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建构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并暴露出诸多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克服传统法律文化的弊端,建构现代法治理念,对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刑法的两大基本理念及其意义

刑法是公法,维护秩序是其第一要义,也正因为它是公法,因而又必须警惕和提防它对公民的不当侵害。秩序的刑法维护受罪责原则、法治国家原则、人道主义原则的制约。秩序的有效性取决于刑法的惩罚和预防功能的现实成效,它并不在于刑法的严厉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刑法具有残缺性,是第二次规范,它本质上是保障法,因而它不可能也不应当全面干预社会生活,只是其他法律不足以抗制且选择刑法具有效果时的最后法律手段,其使用受刑法谦抑思想的制约,“抓大放小”应当是刑事政策的必然选择。这些观念应当成为中国刑法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念。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现代化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在经历了起伏跌宕之后,终于踏上通往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现代化,我认为应以观念的革命为先导,以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为中介,以理论体系框架的构筑为基础,才能够形成具有独立品格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实现刑事诉讼法学的现代化。

清末法制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清末法制改革是 2 0世纪中国法制史极其重要的一页。它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特征主要有 :初步树立了“变法图强”、“以法为治”的现代化法律观念 ;确立了立宪法、开议院、伸民权 ,建设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基本原则 ;建立了体系较为完备的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开创了司法制度和法律操作程序现代化的先河。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 2 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

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

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时代意识、理性、进步观念和反思精神,现代性运动的历史变革引起了经济法及其理念的勃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引起市场经济现代性的进一步嬗变,促使了经济法理念的张扬。在市场经济现代性追求和变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经济法治进程,就要以现代经济法理念为指导,培育民众,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法治信仰,奠定经济法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提高经济法律的运用水平,促进良好的经济法治秩序的形成。

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德法合治: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重塑

从世界范围而言,存在两种典型的国家治理路径:德治中心主义与法治中心主义。古代中国是德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近现代的西方是法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例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下,法治与德治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价值与目标方向上的内在一致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目标,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德性所在。法治中心主义、德治中心主义都不是完美的治理方式,德法合治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更为妥当的路径。

中国民法现代化历程中的三个误区

清末民初开始的中国民法现代化历程,在确立平等、自由、秩序等现代民法精神,构筑当代民法制度发展基本脉络的同时,尚存有一些遗憾与不足,以下三个历史误区更值得关注:民法现代化初期的民法价值理念,不恰当地追随了西方的“权利社会化”思潮;民法现代化历程始终未能摆脱国家本位主义的阴影;民法制度的创制过度突出了“制定法”地位与“法律移植”的作用。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这一百年的民法现代化历程之得失,以期重新展望、描绘更为美妙的民法现代化图景。

大学理念的传统、现代及规律探寻

大学发展需要理念的指引。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等经典大学理念对大学发展曾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典大学理念在现代发生着演进和变化,大学应认识并主动适应理念的新变化深入了解理念演进变化的规律,采取有效措施践行理念,从而成为真正的大学。

论现代政府依法行政的新理念

建设法制国家重在建设法治政府。依法治国重在依法行政。在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现代政府依法行政的理念正在发生从责任政府到法治政府、从公权力保护优先到私权利保护优先、从管理行政到服务行政、从隐蔽行政到公开行政、从实体优位行政到程序优位行政、从权利单一救济到综合救济等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我国的政府行政决策行为,影响着我国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处理。

体育人现代法治理念的法理解析

运用文献资料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体育运动和体育发展的特殊性角度,指出现代法治理念与现代体育发展的制度要相契合;从体育规则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和法律至上观念3个方面,对体育人的现代法治理念进行了现实问题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体育人现代法治理念作出了法理解析。

经济法起源的现代宪法基础

目前学界关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研究,要么是从部门法起源的一般规律,要么是从经济自由和垄断这一经济发展的悖论出发来论述的,并没有对经济法起源原因中的宪法基础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现代宪法所持有的对私权神圣观点的质疑和限制,以及使近代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制于社会公共福利的观点,为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基础性的作用;现代宪法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关于社会福利权的规定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基础。

法律文化的更新与近代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观念的变迁,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动因,但社会精英阶层观念的变迁只是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变的契机,其发展的路向决定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程度,而近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不能为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转换提供良性的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法律现代化的最终命运。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本主义刑法观

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刑法不是管控社会而是治理社会的手段。应转变刑法观,以人为本,树立人本主义刑法观。要正确认识犯罪,侧重刑法的价值理性,尊重和保护犯罪人的人权;透视复杂的人性,构造刑法理论;把握刑罚发展趋势,提倡人权防卫的刑罚理念。

法治视域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我国的大学制度历经政治化、行政化和法治化三种形态,现代大学制度呈现法治化形态。与法治建设一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路径上的相通性。中国法治实践正在描绘的一幅可能的法治图景是: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理念的凝练再到法治文化的型塑。这个法治图景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指引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因而也将从三个层面实现法治构造,即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以依法治校、以人为本、学术自由、主体平等为重点的现代大学理念建设,以理性文化和权利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文化建设。

对依法治校与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种理论追寻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首先表现在应秉承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以人为本和彰显民族特色的价值理念,要使得这些理念得以制度化就必须实施依法治校的方略;依法治校的实质内涵与灵魂是奉行法的统治,坚持一种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的大学治理方式;依法治校与现代大学制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贯通。

现代政府理念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

我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并带来一定危害,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重大障碍。为了适应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转变传统行政理念,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势在必行。新出台的行政许可法在许多方面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体现了新的现代政府理念。

论重塑审判公开原则的现代法理念

审判公开是司法审判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人类历史上闪烁着正义之光,它彻底抛弃旧有的愚昧、践踏人权、封建专制的秘密审判方式,发扬诉讼民主和增强社会监督,实现社会公正,增强人们对国家司法制度的信任度。文章拟追溯审判公开原则的历史发展轨迹,科学定义审判公开原则的含义,审视现阶段审判公开原则的实施情况,重塑审判公开原则的现代法理念。

现代性立场的困难——评加加林《早期希腊法律》

加加林坚持严格的法学立场,从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看待古希腊早期法律,不承认西方法律源头处曾有过“不成文法”。这样一来,加加林就无法解释法律的渊源问题,对西方法律思想的认识也就有失偏颇。按照古希腊法律的最初面貌,而非今天的立场,来研究思想史,也许才是解决这种困难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