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若干逻辑——以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方言文学语言为中心

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有关五四语言文字建构的叙述,是以国语运动为主体的,关注的对象是语音,并将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运动局部性地加入对国语运动的历史描绘之中。胡适高度重视书写问题,以白话"文学"参与国语的建设,即是通过"国语的文学"途径达到创造"文学的国语"的最终目的。胡适表明了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整体逻辑,即以现代白话书写语言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五四中人对于方言、方言文学的见解,体现的是国语和国语文学寻求外在资源的问题。五四时期的语言文字建构逻辑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基本道路,之后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有局部的变化与话语言说方式的改变,但不可能出现整体性的颠覆,直至我们今天仍是如此。

白话报刊对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晚清时期的维新知识分子为宣传维新变法、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而创办的近代白话报刊不仅传播了近代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而且为促进白话文的传播、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现代国语运动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外来文化与中国白话文运动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白话文运动在20世纪初的发展,以接受外来文化为开端,以“国家”为话语中心,以反传统的立场使近现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民族传统文学根基的缺席,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导致民族主体意识不足,从而进一步弱化了接受中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民族焦虑感与身份意识。

再审新乡土建筑——读维基·理查森的《新乡土建筑》有感

在解读《新乡土建筑》一书导论的基础上,从概念、渊源、特征等方面入手,再次审视了当前多元化思潮中的新乡土建筑,旨在修正某些模糊认知。

汉语的欧化──历史与现状

汉语的“欧化”曾经对现代汉语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文章论述了“欧化”的来龙去脉：提出它的历史背景；同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围绕“欧化”的论争；“欧化”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以及这一论题归于沉寂的种种原因。

近代化视域下的话语体系变革——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之共性研究

如果抛开运动的发展过程的表象,并在近代化的视域下重新对比审视便会发现,历史境遇相似的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日本言文一致运动都是在推进近代化的浪潮中顺应变革的需求而发生的,至少在4个方面表现出底层的共性:(1)思维方式的变革;(2)话语权力的平等化;(3)文学的解放;(4)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些共性,两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近代化进程。

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语言研究

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研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此前语言的意义被限制在形式论的范畴,文学史上的语言变革被认为附属于思想变革。近年来,受到西方现代语言论的影响,人们认识到,语言既是思想,也是思维方式,文学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就是语言的变革。这种观念的转变导致了现代文学中语言问题研究范围的扩大与思考的深入。很多研究者从现代语言论出发,反思"五四"白话文运动在文学变革中的意义、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并对在"五四"语言变革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几个范畴,像语言的工具论与本体论、实用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区别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等都作出了深入的探讨和辨析。

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历史透视

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在白话文理论建设、提高小说等俗文学的文学地位、推动白话文普及等方面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并经过与复古派的争论和对封建文人的反击,使白话文的正宗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同时,白话文运动也存在片面性和不彻底性等问题。

穆特修斯“客观性”中的风土线索及现代意义

本文从风土建筑与早期现代运动的关系入手,以德意志制造联盟的重要成员穆特修斯的理论为切口,考察了"客观性"中风土建筑的英国来源。随后,追溯了这一出色概念在早期现代运动中的引领作用,以及此后结合社会新语境的演化。最后,文章将"客观性"的历史演变结果与最初的风土线索再作比较,提出"客观性"包含修正性的建筑思维方式,对现代性的完整理解和风土建筑的价值认知都能起到启迪作用。

近代语言革新与小说语体的变革

近代小说语体的变革与语言革新运动息息相关,在言文合一运动与国语统一运动前仆后继的推动下,近代小说语体实现了文言与白话的消长。在文白消长的过程中,白话语体吸收了传统文言的精华,接受了翻译语体的影响,又包容了文言与官话两种模式,呈现出众声喧哗的语体形态。近代小说语体变革的完成,为现代小说语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资源。

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

中国人使用的书面语言在近代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个过程漫长、曲折而又复杂,一批文化精英和官方携手推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变革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现代性含义,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科学理性的觉醒、普通大众的权利、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的白话文运动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阶段,从开始兴起到曲折发展再到最终取得胜利,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扬弃和新文化的再生,把中国和中国人带入了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性世界。

解放汉语:白话文引发的语文论争与汉字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

中国近代语文革新运动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同时包括了文体层面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层面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二者既相互支援,又彼此竞争。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的迅速推广引发了一系列围绕汉语发展水平的论争。经过讨论,新文化人达成了共识:汉语可以适应现代生活,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在此情势下,拼音化论者提出:汉语的不足应由汉字负责,要解放汉语,推动真正的白话文,必须废汉字。这就突破了拼音化运动自清末以来从汉字论汉字的思路,为拼音化思想增添了一个新的论证视角。这一事例提示了一个动态的"思想生态圈"的存在。注意"思想生态圈"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一个时代某一论域中各种主张的互动对某一特定主张的影响。

浅谈《文学论争集导言》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化处理

郑振铎的《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分期,对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文学论争的定性,对新文学运动群体性的历史书写,体现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视角及史化处理手法,对现代文学史写作及研究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中的风土建筑理论与实践

文章从风土建筑与现代性入手,针对启蒙现代性和工业革命对传统风土建筑的冲击,分析工艺美术运动对现代风土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首先引出工艺美术运动的历史溯源与风土传统;其次,解读理论构建者约翰·拉斯金与实践引领者威廉·莫里斯关于风土结合现代思想的延续性;结语结合现代风土建筑的理论和实践思考工艺美术运动的价值及影响,重拾其镜鉴作用。

试论近代白话文运动兴起的原因

一般来讲,研究近代白话文运动,大都要涉及探讨其兴起的原因,但恰恰是这个在白话文运动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其兴起的原因,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绝大数研究者都将白话文运动兴起的原因作为研究该运动的背景来切入,没有专门、详细的论述,因而,语焉不详。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以下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广大仁人志士在民族危机中,试图通过发展语言文化来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科举制度的废除,士人阶层的瓦解,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文言文的滞后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对付斯年白话文学观的再认识

现代白话文运动是在两个递进式的层面上操作运行的 ,一是破坏古典文言文 ,二是建构现代白话文。付斯年在五四时期提出的白话文学观对现代白话文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文言合一观、文法欧化观及文学人化观三个方面 ,具体论述了他的白话文学观。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新文化运动中语言革命的探讨

五四前后是一个过渡转型的阶段,白话文运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进行了更直接的语言革命。新文化运动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建立"活的文学";倡导白话文,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文学建设中重视内容实质,不徒有浮夸之形式。在理论建设之外,他们进行了文学创造实践并为自身的运动寻求合法性。白话文运动获得了身份认同、取得成功,同时也产生了一定负面效应。

跨语际交流和语言商品时代的语文改良:从晚清到五四

晚清直至"五四"时期的语文改良运动,与此间所发生的中、西以及本土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跨语际、跨文化交流密不可分,也与此间新的语文传播媒介及方式的兴起发达不无关系。无论是新教来华传教士还是本土文士,其语文改良策略及实践,大体上都经历过语文适应策略、语文分层策略以及民族共同语文策略这样几个阶段或层面。而作为语文改良终极目标的民族共同语文之诉求,或为理想,或为幻想,无论是在语文理论上还是语文实践中,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并事实上成为这一历史时间与空间中最富有诱惑力与号召力的语文精神符号。

“白话思潮”与“有声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随着声音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变革,近代中国出现了一场“声音”的转向。这一转向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启蒙救亡理想,并将其转移到作为传播工具的“声音”上。“白话文运动”“有声电影”都是这场“声音转向”的参与者,它们推崇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宣扬自由进步的价值观,推崇科学、民主、民族、大众的新的美学精神,推动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一方面,“白话文化”培养了近代民众的“听觉无意识”,为“有声电影”的接受和传播作了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有声电影”为“白话文化”建立了一个更为包容和多元的空间。在“有声电影”接受和普及的过程中,电影的“白话”被赋予形形色色的想象,寄寓着不同群体的政治诉求和家国理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出了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