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郭廷以与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

从人际交往来看,范文澜与郭廷以并无交集;但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历程来看,两人却多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此新兴史学领域的开拓者,不仅都撰有中国近代史通论性著作,引领学术风气,在学界影响深广;且分别在海峡两岸擘画创建近代史研究机构,推进资料建设,所建机构发展至今均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近代史研究重镇。两人兼具学术和事功,将之放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结合考察,比较审视,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史学与政治、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并为研究现代学术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党群关系的现代性境遇与超越之路

随着第三波现代化浪潮的兴盛,现代性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文化精神。党群关系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正遭遇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地方政府GDP主义的硬发展观造成民生虚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存在致使民心流失;多元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冲击引发民意散化。破解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亟需我们"回到党群关系",以准确把握困扰党群关系问题的症候,重新塑造和谐的党群关系,探寻党群关系的现代性超越之路。即立足执政党自身建设,以政党转型牵动党群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大力发展民生,以人民群众满意的发展成果夯实执政党的执政资源;牢牢把握思想领导权,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国家、市场、产权关系重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新解释

通过考察中外经济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可以构建一个国家、市场、产权互动式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内生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确立国家、市场、产权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及均衡结构,实现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在国家、市场、产权关系中,虽然三者的缺失都不利于经济发展,但两种情况不能等量齐观。只要通过适当调整,在国家有效发挥职能的基础上,释放出市场和私有产权的因素,就可能使经济获得持续增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转轨过程,也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发展过程,面临着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文化与意识形态转变等多重任务。要完成这一目标,关键是建立国家、市场与产权三者关系良性化的制度框架。

“跨文化相互作用”理论与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以罗梅君教授为首的中德关系史研究小组,一反传统的、以政治外交为重点的中德关系史编纂模式和现代化理论,提出了"跨文化相互作用"的新理论,并通过具体实践,把这一理论付诸运用,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跨文化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实践不仅颠覆了"欧洲中心论"在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中的霸权地位,也为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方法论工具和值得借鉴的范例。

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

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虽然记忆甚少,但仍有回顾的价值,更有述评的必要。本文从广西民族关系整体评估研究、广西古代民族关系研究、广西近现代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当代民族关系研究四个方面述评了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现状,认为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价值重大,但纵观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总体印象是作者队伍弱,学术成果少,学术水平低,与"国家样本"的实际价值极不匹配。因此,必须大大加强对广西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为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民族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有价值、有份量、有水平的学术成果,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广西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回溯与当下——兼论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与路径

民族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可以概括为曾经的辉煌与当下的尴尬。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是推动民族史学发展与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其研究的基本对象与路径是需要厘清和重视的问题之一。

近代日本对越南的史地研究——以《安南史研究》为中心

《安南史研究》是近代日本对越南史地研究最典型的代表作,它在比较中国、越南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大量参考了各国的研究成果资料。《安南史研究》梳理了越南同元、明两代的关系,它细致论证元、明征伐安南的行军路线,所设置行省与州县的渊源、位置,指出因气候环境不适、作战路线偏差、派遣将领失误和越南地方势力的顽强斗争而最终失败。然而,它刻意将重点放在陈、黎朝摆脱中国控制的历程,强调古代越南的独立性,疏略了元、明两朝对于越南经济、文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从撰写背景、论证对象、分析重点等可以看出,它迎合了二战期间日本的南进政策。

现代中国的克莱斯特研究

本文选择德国古典时代的重要作家克莱斯特在20世纪中国的接受情况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试图提供一条清晰可见的历史性轨迹,另一方面则希望能够借助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接受史研究,探讨接受史研究中,诸如本国接受史与外国接受史、影响史与接受史、学术研究史与文化传播史的区分维度。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邵循正

邵循正是20世纪我国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近代中外关系史是他最早得以成名的研究领域,也是他在建国后重点予以关注的领域。本文集中论述了他在这一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

1930年,在西康地区发生的"大白事件",并升级为"第三次康藏纠纷",是近代康藏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在这一历时久、涉及多、过程复杂的康藏纠纷事件的解决中,中央与地方各部门、政治势力、藏与西康、青海省政府等,均有所贡献,可以说,各方面的相互了解也在客观上得以加深,康藏、藏汉民族感情自然亦得到了强化,并对以后四川西部及周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 ,必须解决重规律轻现象的问题 ,要善于发现有意味的现象、提炼典型现象 ,以现象来复现历史原生态与呈示规律 ;必须在现代小说内部新旧之间的关系、现代小说与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学的联系。

近代法国对华经济述论

与其它几个主要殖民国家相比 ,近代法国对华经济贸易的份额明显少于英、美、日、俄等国 ,甚至逊于德国。这一现象是值得关注当今中法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人士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历史上法国对华经贸关系如何 ?

试论“否定主义文学史观”

"否定主义文学史观"强调文学性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穿越,呼唤文学史家回归到独特性而不是规律性;以"经典关系结构"代替文学的"文化时间结构",最终建立一种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这使其成为一种很有学术潜力的文学史观。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诠释

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两个十分显赫的关键词,也是与启蒙话语密切关联的实践路径。就启蒙本身而言,近现代中国有“弱势启蒙”和“强势启蒙”之分;就启蒙导引的现代性进程而言,又有“激进”与“保守”等理念之别。本文在百年启蒙历史的“骄嚣”中,梳理出了由两种基本路径组成但又由两种路径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谱系。

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同时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国际关系史。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尝试性地利用国际关系理论来阐释中国近现代史,如从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论解读近代中国挨打的原因;从大国崛起的理论和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理性地分析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等。通过融合不同学科的教学,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加深学生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理解。

“日本浪人”历史成因述略

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日本浪人"群体,是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思潮所孕育出来的"弃儿"。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他们影响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他们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从五四运动开始,他们倾向于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在日本大举侵华之前,他们彻底蜕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和马前卒。

秋瑾体育思想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研究秋瑾的体育思想。研究结论:秋瑾是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界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她提出了尚武军事化体育思想,倡导学校体育与军事训练结合方式,指出近代中国体育与军事训练结合的合理化;突破了女子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反对女子缠脚;提倡女子体育,突破女子参与体育的限制,扩大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内容,树立了身先士卒的风范。研究她的体育思想对完善体育思想体系以及相关的体育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今天的体育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与教学中有着"一套正统的"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1500年、1648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对这些作为内外参照物的正统基准时间进行质问,对基准时间被确立的方式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对基准时间进行修正,以便能够更好地反应宏观历史中的国际动态。第一部分对建构该学科自我认知的正统基准时间进行质疑。第二和第三部分讨论成为基准时间的资格与原因。我们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社会学研究途径)对基准时间进行了分类,并总结其标准。第四部分进而建构了一套可以拓宽学科理论与历史视野的修正后的基准时间。我们设计了一种基准时间评级的方式,并针对近期的候选者提出了一种获得基准时间资格的方法,从而对该学科的基本时间点进行批判性思考提供了更好的启发。一套修正后的基准时间能够帮助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动力转移到关注更为宽广的宏观历史动态上。

论顾颉刚的疑古史观对现代史学的贡献

顾颉刚的疑古史观是我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桥梁。它反对封建意识,运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它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历史辩证法运用于史学研究。疑古史观还体现了对史学主体意识和主客体关系的重视,为史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与作用研究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变化同其与德国政界、经济界的关系紧密联系。但当德中两国利益相矛盾时,德国顾问团明确选择了中方的立场与利益,这与德国顾问团的私人性质密切相关。这种性质使其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约束。中德两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德国顾问团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顾问团因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顾问团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顾问团也结束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