。分配正义集中体现为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重视以及对城邦正义体制的安排,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分配正义注重通过对人们内在性美德、品质进行评价与划分,实现对于“基本善品”的合理分配,即通过对美德的培养实现对城邦整体公共产品的分配。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是一种基于“应得”的分配、结合按数量分配的折中式分配正义观,不仅注重对城邦公民品质德性的培养,也注重政府发挥基本性调节作用,这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完善分配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互动公平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与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近些年,由于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员工幸福感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论文从互动公平这一特定的组织公平概念出发,以公平理论为主体,并结合自我决定理论,从心理授权的视角既分析了互动公平影响员工幸福感的内在机制,又探讨了权力距离对整个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通过对国内一家制造业企业的199名员工多时点匹配问卷的调查,结果表明:互动公平与员工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心理授权中介了互动公平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权力距离不仅负向调节了互动公平与心理授权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负向调节了互动公平—心理授权—员工幸福感这一中介机制。本研究的发现有利于充分了解互动公平影响员工幸福感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同时能为管理实践提供更好的指导,有效地提高员工幸福感。

沟通开放氛围下领导-成员交换和组织公平感的关系研究

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领导-成员交换、组织公平感和组织沟通开放性三者间的关系,再次证实在现代组织中不同成员和领导的交换质量是不一样的,普遍存在"圈内"和"圈外"现象。结果表明,提高组织公平感是减小低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不良影响的重要手段之一;增强组织沟通开放程度能够增强员工的组织公平,减弱由于领导成员的关系质量不佳对组织公平的不利影响。

程序公正作用机制中的调节变量

程序公正是指用于决定分配的过程是否公正。回顾近年来程序公正作用机制的相关理论以及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程序公正的效果起调节作用的主要有四类因素,分别为情景因素、个体特征因素、分配结果因素以及领导者因素。今后该主题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发言权效应的跨文化验证、探索本土化程序公正原则、进一步考察情景变量的调节效应、加强领导者因素的研究、结合分配公正进行研究,并应加强程序公正的应用性研究。

道德领导的影响过程分析:一个社会交换的视角

通过问卷调查北京地区的280名员工,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框架,从领导-员工二元关系的角度研究道德领导的影响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道德领导对员工的工作态度与工作结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LMX在道德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公平在道德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环境伦理学的原生态适度包装设计

包装设计这个在主客体之间广泛联系着人与自然的创造性活动被重点关注,设计师群体也面临着伦理道德的再思考。以此为鉴,适时提出"原生态适度包装"的全新概念,从"原生态适度包装"的形式、材料、文化及消费心理入手,深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环境道德,将设计的终极价值上升到关系生态正义的环境伦理层,致力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本土化环境伦理发展特色的包装设计之路。

自我不确定感对程序公正效应的调节作用:回顾与展望

自我不确定感是指个体怀疑"自我",并且对其看法不稳定而产生的内隐与外显的主观感受及反应。其研究方法主要有自我报告法与情境实验法。自DeCremer和Sedikides首先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自我不确定感对程序公正效应的调节作用后,研究者们通过将自我不确定感分解为情绪自我不确定、地位不确定和归属不确定以及探讨程序公正认知机制,不断扩展了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通过自我不确定感调节效应的本土化研究,自我不确定感特质与情境成分交互作用的探讨,自我不确定感与自我肯定、信息不确定感等相关变量的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化此领域的研究。

农牧交错区植被特征及多样性对干扰的响应研究

对不同干扰梯度下的植被特征、土壤含水量、重要值和多样性等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干扰程度的加大,多年生植物的种类不断减少,植物适口性以中度干扰为最高;植被的盖度、高度及密度均是中度干扰>重度干扰>轻度干扰,生物量调查结果是重度干扰>中度干扰>轻度干扰;中度干扰和重度干扰的主要优势种重要值分布相对均匀,而轻度干扰下只是极少数几个物种有较高的重要值;多样性结果显示:中度干扰>轻度干扰>重度干扰,表明进行围封的同时进行适当的放牧干扰,才更有利于研究区植被朝多样化方向发展。综合以上分析,中度干扰(半封育措施)显然是农牧交错区植被恢复的最好方式。

组织支持感与组织承诺——基于职业成长与组织公平的研究

本文以25个省份400名员工为样本,从员工感知角度评价组织支持对组织承诺的影响,并引入职业成长和组织公平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研究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直接对组织承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职业成长在组织支持感与组织承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深入研究显示,组织公平在组织支持感与职业成长及组织支持感与组织承诺之间均发挥调节效应,且在组织支持感与职业成长之间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对提高组织支持有效性、促进员工职业成长、维持员工内心公平有重要意义。

“中”字的文化阐释

从哲学上来看,"中"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无过无不及的中间状态,反映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就是"中道"(中庸之道),反映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则是"中庸",反映在佛教哲学思想中则是"中观"。世界几大哲学思想体系都强调通过中介的对立统一,而反对折中主义。从伦理学来看,中正、中允(公正、公平)之道是人们所崇尚的高尚道德,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以公正、公平的立场和态度来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从社会学来看,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中间层次人数最多,是需要妥善对待的社会阶层。在美学和文艺中,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辩证法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中国传统书法美学思想中的"中锋"范畴,更是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伦理型特质。

中重于正——中国传统正义思想的理论构建

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对正义的追求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正义思想的理论构建始于三代以来形成的以"执中"为核心的政治传统,其理论雏形便是《尚书》中提出的"王道"正义论思想。在此基础上,孔子及历代儒家正义思想的理论构建主要以为制度作合法性辩护和建立贤能政治模式为旨归,提出了基于仁爱原则的分配正义论,以"时中"为取向的实践正义论,以及以"行权"为补充的矫治正义论等三个理论层面,构建起了一种以"中重于正"思想为特点的"时中"正义论,它对当代正义论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基本问题研究——对相关传统话语的批判性考察

传统话语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存在不少误区,如对"宽严相济"的政策定位、基本内涵、与其他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就是如此。"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涵应当被理解为"宽严有度"、"区别对待"。对"宽严相济"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应当重新认识。

政治信任与中国公民选举参与的影响关系——基于参与意愿与社会公平感的分析

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关于二者之间影响机制和作用条件的研究仍相对缺乏。本研究将对政治信任与选举参与的影响关系中参与意愿的中介作用效应以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效应进行探讨。在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浙江、湖北、安徽、甘肃、陕西、广西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获得8635份中国公民的有效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参与意愿在政治信任对选举参与影响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政治信任通过参与意愿对选举参与的间接影响受到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即在高社会公平感知条件下,参与意愿对选举参与的正向作用得到增强。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政治信任促进选举参与的途径和条件。

创新是否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抵御美国的进口竞争

本文基于2012—2017年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并考察创新对美国的进口竞争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的进口渗透率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利润率具有抑制效应;创新对二者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可以有效减轻美国制造业的进口渗透率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利润率的负向影响;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创新都有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利润率的提升,但只有自主创新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抵御美国的进口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