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网络安全法治体系建设新探索

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既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为推进高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大国竞争与博弈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信息革命的历史机遇,完善网络安全立法,加快网络强国建设;注重制度建设与综合治理并重,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规范网络文明行为,提升网络文明素养;促进多元治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凝聚价值共识,强化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把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网络安全法治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和关键支撑要素。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研究

“三治合一”治理体系源自对乡村治理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与提升,囊括了自治系统、法治系统、德治系统等不同治理系统。乡村振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乡村层级的集中表现,是健全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关键支撑,是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乡村治理共同体是融合自治、法治、德治三要素的“三治合一”的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协同性和共享性的特质。《民法典》为乡村治理提供法律保障,《民法典》的绿色原则是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农民的合法权益。“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与运行机制包括:“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机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善治运行,“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创新。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构建完善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健全乡村社会治理的地方立法体系,建设法治乡村的质量评价评估体系。

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契机与路径

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既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实现5000年连续发展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体。中华法系是世界公认的五大法系之一,是法治文明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中华法系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和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要素化复兴是新时代中华法系复兴嬗变的方向,中华法系孕育了良法善治的多维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肇始于中华法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新时代的新中华法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具有强大韧性和适应性。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关键是破除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既不能用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来套解中国式现代化,也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来束缚今天的现代化实践,要努力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路径是:强化当代人复兴中华法系的文化使命与担当,建构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进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包容著称于世。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处理好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改革和转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良法善治彰显了中华民族建构法治秩序的理性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司法审判中具有价值引导功能,优秀传统礼仪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行为规范作用,建成法治国家则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价值目标。这就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在“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谱写中华文明新华章。

“1+X”证书制度实施背景下政法高职现代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随着国家的发展,职业技能证书越来越受到青睐。随着5G移动网络的普及,网络运维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1+X考证”在许多企业和学生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的5G移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行业的实际需求,必须进行教学改革。政法高职现代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如何运用“1+X”证书制度,促进政法高职现代通信技术专业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通往现代财政之路:制度变迁逻辑与政策选择

当代中国的财政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在系统梳理当代中国财政制度变迁过程,总结分析不同阶段财政制度主要特征的基础上,阐明了各种类型的财政制度在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利用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范式,从行为主体、基本动力、变迁模式和基本路径几个角度入手解读了当代中国财政制度的变迁机制。研究发现我国财政制度变迁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受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驱动,以强制性变迁模式为主,体现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兼备特征的渐进式变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不断深化财税领域改革,成绩斐然,同时也面临很多现实挑战。为了匹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建设、税制改革、支出管理、央地财政关系、预算管理、财政支撑能力等方面入手,将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向纵深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档案法治建设的进路设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赋予档案工作的重大使命。加快档案治理法治化进程,全面推进档案法治建设,是提升档案治理效能、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局,在厘清档案治理法治化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档案法治建设的发展现状,进而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档案法治建设的进路设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筑牢档案法治建设的政治基础;树立大治理理念,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档案立法;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档案法律体系;转变治理方式,积极发挥软法在档案治理中的作用;强化法治实施,提升档案法治化水平。新时代推进档案治理法治化,必须以高质量的档案法治供给保障高水平的档案治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中国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路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生态环境面临严重的问题。如何加强生态保护,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推动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完善生态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建立生态治理监督问责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是推进中国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路径。首先,生态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应制定合理的生态完善生态标准和规范,完善生态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生态法律的监督,加强生态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其次,生态治理监督问责机制应完善生态治理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完善生态信息公开和民意表达机制,严格生态处罚机制;最后,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应发挥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和社会监督等多种力量的作用,推动社会各界参与生态治理,加大对生态建设的投资,不断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中国近代警政的滥觞——以清末警察立法梳理为脉络

近代警察制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晚清时期,随着政府试图重整政治经济、改良传统统治方式以及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警察制度开始萌芽。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仿照西方模式创建了近代警察组织,并着手制定相关法律,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警察立法的先河。警政律法在此过程中逐渐起着协调朝野与列强关系及安定社会秩序的磨合和缓冲作用。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民众困苦,加之传统封建制度的固有弊端,警察制度未完全建立,清政府对警察的作用和定位仍处于试探阶段。此外,全国城乡的治安管理仍主要依赖宗法和保甲等地方自治组织,各自为政,难以建立全国统一的警察组织,更未形成以警察基本法为核心的警察律法体系。

从上海地方法院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法制近代化(1927-1937年)

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是近代上海区域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该院在江苏上海地方审判厅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作为法制近代化产物的新式法院,不仅没有获得系统性制度和资源的支撑,反而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郑杨案”的发生更是使得法院一度陷入困境。沈锡庆接任院长后,面临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行政事务繁杂和涉外案件众多的艰难处境,通过其积极努力一一作出了应对。上海的特殊地位常引来中外各方势力在此博弈。上海特别市建立后,更出现与江苏省的省市之争,使得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身处夹缝之中,处境日囧。然而在有限的空间中,其仍实现了华界法制的全面近代化并协助收回了租界法权。

法律顾问制度在现代医院管理中的应用与思考

医院法律顾问制度是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在法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已逐渐成为现代医院建立健全自身运行风险防控与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院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更是坚持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推进医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文章从医院、法律顾问、制度执行和相关配套机制建设等角度探析法律顾问制度在医院的推行情况,认为法律顾问制度能在医院发展中提供专业、长效的法律保障服务,促使医院依法管理和依法行医的能力与水平逐步提升,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行业风险,减少经济损失。与此同时,由于制度执行力有待加强、医院职工法律意识薄弱、医疗行业的法务工作专业综合性强、制度的组织领导及其相关配套机制未完善等问题,法律顾问制度的优势作用在现代医院发展中还未充分发挥。因此,在下一步的制度推行中,应从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法治服务、人才培养与激励、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与工作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改善。

依法治校——构建现代学校治理体系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校作为现代学校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是推进教育法治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文章从依法治校的内涵出发,分析了当前学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依法治校的必要性,探讨了依法治校在构建现代学校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推进依法治校的具体路径和措施。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下大学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为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以制度建设助推高等教育现代化,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分别从法律权利、道德权利和习俗权利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我国大学权利保障问题。提出的破解策略为:需要明确新时代大学的“王牌”权利,以保障大学自治权;进一步明晰权利与权力、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准确把握现代大学权利的实质;通过大学章程建设推动建立宪法选择规则,提升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档案学与图书情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研究热点比较和借鉴

本文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全局出发,对目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档案以及图书、情报相关研究热点进行整理与互鉴研究,分析其研究主题和发展方向,以期为未来档案、图情学科及工作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建议。

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中的地方治理定位与地方立法权限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二十大提出的目标,建立现代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要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地方作为现代治理体系中的治理主体,其与中央共同担负着不同层次的治理任务,并且,地方因为拥有对地方事务的信息优势,中央无法替代地方从事具体的地方事务治理。现有的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体制存在治理成效不足、法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主要症结是中央与地方治理权限划分不清,地方积极性没有有效调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需要从立法问题入手,解决不能提供满足地方治理需要的法律供给问题。地方治理的实际客观上要求明确地方事务范围,由此定位地方立法权限。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既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要注意保持法制统一、中央的统一领导,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具体可以通过协商、备案审查,特别是完善司法审查保证法制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时期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构建:现实困境与路径探析

随着国家现代化治理战略的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治理工作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治理能力、建设现代治理体系成为“十四五”时期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历经多年实践探索,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作已取得卓越成效。但与此同时,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仍面临治理制度设计瑕玷、治理主体地位弱化、治理手段滞后的现实问题。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可从完善治理制度内容设计、满足多元治理主体地位需求、优化治理手段等方面出发,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早期萌芽——以1927年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例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重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推动人民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最早建立的大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对建立当时的上海人民民主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那时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制度齐名,共同形成中国近代最早的“三株珍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今天,有必要寻根溯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完善当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有益的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下党内法规体系再完善的实践逻辑与推进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下,党内法规体系的再完善需遵循阶段性完善和发展性完善辩证统一的制度和实践逻辑。一方面,党内法规体系需突破既有的阶段性制度建设成果,实现从“比较完善”向“完善”的跃升;另一方面,需要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衍生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的具体要求,推动制度更新再造,实现党内法规体系的再完善。具体而言,就是强化核心价值引领,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国、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中国特色”价值贯穿到党内法规体系再完善过程的始终,牢牢把握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这两个关键“密码”,持续推进党的领导和自我革命两个方面的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紧紧围绕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两大基本目标,着力完善党规国法衔接协调制度规范体系、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保障方面的制度规范体系。

法治现代化的本土变奏——当代埃及家庭法体系探源

埃及的家庭法体系是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产物。奥斯曼宗主国、西方殖民主义与本土现代化改革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埃及传统法律职业群体、司法实践与法学教育的持久影响,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新兴阶层、政治力量的兴起和政治文化思潮的变迁,共同推动了该体系的形成。埃及家庭法的法律内容、司法制度、法学教育模式等又对周边国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演化进程折射出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本土法律资源与移植而来的西方法律体系的艰难融合,也体现了现代化对传统的“再发明”和对其内在合理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