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突围”的尝试:现代中国作家他传文创作之概观(1929—1937)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1929年至1937年间现代中国作家们的他传文创作,与同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的自传文创作相比,主要呈现出了如下四个基本特征:其一,就文体形式而言,短篇他传文繁荣,长篇他传文缺失;其二,就书写手法而言,“精神分析法”的运用;其三,就书写内容而言,他传作者“主体性”之进一步凸显;其四,就书写风格而言,叙事呈现出一定的“趣味化”特征。

中西文化会通与近现代传记文学新变——以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为例

王韬创作于1880年的《弢园老民自传》表现出与中国古代传记不同的质地,被看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优秀的传记,到清代中国传记表现出渐渐脱离史传向文学变化的趋向,直至后来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新的特征。以近现代江苏传记文学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在创作方面的新变,具体如下:第一,西学影响下的主体意识之变;第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第三,自传的兴起;第四,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第五,中国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中国近现代传记的写作和传播表现出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现代作家与大学新文学教育

民国时期,新文学在大学里生根发展,与现代作家对新文学进入大学的呼吁和实践密切相关。最初,大学里开设新文学课程屈指可数,主要是在国文课或习作课中赏析和尝试写作白话文字,这可看作现代作家大学新文学教育的起点。随着新文学的不断发展,新文学研究类课程的开设使新文学教育超越习作和赏析而走向以历史研究为主的学术化道路。虽然此时还没有完成史论评齐备的学科化建构,但在一批具有学科意识的现代作家的努力下,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已经呈现学科化的雏形,初步显示出了独立学科性质。

大学新文学教育合法性的确立——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课程研究

现代作家执教大学,相当一部分人开设过文学理论类课程,他们多持现代文学观念,留下不少讲义、著作,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化、知识化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本文详细分析现代作家在大学开设文学理论课程的情况,重点分析文学理论教材及讲义的编写出版情况,从而探讨此类课程在大学新文学教育合法性确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现代作家在文学理论课程中加入白话新文学,呈现现代文学观念,展示新文学教育的合法性。与此同时,现代作家对新诗、小说等文体进行分析鉴赏,不仅认可了新文学的艺术地位,也提升了新文学的学术价值。这些课程的开设在某种程度上将新文学转化为可供传授的知识,同时为将新文学引入大学教育体系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

近现代作家职业化转变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近现代作家的职业化转变,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历程。同时,这一历时近半个世纪的转变,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生存形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文学中心的移位、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并行、职业作家的自由与压力等等文学史现象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无不与作家的职业化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现代作家的故乡记忆与文学的精神还乡

中国现代作家的故乡记忆作为一种生命体验,凝聚着生命对过去的回忆和向往,从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和经验资源。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实,使故乡的回忆变得清晰和温暖,创作于是成为一种对故乡的怀念和精神还乡的形式。

秦地文学的世界性——试论陕西当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异质文化的关系

当今世界,文化的挑战已被视为全球化的最大挑战,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再造无法避免。作为我国文化与文学大省的陕西,涌现出了一批批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优秀作家。他们在创作中自觉地将外国、外族的优秀文化因子与传统文化的精髓融汇结合,用作品回答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大讨论中提出的种种问题。他们的创作是一种文化创造,不仅代表着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乃至现代化后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现当代文学的缩影,对本土文化的转型,对民族新文化的建构,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他们对陕西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北京形象的嬗变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仅带来了北京城市的改变,同时也造成了北京文化形象的多重意蕴和不断嬗变。西方文明冲击之下对于北京城市积弊的批判,现代物质文明中对于北京文化传统的再发现,外族入侵的国难里对于城市精神的重塑,都成为现代作家笔下北京形象描写的因子,同时作家也通过对北京形象的书写,不断塑造着北京城市新的精神和品格。

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可分为两种类型:信仰型和局部吸收型。对前者而言,无政府主义成为他们从传统儒教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过渡;对后者而言,无政府主义为他们的文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学与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大学。文学与大学结盟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文学创作者大多是大学的师生。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大学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多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创作家。大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又是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一身二任,使学术研究更富有灵性,又使文学创作更具有文化意蕴。大学成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气息,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诗意。大学与文学的结盟,实际上构成相互哺育的关系。

现代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存在同一性的思考

人既是社会的存在,也是自然的存在。在以关注现实斗争为首要任务的现代文学中,人与自然表现出一种持续的互动状态。生存主体面对社会动荡和理想飘摇,心灵视野不断拓展,既渴望逃离困境,又眷念家园故土;既向往现代文明,又留恋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原生态的自然存在。这种复杂现象曲折地表达了现代作家在探索人生和社会理想时的彷徨和清醒,其中既有现代性的追求,又蕴含现代性的反省与超越,显示出现代作家对外在世界独特的理解及接受方式。

由爱恨交织到决裂的心路历程——中国现代作家的对日认识

在现代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过程中,作家是一个主要群体。中国现代作家中的许多人,青年时代负笈东瀛,早年的留日经历,使他们对日本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形成了爱恨交织的情感基调。9.18事变和1.28事变,中日两国进入局部战争状态,迫使作家们面临艰难的思考和痛苦的选择。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形成了以邹韬奋为代表的激进派、以胡适及其《独立评论》派同仁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分野,鲁迅、蔡元培、周作人等也持有理性的态度,不断告诫中国的年轻人保持冷静。同时,巴金、陶亢德等人数度警告日本人。到了1935年之后,随着日本军部势力的步步紧逼,不论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认识到中日大战已然无法避免,中国现代作家的主流层面,经历了由惋惜到决裂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的对日认识,是爱恨交织、惋惜、再到决裂的三部曲。

滋生养育与感恩回报——浙东文化与宁波现代文学家互补研究

浙东是历代文人辈出的荟萃之地,"山岳气"概括了浙东民性的重要特点,浙东文化异端谱系中不轻信、不盲从、质疑、反叛的精神和强调现实精神、弘扬人的精神主体的文化传统成了宁波现代文学发生的内源性因素。宁波现代文学家之于浙东地方文化的意义,是以感恩回报的乡土情结,表现浙东民俗中的宗族之争,表现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无情解剖,表现了对宁波地方风情的描写等,丰富和促进了浙东文化的发展。

现代作家和编辑职业的互动关系研究

现代报刊文化事业的兴盛为现代作家从事编辑职业提供了可能,编辑职业既是现代作家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呈现他们自身文学主张、文化品格和审美追求的一种渠道。作家兼任编辑,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而且对自身创作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使得现代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现代作家乡土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

从眷恋乡土、家园意识、农民情结等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从招魂童年生活、实现精神还乡、物化宣泄欲望、外化创作激情等内在心理,从现代知识分子和作家为寻故土家园重建而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取向,从鲁迅乡土小说所确立的批判国民劣根性主题思想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现代作家乡土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

现代性语境下跨文化作家超越创伤的书写

与现代性语境相伴而来的是人的创伤感。遭受创伤,就必然要解释创伤。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创伤中独具优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个人有更多的机会生活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造就了跨文化作家,这个作家群体与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感关系密切。跨文化作家的多元文化视角是在创伤体验中形成的,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流亡情结,这也使跨文化作家获得了世界眼光。

论现当代作家对《红楼梦》的接受

现当代著名作家大都酷爱《红楼梦》,他们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家庭题材的承继;2.婚恋主题的偏爱;3.悲剧艺术的体认;4.人物系列的发展;5.艺术形式的借鉴。但由于对《红楼梦》自身的一些负面因素的误读和对其优秀成分未能全面地创造性地消化吸收,也限制了现当代作家的进一步超越和创新。

中国鬼文化:从文化整合到文学想象——《“幻魅”的现代想象——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读后及思考

肖向明博士的《"幻魅"的现代想象——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是探寻传统文化与作家关系领域中一部富于创见的新作。从史料中发掘新的材料,在中外文化互动中以对个案的考察而透视时代语境的力度,文化理论与文学实践相互凸显的方式,使得该著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形成了有效的弥补。同时,作者在对鬼文化的现代性考察过程中,贯之以文化转型和整合的宏大视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当代文化命运的发展也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母爱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

母爱作为童年经验的源头对现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现代作家不仅直接书写自己的母亲,而且撰写了大量以母爱为基调的作品,他们的创作从作品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审美情感的表达、艺术表现的特点等方面,都与童年时期对母亲的印象和所受母爱的影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而使其创作呈现出鲜明而独特的美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