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与制衡:北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线

北宋时期发展出一套与近代责任政府“神似”的独特治理体系,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习惯法”上升成了朝廷纲常——君权象征化,国家治理一旦有过失,则必问责,责任即由宰相们承担。北宋开国便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原则:(1)“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实则为北宋不可变的政治惯例,“虚君实相”的治理结构使得皇权表现出高度的谦抑性;(2)责任政府让皇帝“统而不治”,治权与政权高度分离,宰相拥有较高的行政权;(3)台谏在北宋的地位极高,对行政权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限制,形成了皇帝——宰相——台谏的并立局面。

清末民初留学毕业生考选制度探析

清末留学毕业生考选仿照科举制。即便在科举废止后,留学毕业生考选表面上参酌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具体措施仍大多仿照殿试成例。经由君主亲自操控擢用之权,通过殿试的留学毕业生成为天子门生。在政治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民国初期留学毕业生考选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考选章程及其实施仍仿清末旧制。通过政事堂考试,袁世凯选拔留学毕业生为总统门生。揽才揽权是君权思想在清末民初留学毕业生考选中的具体表现。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

法家如何看待欲望——以道儒法比较为考察路径

面对天下失序的时代困境,先秦诸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与治世良方。尽管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形态各异,但都将人的欲望视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突破口与入手处。道家人物老子采取以道观物的方法,致力于建构一种弱欲望、低成本支配下的社会治理模型。儒家孔孟依凭以善(仁、恻隐之心)观人的视角,强调当权者的道德感召与仁义教化,试图建构一种充满了德性修养的君子国家。荀子则直面人的欲望,并将其二分为不可去和不可尽,既强调养人之欲又引入了礼义法度、师法教化,试图将不可尽的欲望纳入合理、有序的范围内,以重新打造一个物欲平衡、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韩非既认同荀子欲不可去的立场,又在此基础上强调依据人的趋利避害之心来治国理政。如此一来,韩非便将人的欲望政治化和工具化了,法家视域中的人也随之成为了君王意志和国家利益的附庸。

论中国古代作为政治合法性理念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古代作为政治合法性理念的"天人合一"思想,常被统治者视为"法天而治"、"敬德保民"的"仁民"政治路线。倘若统治者无道无德无心无能保民,便实质上丧失了继续统治的权利。这一思想尽管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诸多政治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

古代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限君权"。这一特征与以色列民族古老的律法观念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以色列民族的传统中,律法来自耶和华的启示,具有神圣性。国王则与百姓一样,是律法的遵行者,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君权神授",而且其权力被认为是耶和华出于百姓现实需要的一种宽容,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传统认识的长期存在,是以色列民族立国后长期存在的以氏族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所决定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因,使得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历史上,不可能出现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也为"申命派"史家和先知们对民族诸王的评判奠定了现实基础。

“钺”考

"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兵器。它在各种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其形状与斧相似,却并非与斧一物。它的制作材料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它的形制与功用均体现出浓厚的文化色彩,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它不但是劈砍的兵器,砍头的刑具,还是汉代以来官员乘舆的重要仪仗,也是王权的象征,古代将帅常常是仗钺征伐。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论儒士政治角色的自我体认

"依附型合作"是笔者借鉴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而构建的一个概念,它为我们分析儒士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功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古代中国,儒士自始至终对王权的合法性、神圣性高度认同,但与之同时,儒家又认为自己是王权政治良性运作的支撑力量,是王道政治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是专制王权当然的合作者。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者是儒者对自身政治角色的基本定位。

天道观念下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建构——基于礼的视角

古代中国人就产生对"天"的信仰和依赖,因而中国古代君权"天"授的政治传统正是基于对这种民间合法性信仰的精准回应。但"天"本身是抽象而不可触摸的,于是盛行在古代世界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祭天之礼参与了这一合法性的构建:礼仪通过不断把天子是天和臣民中介人的观念灌输给民众,由此建构了一种虚拟的天地君的秩序,并又通过庄严的典礼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秩序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从而使君主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合法性得到天地等超世俗权威的认可,从而成为上承天命的合法领袖。

君主权力的继承与获取——欧洲政治历史的一种要害

通过分析君权神授、血统继承、选举产生、政变夺权和国际冲突决定五种方式,论述法国、德国、俄国、奥地利、波兰等国君主权力的继承和获取。通过继承,继位者将获得掌控一个国家的大权。就国内而言,某个王族或统治集团将掌握与支配这个国家的政府、财富、资源和军队;就国际而言,一个国家的国土、领地、属地、战略地位、经济,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地落到其他国家的手中,甚至会改变欧洲的政治格局。君位继承权,其实就是国家的统治权或王族的统治权,谋求这个权力,事关维护或丧失国家利益。虽有数种权力继承的途径,但要将这种权力继承变为现实还是重重困难,甚至将通过血与火的磨练。了解君主权力的继承,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的认识。

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

中国古代的君权合法性包括王朝的合法性和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早期国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诞生,君主制度的建立,君权合法性论证的开始。君权合法性理论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王朝"正统"观和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的君权合法性论证体系。

西周中晚期君臣体系的变化及其对王权的影响

西周时期的君臣体系,总体呈现出层叠架构的态势。其中,王臣的存在,对王权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但到了西周中晚期,这一君臣体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在体系内部,用王与一部分王臣之间的君臣关系发生了隔断,而王臣与他们的臣属之间的君臣关系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在王官系统内部,逐渐产生出新的君臣层级,且与此同时,个别王臣在王朝中的地位也发生变化。上述种种变化,从多个方面削弱和动摇了西周王权。

试论孙中山之考试权独立思想

考试权独立思想是孙中山王权宪法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在批判西方民主国家选举制度流弊和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方式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其内容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为了确保考试选官的真正公允,考试权必须独立,与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处于平等的地位;第二,考试制度应推广至如西方文官制度中的政务官,即侯选人需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被选举为人民公仆的资格。孙中山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级斗争属性,以及明显的个人意志的烙印,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变革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王权稳固的基石——从《孝经》思想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本是规范家族内部行为的孝跃升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理论武器。集中体现孝治思想的儒家著作——《孝经》,成为历代的治国经典。本文从《孝经》所指导的行为实践和所升华的核心价值两个层面,分析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进而成为稳固王权主义的坚强基石。

道家思想与汉初政治

道家思想主导了汉初“过秦”的思想论争。陆贾、贾谊和司马迁等人提出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来统领治国思想的主张。道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法家思想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汉初提倡把道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道家思想如何运用到解决汉初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一理论创新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解释,也体现了汉初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传统道家的一致性。在道家无为而治政治理念的指导下,与民休息政策的得以实践。但是,随着汉政权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和方向、君主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个人特征相矛盾。最终,道家没有完成君权神化的历史使命,走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礼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观——以唐律中侵害皇权罪为中心

中国传统法是一种礼治模式,礼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精神特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独特的秩序观。在古人观念中,礼被认为是对天的一种拟制,体现着天道的和谐精神,因而礼制秩序被视为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的自然推演。在礼制秩序的安排中,天子被视为交通天人的媒介,他通过祭祀天地来保障宇宙全体秩序的安定,实现人与神圣的神灵世界之间的和谐。正是基于这种特有的秩序观,唐律对侵害皇权的犯罪中处以重刑,不仅仅在于这些行为侵害了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天人秩序,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儒家民本法律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既有延续,又存在制度中的缺失。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一、"民"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和基础;二、教育是使"民"转化为"仁"的必由之路,其中"仁"又是一个社会达到和谐、自制的保证;三、儒家民本思想贯穿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得以缓解。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实践。

略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政治文化意蕴

作为王权统治中心的都城不仅是王权统治的象征物,而且集中体现了王权主义政治文化。都城的严整建筑形式包含着王权至尚思想、君临天下意识、礼制观念和天人感应学说等多种精神内涵,通过对都城形制、布局和建筑等的精心设计,以突显其王权统治的绝对权威,强化都城的政治中心功能和王权主义统治。都城的建筑形式与王权政治的精神内涵互为功用,密不可分。

“规约君权”还是“支持专制”——重论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易白沙所作《孔子平议》。《汉书》中班固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来概括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用"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来赞美汉武帝的政治决策。"独尊儒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仅出现一次,即南宋史浩撰著的《鄮峰真隐漫录》中提到:"下陋释老,独尊儒术。"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提议"的本义是"规约君权"而非"支持专制",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推明孔氏"是为了树立孔子的"素王"地位,确立儒家为汉代的意识形态。第二,"抑黜百家"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让国家的行政团体用儒家思想治国。第三,"教化天下"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题中之意,董氏此议力图使汉王朝成为一个"德治共同体"。董仲舒倡导汉王朝的意识形态统一于儒家思想,并不是要推行文化专制,而是要更好地"推贤进士"。

浅析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民权思想是戊戌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的产物。他的民权思想包含着对君权的尊重。梁启超认为，在中国，欲兴民权，必先兴绅权、重君权。他由此设计了在中国兴民权的具体方案。